敦煌文献

(重定向自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坚甘露元年(359年),最晚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这些图书由犹太裔英国人斯坦因带回到英国,目前敦煌文献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英语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等;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三件分别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赵城金藏)。[1][2][3][4]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868年),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藏于大英图书馆

历史 编辑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拣选文书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5],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1907年,英国人犹太族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取走24箱文献及5箱绘画、织锦与其它艺术品[6]。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换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大量的经卷。[7]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茂楠命护理陕甘总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8]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9];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不直接向学部复命,暗中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取走。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不少;这些文物经过儒官的精选,都是上等文物[10]

整理 编辑

 
敦煌文献《兔园策府》进行数字化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残卷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涅槃经》、《无量寿宗要经》、《佛名经》、《心经》等;另外还有敦煌本《坛经》首题《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学者胡适研究禅宗最大的依据。1926年,胡适还从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分别发现《楞伽师资记》的三个抄本(S2054、S4272、P3436);金久经从胡适处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日本人蓧原寿雄整理出《楞伽师资记校注》。1994年,方广锠依敦煌遗书的《心经》异本作修订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11]。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吐蕃赞普传记手卷写本第一页。

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吐蕃大事纪年》记载了650∼764年间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赞普传记》记载赞普与吐蕃历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详细列出了各地方势力的范围及其氏族,以及赞普世系,澄清传世文献中的混乱。[12]汉译本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13][14]

一说敦煌遗书为寺院弃藏,因为首尾完整的经卷很少,绝大多数均为残卷。现存58,000号汉文遗书中,约有一半为较小残片。敦煌遗书由于长期使用,难免有破损等情况。古人往往随便剪下一块其他废旧纸张,贴补在破损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遗书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盖大。少数如ZSD2081号有护首、原轴,完整保持卷轴装原貌更少。敦煌遗书出土后更有人为的撕裂。

下落 编辑

1944年,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66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的《天请问经》,还有新881号《尚书》等,都回到中国国家图书馆

李盛铎方尔谦晚年寓居天津,李盛铎死后,400余件敦煌遗书由其后代拿到日本,经敦煌学家羽田亨鉴定,全部入藏杏雨书屋。杏雨书屋现收藏总数已达700多号,成为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敦煌遗书后来流散于天津,一部分由周叔弢张叔诚等人收藏。周叔弢捐献256卷给天津博物馆

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藏13000余件,占三分之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亦占三分之一;其他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1. ^ 敦煌遗书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08-05-04.
  2. ^ 敦煌莫高窟與藏經洞的發現.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年4月29日). 
  3.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五大贡献. [2009-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8). 
  4.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ru.unesco.org. [2020-02-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2). 
  5. ^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
  6. ^ 130英镑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69, 1984 [2018-12-16], ISBN 978-0-87023-435-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All this had cost the taxpayer a mere £130. 
  7. ^ 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文物. 敦煌研究院. [2019-07-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25). 
  8. ^ 姜洪源. 藏经洞卷子流散之见证. 甘肃省档案馆. 2018-07-02. 
  9. ^ 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
  10. ^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言。
  11. ^ 伯希和《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列有《秦妇吟》,下署名“右补阙韦庄”。
  12. ^ 赵天英,杨富学,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13. ^ 王尧; 陈践, ཏུན་ཧོང་ནས་ཐོན་པའི་བོད་ཀྱི་ལོ་རྒྱུས་ཡིག་ཆ།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民族出版社, 1992年2月 [2018-12-18], ISBN 978-7-105-01177-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14. ^ 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年 [2018-12-09], ISBN 978-7-5423-096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参考书目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