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

变文，是中国唐朝受佛教变相艺术的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一种佛教通俗化、佛经再翻译的运动。由于佛经经文过于晦涩，僧侣为了传讲佛经，将佛经中的道理和佛经中的故事用讲唱的方式表现，这些故事内容通俗易懂，写成稿本后即是变文。变文有时书写在变绘上，两者统称“变相”。

变文多取材于佛经或中国民间故事，加以铺述改写。变文的取材，大体有三种：一是带有佛教故事的变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金刚经变文》、《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二是史料性质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第三是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文》、《董永变文》等。变文中多使用佛教语，如“多生”、“罗刹”、“涅槃”、“转世”、“知识”、“天女”、“天堂”、“帝释”、“佛国”、“净土”、“发善愿”、“阿耨池”、“五浊恶世”等。

发现

变文是近代才发现的重要文献。1907年五月，英国人斯坦因带了翻译者蒋孝琬到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为人重视。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是最早研究变文的拓荒之作，书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罗振玉则称“佛曲”。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于《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中国的长篇小说乃起源于佛教俗讲的变文，已经是一种公认的说法。

《降魔变文》（法国国家图书馆）

特色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影响

孟姜女变文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张𬸦的传奇《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崔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传奇到宋代、金国、元代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研究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

参见

• 佛教艺术
• 变相
• 文学体裁
• 中国文学
• 古代文学
• 佛教文学（佛教#文学、戏剧）

参考书目

•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
• 王重民《敦煌变文集》

研究书目

•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
• Victor H. Mair（梅维恒）著，杨继东等译：《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硏究》（香港：中国佛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 荒见泰史：《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
• 郭淑云：〈从敦煌变文的套语运用看中国口传文学的创作艺术（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