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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会议 (1922年—1923年)

此条目介绍的是1922年-1923年期间举行的关于土耳其的洛桑会议。关于1932年关于德国的会议，请见“洛桑会议 (1932年)”。

1922—1923年举行的洛桑会议为在瑞士洛桑进行的众多会议之一，旨在就取代先前的《塞夫尔条约》之案进行讨论──该条约现下不被由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新政府承认。[1]该会议于1922年11月开始，分别由来自大英帝国、法国、意大利与土耳其的代表。其中，大国民议会派出伊斯麦特·伊诺努、里扎·努尔（英语：Rıza Nur）及首席拉比柴姆·纳胡姆（英语：Chaim Nahum）作为谈判代表；英国方面则由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作为代表兼会议主持人。[2]

1923年出席会议的土耳其代表团（前排左四为伊斯麦特·伊诺努）

该会议进行了长达十一个月，期间也听取了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与法国的雷蒙·普恩加莱的发言。过程中伊斯麦特帕夏的顽固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当寇松长篇大论的批评土耳其的立场时，他就会干脆关闭其助听器，等到寇松讲完之后，伊斯麦特帕夏就会继续重申他的要求，并把寇松的批评当作耳边风。[3]

最终土耳其答应了英国的政治条款与其最关心的“海峡通航自由”；摩苏尔的地位问题则因寇松拒绝放弃将该地纳入伊拉克的一部分而被暂时搁置。[4]然而法国代表团并没有达成任何目的。1923年1月30日，法国代表团曾发出声明，表示条约法案只是基于讨论基础而已，因而使土耳其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1923年2月4日，寇松最后一次呼吁伊斯麦特帕夏签署条约未果后，他便中断了会议并在当晚乘坐东方快车离开。此后一直到同年7月24日才签署了《洛桑条约》。[5]

背景 编辑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强加给当时战败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塞夫尔条约》的苛刻条款中，包括要瓜分安纳托利亚土地的部分，该条款允许法国与意大利占领东南与西南的占领区，并将大部分的安那托利亚西部割让给希腊，并分别在东部与西南部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亚美尼亚与库尔德斯坦。此外，奥斯曼帝国将只有一支没有重型火炮、飞机与战舰的小规模陆军与海军，并且其预算将会由协约国财政委员会监督。对此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强烈反对这些条款，并决定要为了抵制条约而奋斗。[6]

在随后的土耳其独立战争中，土耳其军队击败了希腊，并与法国、意大利达成了停战协议，让其在安那托利亚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土耳其国家。[7]

初步会议 编辑

英、法、义三国选定瑞士的洛桑为讨论近东新政策的会议地点。而苏联代表应邀参加的唯一目的为重新谈判《伦敦海峡公约》。[2]在会议开始前，英国的寇松就对法国与意大利会提供支持的部分产生怀疑，他表示：“我之所以参加会议不是为了在第一天就察觉自己被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倒打一耙”。[8]为此寇松要求三国在会议前先进行三国初步会议，藉以达成初步共识，对此他草拟了一份英国的要求清单，并分成两个部分：其基本的要求包含保留希腊西色雷斯、海峡航运自由、沿海地区去军事化与在新条约批准前保留在君士坦丁堡驻军等等。其他可取措施包含保护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之措施、亚美尼亚人口初步保障、满足友军对奥斯曼帝国的债务要求、妥协与土耳其的未来经济、金融制度等等。[9]

1922年11月18日，寇松与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在巴黎进行长达五个小时的初步会谈，期间普恩加莱对其的目的进行了一番讨论后，勉强同意部分的内容。随后两人共同会见贝尼托·墨索里尼，后者因为本身对谈判总体没什么异议，很快就同意了这些要求。[10]

洛桑会议的第一个正式会议于1922年11月21日开始，由寇松本人担任会议主席，并设立了三个小组委员会。第一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涉及了领土与军事上的问题，第二项涉及财政与经济问题，第三项则涉及土耳其境内外国人的司法地位问题。本会议第一场由寇松主持，第二场为法国大使卡米尔·巴雷尔（英语：Camille Barrère）主持，第三场由意大利外交官加罗内侯爵主持。[11]

11月23日，寇松委员会开始议程，伊斯麦特帕夏发表了大篇演说，要求割让埃迪尔内郊区的卡拉加茨，该地为保留给希腊的西色雷斯的一部分。对此寇松斥责了土耳其人提出的过分要求。同时期还得到法国与意大利的广泛支持，并表示“在现阶段和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展现了令土耳其相当震机的坚定的盟军阵线，这可能为日后的行动产生决定性影响”。[12]然而这个冲劲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土耳其顽固的阻挠与后来意大利的让步使得谈判几乎陷入停摆。并且，苏联代表团在11月28日来到洛桑，代表为格奥尔基·契切林。他要求参加整个议程，当海峡委员会在12月5日开始时，苏联代表团还要求要关闭海峡，无论和平还是战时，任何土耳其以外的国家的军舰与飞机不得进入海峡。然而这两个要求最终都被否决，并将其抗议视若无睹。[2]尔后苏联大使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获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近东会议，而非正式会员，并且也没有得到瑞士的外交保护。[13]

12月16日，寇松打算在圣诞假期期间继续留在会议，藉以加速会议的结束。他打算起草一份初步条约，其中包含已经在与土耳其人的会谈上已经商定的要点，并邀请伊斯麦特帕夏接受或者拒绝该条约，并将其作为商定原则的声明。其余部分则由其余专家们填补。[14]然而在过了圣诞节后，土耳其对所有重要的条款逐渐转向强硬，并且还有传言称土耳其将对君士坦丁堡进行军事进攻，促使寇松转而寻求伊斯麦特的私会晤。寇松发现土耳其代表“对争论、警告与呼吁无动于衷，只不断的重复同样的套路，沉溺于同样徒劳无功的争论，提出同样幼稚的抱怨”。[15]

寇松后来原本打算向土耳其提交一份初步条约，但由于普恩加莱没有就向法国提出的条件的可接受性发出信函，使得其计划被进一步被阻碍。1923年1月中旬，莫里斯·邦帕德（英语：Maurice Bompard (politician)）代替生病的巴雷尔担任法国代表，他前往巴黎并普恩加莱交涉，并带着一份由普恩加莱口述的24个标题组成的文件返回会议现场。[16]此时，寇松提出“向土耳其人无条件投降”的主张，[17]并坚决拒绝接受任何“最后一刻的提议”，并决定了英国代表团离开会议的固定日期。他解释说在那一天，土耳其人将北要求接受/拒绝英国正在起草的初步条约，且不包含普恩加莱的任何修正案。[18]

当该草案在1月31日交给土耳其代表团时，伊斯麦特要求延期八天。在1月2日上午，协约国代表团再次举行会议，寇松在会上勉强同意进一步的修改投降书（英语：Capitulations of the Ottoman Empire）与关税，并放弃土耳其应缴的赔款，取消土耳其在色雷斯的驻军限制。[19]2月4日，土耳其人接受了草案上的所有领土条款，唯独摩苏尔有所保留，然而他们拒绝接受司法、经济与财政条款，并要求希腊对其军队在伊兹密尔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20]虽然协约国代表愿意进一步修改经济条款的内容，但后来土耳其仍然以对经济与司法条款不满意为由拒绝签字。[21]

根据报导，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伊斯麦特假装完全不懂最简单的命题，旨在为了迫使对方再次修改条约。对方对伊斯麦特的每一次警告、争论或恳求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最终谈判破裂，各方返回各自的首都去。[22]

决议 编辑

1923年3月初，一土耳其照会中就仍未解决的经济、财政与司法问题提出新的建议。寇松在恢复会议的基础上，接受了土耳其的建议，此外他排除了任何在已经接受的领土条款中进袭进一步修改的可能。1923年3月21日至27日，英、法、义、日朱家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中，讨论了协约国解决会议未决问题的标准。[2]

会议最终在1923年4月23日在洛桑重新召开，并再次设置了三个委员会：一由英国霍勒斯·朗博尔德（英语：Sir Horace Rumbold, 9th Baronet）主持，负责处里余下的领土问题与外国人权力问题；二由法国莫里斯·佩莱（英语：Maurice Pellé）主持，负责处里财政问题；三由意大利负责经济问题。会议的大部分程序上为高技术性，所以进展缓慢。法国再次要求土俺其向协约国赔款，尽管如寇松所指出的，协约国已于2月同意放弃赔款索求。[2]

任何与土耳其人就外国人在土耳其的未来司法制度协议都未达成。最后，土耳其坚持要求希腊就伊兹密尔战事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导致土希两国几乎因此再次爆发敌对行动。[23]4月24日，希腊代表团威胁土耳其人如果不答应以卡拉阿奇代替赔款的方案，他们会在26日退出会议。最后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介入下，其政府表示伊斯麦特将接受由卡拉阿奇代替赔款，前提是其他的问题必须被同时解决。最后在26日下午，在所有与会代表的呼吁下，伊斯麦特接受了这个妥协方案，同时协约国还做出了相当模糊的保证，称他们将进一切努力满足土耳其在其他问题上的要求。[24]

然而在寇松再次在7月6日对普恩加莱发出呼吁后，普恩加莱同意了英国的建议，即删除了有关债务利息的声明，而由协约国向土耳其发出单独照会来处理此事。在协约国与土耳其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讨论后，此问题终于获得解决。1923年7月9日凌晨1点30分，双方就债务利息、让步与土耳其批准合约后协约国对君士坦丁堡的评估达成协议。[2]

在协约国与土耳其终于在1923年7月24日才在会议全体会议上签署条约的同时，1923年5月10日，沃罗夫斯基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被俄国侨民莫里斯·康拉迪（英语：Maurice Conradi）暗杀，另有两名苏联特使受伤。康拉迪在审判中显得毫无悔意，并对适时几乎没有异议，很快就导致布尔什维克政府对其的道德控诉，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康拉迪被无罪释放后，瑞士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到1946年才恢复正常。[13]

洛桑条约 编辑

从会议的一开始，土耳其的处境就十分危险，因为国境有很大部分在独立战争中被摧毁，为此土耳其需要尽快结束战争，与欧洲建立正常关系，藉以重建、维持他们的经济。尽管伊斯麦特帕夏在会议期间极为顽固，并几乎让会议陷入停摆，但他主要都在威胁到土耳其的独立时才会这样。在没有触及土耳其独立核心的议题上，伊斯麦特最终都如了协约国所望，藉以确保土耳其在未来的经济地位，并且他也欣然接受了英、法对巴勒斯坦、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殖民统治。虽然伊斯麦特很想要消灭奥斯曼帝国的旧债（毕竟这对于新国家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但他仍然接受了按照比例把债务分给帝国继承者的作法。[25]

在独立问题上土耳其非常坚定，先前允许外国人在奥斯曼帝国拥有自己的司法体系、自己的邮局与其他治外法权的投降书与规则全被终止。外国人与少数民族将跟土耳其使用同一款法律，享有同样的权利。土耳其还特别允许建立基督教社会与宗教机构，但不允许建立独立的政治机构。[26]

此外，该条约还试图透过人口交换来纠正巴尔干全部人口遭到驱逐的情况。希腊人在安那托利亚生活了数千年，土耳其人在现代的希腊生活了至少五百多年，但希腊与土耳其都意识到两国人民已经再也无法和平共处。巴尔干战争的恶毒从根本上摧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宽容。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土耳其人在1878年后，特别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被驱逐；大多数的希腊人都在1922年时逃离安那托利亚。在洛桑会议上，希腊与土耳其同意重新安置留在对方国家的大部分穆斯林与希腊人。该交换只有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与西色雷斯的土耳其人被排除在外。[20]

摩苏尔问题 编辑

1923年2月4日，洛桑会议仍在进行之时，对摩苏尔地区提出主权的两个顽固派：土耳其与英国，都将这个争议从会议中搁置，因为这个僵局根本无法破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一直试图扩大在伊拉克、伊朗与土耳其周边的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藉以遏止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然而土耳其仍然认为，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种族统一、争议地区的大部分贸易是和安那托利亚进行、协约国对摩苏尔的非法占领及当地居民希望成为土耳其的一部分的自决存在──以上都是土耳其声称拥有该地区的理由。然而，寇松对于这些说法一一进行回应，他声称大部分人都是库尔德人，他们都有印欧血统，与土耳其人有本质上的区别；摩苏尔大部分是与伊拉克贸易而非安那托利亚；英国政府是受国际联盟的合法委托对伊拉克进行稳任统治；在战争前夕的19世纪，库尔德人一直频繁发动起义，这些都表明库尔德人不愿意成为土耳其的一部分。[27]英国最终把摩苏尔问题交由国际联盟裁决，裁决结果为双方都无权占领、控制该区域。至于库尔德人则随着被土耳其、伊拉克与叙利亚的瓜分，库尔德人自决的愿望也随之灰飞烟灭。[6]

作为土耳其对此让步的回报，国际联盟欢迎土耳其加入联盟，藉以完成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围堵。[28]

海峡问题 编辑

该会议中的海峡问题进一步凸显对布尔什维克蚕食的普遍偏执，尤其是协约国方面。战后，战胜国强加了《塞夫尔条约》，将海峡的控制权交给海峡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大国语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代表组成。然而随着土耳其在安那托利亚的势力恢复，条约在两年内就失效了。在专门讨论海峡问题的会议上，英国的寇松与苏联的契切林展开对决，后者要求在任何时候都禁止军舰通过海峡，恢复土耳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的全部主权，并有权不受限制地在其海岸设防。最终英国取得胜利，并在1923年7月4日颁布了《海峡公约》第一条，其中规定了和平时期与战期间的海峡过境与航行自由的原则。此外第四条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沿岸，以及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毗连岛屿都将实行去军事化。[29]

后续 编辑

洛桑会议在国际上正式承认了土耳其共和国的主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耳其实现了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的目标：获得西方列强的平等待遇，并在国际政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该条约确立了土耳其、希腊与保加利亚的边界，并促使土耳其放弃对十二群岛、塞浦路斯、埃及与苏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所有要求。在第三条中，土耳其还严格制定了南部边界，并割让了也门、阿西尔与包括麦地那在内的部分汉志领土。根据第25与26条，土耳其还将多瑙河上的阿达卡莱岛正是割让给罗马尼亚。并且根据第10条，土耳其放弃在利比亚的所有特权。[30]根据该条约，亚美尼亚人也失去了在东安那托利亚重建大家庭的希望，转而在苏维埃亚美尼亚获得一小块家园，并于1922年成为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6]

除了重新划分地理边界外，罗伯特·格沃斯来指出，会议批准的种族和宗教人口迁移产生不良后果，“其意义远远超出表面上适用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范围。该条约有效的确立国家政府可以以‘异类’为由驱逐大部分公民的合法权利。他致命地破坏了文化、种族与宗教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正是人们所向往的理想乡，也是欧陆帝国的大多数人在几个世纪来一直在努力应对的现实”。[31]

参见 编辑

注脚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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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3.0 13.1 The 'Conradi Affair'. Dodis: Diplomatic Documents of Switzerland (E-dossier). n.d. [2022-07-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1-20）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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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编辑

第一手文献 编辑

第二手文献 编辑

  • Hanioglu, M. Sukru (2008).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ckrill, Michael (1993). "Britain and the Lausanne Conference, 1922-23". The Turkish Yearbook,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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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goston, Gabor (2009).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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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cCarthy, Justin (2001). The Ottoman Peoples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Arnold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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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rschon, Renee (2009). "History’s Long Shadow: The Lausanne Treaty and Contemporary Greco-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Long Shadow of Europe: Greeks and Turks in the Era of Postnationalism: 3. Brill.
  • Xypolia, Ilia. Imperial Bending of Rules: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reaty of Lausanne, and Cypriot Immigration to Turkey. Diplomacy & Statecraft. 2021, 32 (4): 674–691. doi:10.1080/09592296.2021.1996711  . 
  • Zurcher, Eric J. (2004).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B. Tauris.

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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