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社会阶级

海地的社会阶层，是根据财富、收入、教育、职业类型以及特定亚文化或社交网络的成员对人们进行阶级划分，但在法属圣多明戈殖民地时期（1625-1804 年）以来，种族并未在决定社会阶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

殖民地时代

在殖民时期，法国人在圣多明戈强加了类似于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卡斯塔制度的三层社会结构。在社会和政治阶梯的顶端是白人精英 (grands blancs)。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是被奴役的黑人（noirs），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生在西非。在白人精英和奴隶之间出现了第三个群体，即自由人（affranchis），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白人奴隶主和女黑奴的后裔。一些被解放的穆拉托人从他们的白人父亲那里继承了土地，变得相对富裕并拥有奴隶（在圣多明戈，可能多达四分之一的奴隶属于自由有色人种）。尽管如此，种族守则使混血儿在社会和政治上低于白人。白人精英和黑奴之间还有贫穷的白人，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上优于混血儿，即使他们有时发现自己在经济上不如他们。

圣多明戈在1791年的519,000人口中，87%是奴隶，8%是白人，5%是自由人(黑白混血儿和被释放的黑奴)。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劣，被奴役的黑人死亡率极高，因此要不断输入新的奴隶来代替死去的奴隶。因此，在1791年海地革命时，大多数起义的奴隶是出生在非洲而不是圣多明格(只有奴隶的指挥官生于当地)。

海地革命改变了该国的社会结构。殖民统治阶级和大部分白人被杀害或驱逐，种植园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最早的黑人和混血儿领导人试图通过严格的军事控制来恢复依赖于基本自由劳动力的种植园系统，但该系统在亚历山大·佩蒂翁 (1806-18) 任职期间崩溃了。海地革命破坏了种植园，并在前奴隶之间分配了土地。通过这个过程，新的海地上层阶级失去了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而这正是殖民控制的经济基础。为了保持其优越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新的海地上层阶级不再从事农业活动，转而从事更多基于城市的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

19世纪的海地统治阶级由两个群体组成：城市精英和军事领袖。城市精英主要是一群受过教育、相对富裕且讲法语的混血儿。然而，军队是海地弱势黑人进步的一种手段。在与军队不断变化且常常令人不安的联盟中，城市精英统治著国家，并使农民远离国家事务。城市精英提倡法国的规范和模式，作为将自己与农民区分开来的一种手段。因此，法语和法式举止、罗马天主教和浅肤色是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精英们蔑视体力劳动、工业和商业，而青睐法律和医学等更上流的职业。

20世纪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但在政治上很重要的中产阶级。尽管社会流动性略有增加，但传统精英仍保留了他们的经济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继续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但到1980年代，这种孤立已显著减少。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经济困难导致许多耕种者迁移到城市寻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了城市下层阶级的规模。

上层阶级

在1980年代，海地的上层阶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控制了约44%的国民收入。上层阶级不仅包括三十多年没有控制政府的传统穆拉托人精英，还包括通过与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及其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政府的联系而变得富有和强大的个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帮助一些黑人进入了上层阶级的行列。其他人则能够向上移动，因为他们在工业或进出口业务中积累了财富。

传统精英在贸易、工业、房地产和专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他们被认定为“望族”的成员，这些家庭拥有几代人公认的地位和名字。作为精英的一员，还需要对文化有透彻的了解，尤其是法国的习俗。浅肤色和直发仍然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特征。法国姓氏在混血精英中很常见，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移民增加，将德语、英语、丹麦语和阿拉伯语名字引入了名册。

海地唯一被描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是阿拉伯裔海地人，他们是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商人的后裔，他们在19世纪后期开始抵达海地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地方。从一开始，作为成衣和其他干货的流动小贩，阿拉伯人就进入了进出口部门，引起了海地人和外国竞争对手的敌意。尽管如此，阿拉伯人仍然存在。许多人以法语和克里奥尔语为首选语言，成为海地公民，融入上层和中产阶级。他们以前被精英穆拉托家族唾弃并被排除在最好的机构之外，现在阿拉伯人开始与精英海地人通婚，并参与上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进入工业等。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在19世纪时基本上不存在。但在美国占领海地时期（1915-34），它变得更加明确。专业军队的建立和政府服务的扩大促进了海地中产阶级的发展。1920年代的教育改革、黑人性意识的高涨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浪潮也促成了阶级的加强。在1980年代后期，中产阶级可能只占总人口的不到 5%，但它正在增长，并且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强大。

穆拉托人精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统治了政府，并挫败了黑人中产阶级的政治抱负。迪马瑟·埃斯蒂梅总统（1946-50 年）上台时旨在加强中产阶级。至少在1970年代，杜瓦利埃政府还声称效忠于黑人中产阶级。在杜瓦利埃时期，许多黑人中产阶级将他们的经济安全归功于政府。然而，这一阶层的一些人从制度化的腐败中受益。

中产阶级的一些成员在1980年代获得了政治权力，但大多数人仍然缺乏安全感。海地中产阶级成员的标准包括非手工职业、中等收入、识字和精通法语。海地中产阶级为自己和子女寻求向上流动，他们认为教育和居住城市是获得更高地位的两个关键。尽管海地中产阶级试图效仿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憎恨精英的社会优越感和肤色偏见。中产阶级中最常见的矛盾是海地人的非洲传统和法国文化之间的冲突。

农民

海地的农民约占总人口的75%，与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不同，海地的大多数农民自19世纪初以来就拥有一小块土地(这是佩蒂翁土地改革的结果)。土地是最宝贵的农村商品，农民家庭不遗余力地保留土地并增加他们的财产。

农民一般可以控制他们的土地，但许多人对他们的土地缺乏明确的所有权。海地从未进行过正式地籍调查，但很可能许多家庭在没有更新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世代相传。男性和女性继承人均可平均分配土地导致农田变得太小而无法保证测量员的高成本。继承人在占有土地之前偶尔会对其进行调查，但更常见的是，继承人在社区证人和公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在他们之间分配土地。有些继承的土地没有分割，而是共同使用，例如用作牧场，或者由继承人轮流耕种。家庭通常出售土地以筹集现金以应付葬礼等意外事件或支付移民费用。购买者持有土地时通常持有公证文件，而不是正式地契。

农民根据拥有的财产数量划分阶层。许多农民以佃农身份耕种土地，有些人希望最终继承他们耕种的土地。一些佃农除了为他人工作外，还拥有并耕种自己的土地。完全依靠雇佣劳动的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很少。农业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可能会迁移到城市地区寻求更高的收入。富裕的农民通过控制资本和在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力来维持他们的经济地位。

城市贫民

城市下层阶级在1980年代初期约占总人口的15%，主要集中在太子港和主要沿海城镇。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阶层的增长。然而，工业增长不足以吸收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地区的失业和就业不足非常严重。这个群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下一代教育的承诺。尽管经济困难，城市下层阶级的父母还是做出了真正的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整个小学课程中都能上学。通过教育和政治参与，下层阶级的一些成员实现了向中产阶级的流动。

最贫穷的城市下层阶层生活在海地最差的卫生和健康条件下。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6年太子港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每公顷1,000多人的密度中。最贫困的家庭每人一天消耗的用水仅为7升，用于做饭、饮用和打扫卫生，他们花费了大约每天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获得它(逐次购买，因没水龙头)。对于其中许多家庭而言，1980 年代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

参考

Smucker, Glenn R. "Peasants". A Country Study: Haiti (Richard A. Haggerty, editor).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December 1989). This article incorporates text from this source, which is in the public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