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缩减地

(重定向自耶穌會集合化傳教村

耶稣会缩减地(英语:Jesuit reduction),又称耶稣会传道村耶稣会传道区耶稣会传道所,是17与18世纪耶稣会南美洲原住民建立的聚居地,主要位于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南里奥格兰德地区。

巴西的耶稣会缩减地圣米格尔传教团遗址
在玻利维亚康塞普西翁(圣克鲁斯)保存完好,用土砖装饰的教会

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在南美洲殖民地将原住民集中到“印第安缩减地”(英语:Indian reductions;西班牙语:reducciones de indios);葡萄牙语:redução (复数形 reduções)的社区,以传播基督教和欧洲文化。[1]

耶稣会在今日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国边界区域,针对瓜拉尼人建立缩减地。后来也在今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的部分区域建立缩减地。耶稣会教士试图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让美洲原住民在耶稣会士的带领下保持自治,隔绝于西班牙殖民者和西班牙统治之外。[2] 吸引原住民进入缩减地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缩减地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奴役与委托监护制的强制劳动。

在耶稣会和原住民酋长的领导下,缩减地在西班牙殖民帝国范围内具有高度自治。利用美洲原住民的劳力,缩减地的经济相当成功。应对班德兰特英语Bandeirante奴隶贩子的入侵,建立了原住民的民兵,有效反击葡萄牙殖民者。[2]但耶稣会在某些欧洲国家遭到压制(包括西班牙),1767年西班牙国王命令耶稣会撤出美洲,巴拉圭的缩减地就此终止。[3]

1732年,在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等国,耶稣会的三十个拉普拉塔河缩减地人口为141182人。玻利维亚东部的缩减地在1766年最高人口为25000人,[4] 位于玻利维亚的贝尼稀树草原(莫克索斯大平原, Llanos de Moxos) 的缩减地,在1720年有30000人口。[5]

耶稣会缩减地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乌托邦”[6] 和“基督教共产主义共和国”,但也有人批评他们经由瓜拉尼中间人,对原住民的生活进行“严格、严厉、吹毛求疵的管理”。[7].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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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在巴西的耶稣会教士
 
西班牙传教士何塞·安切塔是美洲最早的耶稣会士之一。

在16世纪,多个罗马天主教修会英语Roman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开始进行美洲殖民教化,将基督教传入原住民社区。殖民政府和传教士认为可以将无固定住所的原住民族集中在称为“集合化传教村(reduction)”的社区内,以有效地治理,征税、传教,从集合化传教村让美洲原住民接受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墨西哥称为 congregación,采取瓦斯科-基罗加英语Vasco de Quiroga主教与加利福尼亚地区方济各会的收养院模式。在葡萄牙治理下的巴西则称为aldeias。在殖民统治的法律下,美洲原住民被归类为未成年人,与儿童同等,以由欧洲传教士保护和引导救赎(皈依基督教)。[2]

成立于1540年的耶稣会,[8]道明会方济各会之后,约在1570年才抵达美洲,于是前往殖民的前线寻找机会传教。[9]耶稣会缩减地起源于 17 世纪初,当时主教利扎拉加( Lizarraga)要求派传教士到巴拉圭。 11609年,在菲利普三世的指示下,亚松森的西班牙总督和巴拉圭的耶稣会省达成协议。[10]耶稣会同意沿着巴拉那河的战略要点设立村庄,将原住民聚居,与西班牙城镇隔离。耶稣会教士则有十年免税优惠(之后又延长)。[10]传教任务持续了150年,直到1767年耶稣会被驱逐。政府的目的则是利用集合化传教村维护边境安全、让原住民接受欧洲文化。[10][11]

1609年,三名耶稣会教士在今日巴拉圭的圣引那秀市建立第一个传教村。往后的22年中,在瓜伊拉省(今日属巴西巴拉那州的西部三分之二地区)成立了15个传教村,分布范围广达100000平方公里[12] ,区内原住民人口约有100000人。[13]

建立传教村并非一帆风顺。瓜拉尼族的萨满巫师反对外来的新宗教,最初几年里有七名耶稣会传教士被原住民杀害。[14] 1618 年开始,一连串的的瘟疫在传教村中杀死数千名瓜拉尼人。瓜拉尼人聚居在传教村,反而有利于疾病传播。[15] 尽管如此,传教村很快就有 40,000 名瓜拉尼人居住。[16] 不过该区域仍有数以万计的瓜拉尼人未居住于传教村,仍然遵循传统生活与宗教。

传教村位于葡萄牙势力范围,1628年开始,来自圣保罗班德兰特英语Bandeirante奴隶贩子对传教村与非传教村的瓜拉尼人进行大规模袭击,摧毁了许多传教村,村内人口锐减;奴隶贩子认为聚居于传教村的瓜拉尼人是更容易下手的目标。1631年至1638年,耶稣会将幸存的传教村居民(约有12000人)向西南迁移到西班牙管辖范围,也就是今天的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三国交界处。[17] 该地区已经有耶稣会传教士,也有而遭遇类似事件而由乌拉圭和塔佩(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迁移而来的瓜拉尼难民。[18]有些传教村在1680年以后重新建立。[19]

 
今日巴西的巴那拉州的地图,棕色部分是当年的瓜伊拉省。耶稣会缩减地以十字标示。到了1638年所有的缩减地都遭遗弃,居民向西南迁移。

迁移后,耶稣会建立 30 个传教村,统称为拉普拉塔河传教区。到 1641 年,尽管有奴隶贩子和瘟疫,拉普拉塔河传教区仍有36190位瓜拉尼人。 此后近一个世纪,传教村内人口增加,到 1732 年达最大(141,242人)。[20]

1640 年代,瓜拉尼人迫切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奴隶贩子的侵害。耶稣会教士开始武装瓜拉尼人,在传教村内制造枪支和火药。[21] 传教区获得西班牙王室的许可,也得到一些武器,组织传教村印地安民兵,以抵御袭击。德兰特英语Bandeirante奴隶贩子跟着进入西班牙境内的集合化传教村。在 1641 年,瓜拉尼民兵在姆博罗雷战役(battle of Mbororé)击败了至少1500名葡萄牙奴隶贩子跟追随他们的图皮族人。[2] 瓜拉尼民兵最终扩充到 4,000 人,其中骑兵特别优秀,穿着欧式制服,携带弓箭和火枪。

经过一个世纪,在1750年签定的马德里条约英语Treaty of Madrid (13 January 1750),西班牙将乌拉圭河附近的土地割让给葡萄牙,包括乌拉圭河东边的东方传教区英语Misiones Orientales,使得这些传教村被划入巴西,原住民再度面临更具压迫性的葡萄牙威胁。耶稣会遵照条约,试图将集合化传教村的原住民迁移到乌拉圭河对岸,但在集合化传教村出生的塞佩提阿纳淤(Sepé Tiaraju)英语Sepé Tiaraju率领瓜拉尼民兵反抗,引起瓜拉尼战争英语Guarani War,击败了西班牙军队,1754年签署了瓜拉尼停战协议;这个胜利使得集合化传教村最终失败之日延后到来。但175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集结超过3000名的联合部队,镇压了瓜拉尼人;在战役与之后的屠杀中,超过1500名瓜拉尼人死亡。[22]

这时集合化传教村被认为是对世俗统治的威胁,而耶稣会在欧洲遭受越来越多攻击也影响了传教村的发展。集合化传教村在经济上的成功(虽然并不是像一般常描述的那么伟大),加上耶稣会的独立性,成为让世俗统治恐惧的因素。一些哲学家认为集合化传教村是高尚的野蛮人的理想社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以及卢梭(他并不是教会的拥护者),都提出赞赏。[23] 这些复杂故事被浪漫化,如同电影教会(1986年)所示,剧情与1750年代的一小段时间的事件有关。

 
1631年至1767年之间,位于今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的重要耶稣会缩减地地图
 
18世纪中叶,瓜拉尼骑兵

在1767年, 耶稣会被逐出英语Suppress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Spanish Empire and Naples西班牙王国,集合化传教村变成为奴隶贩子的袭击目标,或是被融入欧洲殖民者社会,渐渐消失了。有一些集合化传教村继续有人居住,但大部分都被弃置成为废墟。 阿根廷科尔多瓦是与集合化传教村有关的最大的城市,是非典型的西班牙殖民村落,早于耶稣会,当时是耶稣会的运作中心,有一所新教士见习英语novitiate中心和学院(现在依然是当地的大学)。 1767年科尔多瓦传教区被方济各会接管。

许多传教村已被宣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包括六个在玻利维亚齐规都斯的耶稣会传教区英语Jesuit Missions of Chiquitos,其它的则位于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等地。此外,有两种克里奥尔语图皮语(Língua Geral )英语Língua Geral亚马逊通用语(Nheengatu)英语Nheengatu language)起源于传教村中,其基础是瓜拉尼语,图皮语和葡萄牙语。

传教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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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24 年由集合化传教村两位耶稣会教士至做的出版物的封面,以瓜拉尼语书写

集合化传教村的高峰期,大约有15万原住民居住于40个村中,大部分属于瓜拉尼、图皮和齐规都斯英语Chiquitos族,以及在贝尼草原上的族群。

集合化传教村有标准化的规划:主要建筑物(如教堂、学院、墓地,中间还有广场)集中配置于宽阔广场的一侧,其他三面则是房子。每个村庄也提供房子给寡妇,还有医院和仓库。在广场的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和守护者的雕像。传教村的管理人由原住民酋长担任,但由耶稣会教士控制的。 每个集合化传教村至少有两名耶稣会教士,较大的传教村有更多教士。

一般认为集合化传教村的社会组织非常有效;大部分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有多余物品可以与其他社区交易;这带来了耶稣会教士利用原住民劳力获取巨大财富的印象。主要交易产品是他们的生牛皮和巴拉圭冬青(叶子可以泡成玛黛茶饮用)。最初是从野外采集,但后来进行栽培。有些原住民得到了交易技巧与和技能,甚至包括以原住民语言进行印刷(大多是宗教文字),一些插图版画也出自原住民艺术家。[24]实际上,传教村在经济上虽然成功,但难以说是耶稣会整体收入的重要来源。[2]耶稣会对于其所管理下的原住民的强制程度,以及允许原住民文化的自由程度,仍有争议。[2]

 
圣伊格纳西奥迷你(San Ignacio Mini )英语San Ignacio Mini,集合化传教村的教堂遗迹

主要建筑物,尤其是教堂,主要是经过培训的原住民工匠兴建的巴洛克式建筑。被遗弃两个世纪以后,虽然精心雕刻的木质装饰已经消失,遗迹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最初的建筑物通常是木造的,有时用灰泥装修覆盖,做成仿石材的巴洛克式建筑。后来如果资源允许,就使用石材建筑,有时规模庞大。玻利维亚传教村保留了最好的木造土坯教堂。马丁•施密德英语Martin Schmid神父(1694年至1772年),瑞士耶稣会在集合化传教村的领导人物,既是建筑师也是作曲家,为后期集合化传教村建筑和音乐方面做出很多贡献。[25]

传教村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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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仍有几个传道区的废墟留存,从中可见有一致的计划。在中心广场的一侧有教堂和库房,居民所居住的长屋则排列在广场的另外三面。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立隔间,但多个(可能高达一百个)家庭单位共用一个走廊和一个屋顶。 教堂是石头或优质木材所建,有高塔,精致雕刻和装饰华丽的祭坛,以及由意大利或西班牙进口的雕像。神父住所、办公处、马厩、军械库、工坊和医院,通常也是用石头建造的,在教堂旁边围绕形成内部广场。广场本身是利用几头羊维持草地平整的草坪。原住民的房子有时是石造,但通常是以土砖英语adobe或植物茎枝建成,有自制的家具和宗教的图片--一般也是原住民自制的。

传教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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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村的人口介于2,000到7,000人,小的传教村有两个神父,而较大的传教村的神父较多。 在早晨由孩童唱圣歌,随后是弥撒和早餐。之后众人各自工作。

耶稣会安排他们的新祭司领唱圣乐,并高举圣像行进到广场,社区每天在日出时进行这仪式。 沿路固定的间隔,设有不同圣人的神龛,他们在那祈祷,在神龛间吟唱赞美诗。 游行队伍前进途中,印第安人逐渐离去到各个领域进行工作,最后神父和侍祭与乐手独自返回。[26]:178f

中午,各工作组集合进行三钟经祈祷,之后吃午饭,午睡,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傍晚。

晚饭后,颂念玫瑰经后就寝。

阴雨天,众人在室内工作。社区也经常有节日活动,有战斗演习,烟火,音乐会和舞蹈。

除了主要农场,每个人通常还有自己的果菜园,用以种植蔬果或是饲养家畜,以及种植巴拉圭冬青。耶稣会教士也传入了欧洲商品和艺术。村中有时还有棉织布工,制革工英语Tanning木工,裁缝,帽子制造工,箍桶工英语cooper (profession),造船工,银匠英语cooper (profession)乐师和乐器制造工,画师,甚至于车工等专业人士。他们也有印刷机,以及手工抄写的手抄本[26]

在教士的监督下,传教村生产的物品(包括牛只)贩售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的市场。所得利益分配给共同基金,劳工和其家属。

传教村非常重视教育,因为对幼童的训练被视为未来成功的关键。 [26]:503 大部分的教学使用瓜拉尼语,迄今仍是该国的通行语言,但也教学西班牙语

瓜拉尼传教村的总人口 [27]
年度 人口 备注
1641 36,190
1700 86,173 1647年起稳定增加
1732 141,242 人口最多的时候
1740 73,910 瘟疫导致人口减少
1768 88,864 耶稣会被逐出
1801 45,637 缩减地衰退中

图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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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耶稣会士兴建的教堂,位于今日的乌拉圭境内,名为“Calera de las Huérfanas”的地方。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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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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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Caraman Philip. SJ. The Lost Paradise - The Jesuit Republic in South America.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75. ISBN 9780283982125. 
  2. ^ 2.0 2.1 2.2 2.3 2.4 2.5 Lippy, Charles H, Robert Choquette and Stafford Poole. Christianity comes to the Americas: 1492–1776.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2: 98–100. ISBN 978-1-55778-234-2. 
  3. ^ Ganson (2003)
  4. ^ Ganson, p. 53
  5. ^ Block, David (1994), Mission Culture on the Upper Amaz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 11
  6. ^ Gott, Richard (1993), Land Without Evil: Utopian Journeys Across the South American Watershed, London: Verso, p. 8
  7. ^ Crocitti, John J. (2002), "The Inter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f the Jesuit Missions among the Guarani",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No. 1/2, p.3. Downloaded from JSTOR
  8. ^ Ganson, 31
  9. ^ Bakewell, 258
  10. ^ 10.0 10.1 10.2 Gott, 29
  11. ^ Ganson, 35
  12. ^ Ganson, (map) p. 32
  13. ^ Saloman, Frank and Schwarts, Stuart B., eds. (199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Volume 3,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5
  14. ^ Ganson, p. 38
  15. ^ Jackson, Robert H. (2015),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thnic Survival among the Sedentary Populations on the Jesuit Mission Frontiers of Spanish South America, 1609-1803 Boston: BRILL, p. 63
  16. ^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Guaraní Indians,https://en.wikisource.org/wiki/Catholic_Encyclopedia_(1913)/Guaran%C3%AD_Indian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25 Oct 2017
  17. ^ Catholic Encyclopedia, Ganson pp. 42-46
  18. ^ Jackson, Robert H., "A Survey of Demographic Patterns in the Jesuit Missions of Paraguay", http://www.casahistoria.net/rhjackson6.htm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26 Oct 2017
  19. ^ Bakewell, 259-260; Ganson, 182
  20. ^ Jackson,"A Survey of Demographic Patterns...", http://www.casahistoria.net/rhjackson6.htm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26 Oct 2017
  21. ^ Sarreal, Julia J. S. (2014), The Guaraní and their Miss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33
  22. ^ de Ventos, 48
  23. ^ Haase, 412
  24. ^ Bakewell, 259
  25. ^ Martin Schmid, architect and musician.
  26. ^ 26.0 26.1 26.2 Graham
  27. ^ Jackson, Robert H, "Power, Population, and the Colonizations of the Fringes of Spanish America," http://www.casahistoria.net/rhjackson2.htm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5 Dec 2017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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