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号巡洋舰

历史舰船

重庆号巡洋舰英国皇家海军林仙级轻巡洋舰英语Arethusa-class cruiser (1934)的四号舰,也曾是中华民国海军最大的巡洋舰,亦是迄今为止曾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的唯一一艘轻巡洋舰。在1999年引进原苏联现代级驱逐舰服役前,该舰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获得最大的水面作战舰只。

重庆号
概观
舰种轻巡洋舰
舰级林仙级轻巡洋舰英语Arethusa-class cruiser (1934)(四号舰)
制造厂 英国朴次茅斯造船厂
动工1935年7月27日
下水1936年8月20日
服役1937年11月12日 英国皇家海军
1948年5月19日 中华民国海军
1949年2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结局1949年3月20日自沉
1951年5月16日打捞
1959年10月27日移交中国交通部
除籍195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技术数据
标准排水量5,270吨
满载排水量6,665吨
全长154米
全宽15.5米
吃水4.2米
动力4座“帕森斯”蒸汽涡轮引擎 (4轴)
燃油水管锅炉4座
功率64,000匹
最高速度32节(59公里每小时)
续航距离12,000浬(10节)
乘员500人
武器装备3座双联装6英寸/50倍径主舰炮6门
4座双联装4英寸/50倍径副舰炮8门
两座4联装40毫米口径高射炮
两座三联装533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1]
装甲舷侧(水线带):57毫米
弹药库:25-75毫米
主炮塔:25毫米
甲板:25毫米

历史 编辑

在英国海军服役 编辑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1930年代建造的“曙光女神号”轻巡洋舰(HMS Aurora 的意译,音译为“奥罗拉”,即罗马神话中的一位神祇),是一艘林仙级轻巡洋舰条约型轻巡洋舰 (同型舰4艘)。该舰于1935年7月27日开工,1937年11月12日竣工。标准排水量5270吨,最高航速32节,武备主要装有3座双联装6英寸 (152毫米) 口径主炮6门,4座双联装4英寸 (102毫米) 口径高射炮8门。当时总造价1,252,915英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卓著,曾击沉德国布雷姆斯号训练舰英语German_training_ship_Bremse,德国和意大利的驱逐舰十艘(另重创九艘)、扫雷舰三艘,登陆舰七艘、运输舰与商船二十一艘,意大利海军称她为“银色怪物”(Silve Phantom),二次大战中曾是英国海军大臣的旗舰,1943年曾担任英国国王访问马耳他岛的座舰,英国誉她为“皇家海军功勋巡洋舰”。[2]:81941年12月19日该舰曾在地中海的黎波里港外海触雷受伤,后修复。

赠与中华民国 编辑

二战结束后,1945年8月英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达成协议,为抵偿在香港损失的代为保管之中国海关缉私船舰(英国政府曾征用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躲在香港的中国海关6艘船只,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损失,中国政府遂向英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3][4],1945年8月决定将该舰作为赠与中华民国政府的船舰。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接舰官兵(领队邓兆祥)从上海出发,1946年12月13日抵达英国,展开训练。1948年5月19日在朴次茅斯港举行军舰交接仪式[5],赴英国接舰领队邓兆祥担任舰长。本舰在接收前曾由蒋中正亲自从“金陵”、“大同”、“重庆”三名中圈选出舰名“重庆”以示慎重。[2]:8

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与英国租借给中华民国的“灵甫”号驱逐舰 (原名为HMS Mendip) 从朴次茅斯港启程,英国海军部派遣一个由白宁顿上校为首的七人联络组随舰护航回国,该舰舰长邓兆祥认为该舰应由中国海军指挥,拒绝白宁顿护航的提议。1948年7月28日抵达香港,白宁顿离舰飞到南京向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告状,桂永清决定撤换舰长,派海军总部作战处长卢东阁接任,一到南京,桂永清就为此事指责邓兆祥。[2]:14-15停泊香港期间“重庆”号官兵放假上岸发生了20余名水兵逃亡未归的事件。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当时是中华民国海军最大的战舰。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曾到葫芦岛附近海面火力支援。

辽沈战役开打后,1948年10月5日中午,蒋介石在塘沽登上“重庆”号,在桂永清等陪同下于次日上午抵达葫芦岛,蒋介石在葫芦岛命令桂永清用“重庆”号的152毫米舰炮轰击塔山的共军东北野战军的阵地,协助东进兵团突破塔山救援锦州。蒋介石布置完后,于10月6日下午乘“重庆”号回到塘沽。10月9日,“重庆”号从塘沽驶往秦皇岛,向平山营等处共军炮击。10月13日,“重庆”号用152毫米舰炮轰击西海口、大红营子、高桥等地共军阵地,塔山地区一片火海。10月14日,“重庆”号和“太康”号继续炮击塔山、上坎子等地。“太康”号驶到离海岸3000多米的海面,向共军阵地开炮。10月15日,“重庆”号向塔山炮击,“永胜”号等舰进入锦州湾作战,国军独立第95师利用舰炮掩护,多次发动人海战术冲击塔山,遭共军顽强阻击。10月16日,“重庆”号向上坎子、大红营子炮击,“太康”号到烟台督运国第39军来葫芦岛增援。10月17日,国军陆军停止向塔山进攻,海军“重庆”号、“永泰”号、“永胜”号、“永康”号继续轮番向岸上炮击,直到10月20日才停止。10月21日,“重庆”号、“永泰”号、“永胜”号、“永康”号等4舰到营口海面用炮火支援国军第52军夺取营口。10月28日,“重庆”号在辽河口外掩护舰船进出辽河,必要时炮击营口市区,掩护第52军撤退部队;“永兴”号、“太康”号驶入辽河,泊于西炮台附近掩护装运,俟殿后部队登船启运后,再逐次退出辽河;“联利”号、“中基”号、“中鼎”号、“中建”号4舰入港,协运人员、马匹及物资,“宣怀”号及各中字轮入港载运部队,“海菲”号、“渤海”号则停在辽河口外,以待驳运;派兵控制港内帆船作为驳运和殿后部队撤退之需。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编辑

1949年2月25日时,重庆舰上的部分官兵形成的秘密组织决定加入中共,是为重庆号事件,该舰舰长邓兆祥率领574名官兵在上海吴淞口宣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向北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山东烟台。2月26日晨到达烟台。中华民国国军派出飞机轰炸重庆舰,由于舰长等高级军官被带离,舰上官兵一度发生秩序混乱。邓舰长回舰后,在该年3月4日驶往葫芦岛,并遭受由国军杨涌涛队长带领从青岛起飞的轰炸机多日连续轰炸,有多处被命中,艉部受损,于该年3月20日1时,自沉于葫芦岛港内。

打捞与拆解 编辑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重庆号舰艇打捞委员会,决定打捞重庆号。

1951年4月,打捞正式开始,5月16日,重庆号打捞出水。1951年6月19月重庆号被拖至大连中苏造船厂进行维修。当时领导人贺龙周恩来(1951年7月1日)、朱德(1953年9月)、彭德怀叶剑英刘少奇(由邓小平陪同,1955年秋)先后登舰参观。经苏联专家认为重庆舰上原有武器装备无修复价值,整修将耗费巨大,1954年海军决定停止修复,随后被拆卸,部分仪器抵偿打捞费用运往苏联,部分交由清华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为研究教学使用。

1957年5月解放军海军批准该舰报废,“重庆”舰的2部主机处理给浙江省电业厅驻沪办事处;4台锅炉分别处理给天津供销合作社、湖北省商业厅和河南省工业厅。火炮移交军事院校作教具。

1959年10月27日,海军将舰体移交给交通部上海海运局的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拟将现泊在大连港的“重庆”号舰舰体拨交上海打捞局以增强打捞力量”,拖往上海,先后停泊于上海船厂、江南造船厂码头边,后较长时间系于黄浦江白莲泾段江中。上海打捞局于1960年拟定对“重庆”舰的改装方案,将1959年6月从江阴水下封锁线中打捞起来的“海蓉”军舰上的主机设备修复后装入“重庆”舰,并增加必要的救护、打捞设备和工具,使“重庆”舰改装成中国第一艘海洋救护打捞工作船,并拟请江南造船厂承担改装。估计改装费用为人民币300万元左右,当年实际在该轮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7.6万元。以后因中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改装工程遂取消。1965年6月,“重庆”舰舰体又调拨给新成立的天津641工程指挥部(即今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住宿生伍德船。改名为“北京”号,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解体。

“重庆号”巡洋舰的舰名铜牌和船钟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6] 2013年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东山发现重庆舰的4吋炮。[7][8]

舰名传承 编辑

1978年,由大连造船厂建造的第四艘051D型驱逐舰(即旅大级)后来被重新命名为“重庆”号[9]。本舰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两次重复命名的一线主力战斗舰只。

起义人员 编辑

1985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统请字〔1985〕第23号《关于解决部分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工资待遇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认定了重庆舰起义有重大贡献(指发起、组织领导或参加领导起义)人员名单,[10]包括邓兆祥、王颐桢、陈鸿源、张启钰、武定国、洪进先、刘懋忠、睦世达、王元方、于家欣、王洛、韩师忠、范咏、赵嘉堂、赵振亚、任振修、赵旭、秦咸周、孙国桢、李铁羽、周正、王宝林、郑希平、孙迺昌、王斐、陈英、曾瑞森、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王继挺、王淇、杨际和、虞顺生、李明阳、吴楚波、唐万钰、黄振蠡、卢贤举、丁宪武、郑光模等人。

参考文献 编辑

引用 编辑

  1. ^ 马幼垣. 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新詮. 联经出版. 2009-06-01: 454. ISBN 978-957-08-3418-5. 
  2. ^ 2.0 2.1 2.2 陈降任. 細說重慶號巡洋艦 (PDF). 海军军官季刊 (海军军官学校). 中华民国103年5月, 33卷 (2期): 8–16页 [2017-10-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8-11). 
  3. ^ 斯卡莱特备忘录;英国外相贝文致驻华大使施谛文,1948年5月18日,F.O.371/69610/F7162/,P.R.O.。
  4. ^ Treaty Series No. 39 (1948) - 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for the transfer of certain British naval vessels to China (PDF). UK Treaties Online. 1948年5月18日 [2017年10月21日].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年7月9日). (英文)
  5. ^ 现代舰船,2013-9B。
  6. ^ 老兵口述“重庆号”的那些事儿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3-10-15.
  7. ^ 现代舰船,2013-11B。
  8. ^ 大连日报2021年4月16日A09版《与“重庆”舰来一次交错时空的邂逅》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21-04-18.
  9. ^ 邹德涛, 肖建平 & 周巍 2018,第83页
  10. ^ 1985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统请字〔1985〕第23号《关于解决部分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工资待遇等问题的请示报告》”联合发文. [2015年3月12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8月31日). 

来源 编辑

书籍

参见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