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

某个地区、某个年龄层等群体的共同记忆
(重定向自集体回忆

集体记忆(英语:Collective memory),或集体回忆,是指一群人集体的共同的记忆,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霍布瓦克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个人记忆区分开。 如同个人在情境中能够有个体的回忆,一群人(人民或人类)被赋予共同回忆。集体回忆被理解为这样一个群体的框架:它构成了成员中群体特定行为的基础,因为它使个体能够呈现出共性。集体回忆是指基于文化经历的当前社会和文化关系,单独对一群人产生影响并传递共同知识。

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这个讨论由阿斯曼英语Jan Assmann延续,他写下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文化记忆)[1],较近期的学者如保罗‧康纳顿英语Paul Connerton的著作《社会如何记忆》[2],把这个概念再伸延,认为人类的身体就是记忆的保留和繁衍这种集体过程所进行的地方,而皮埃尔·诺哈英语Pierre Nora研究地方与空间(lieux de memoire - 记忆的场所)在集体记忆中的角色有很大的贡献;他说:

“一个‘记忆的场所[3]’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英译为the work of time)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这里所指的是法国社会)。”[4]

集体记忆与纪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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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中国的各种抗战纪念馆及解放纪念建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国家或民族的所建的纪念建筑可以部分地代表着他们的集体记忆,他们用纪念建筑来纪念些什么,又或不纪念些什么,都能反映他们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亦由“再现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 即文字、图片、影像等)的不断制作而得以持续。在这个媒体时代,特别是由于过去十年数码化的不断发展,出现大量的“二手记忆”(second-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制作甚或重新建构,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现形式”的挑战和质疑。今天的集体记忆跟古代口述文化的集体记忆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当时还未有印刷技术或运输交通这些促成想像的共同体(由班纳迪克·安德森提出)形成的要素,不像今天人们会跟从来不认识的人也分享著一种共有性和继承传统的意识,就像我们会感到跟来自同一个国家、地区、城市或民族的人有一种“血缘关系”。

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此一概念,并将集体记忆分成“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两种,前者是描述个体亲自经历事件的记忆;而后者则是描述透过书写记录、影像、纪念日,及法定节日等形式传承的记忆。自传记忆会随时间淡忘,透过转化为历史记忆的形式才得以存续[5]

霍布瓦克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之后,一直被人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和延伸: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体记忆相对的“被收集的回忆”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记忆本质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进行收集以及因人而异的。而阿斯曼(Jan Assmann)则发展出“传递性回忆”,一种建基于日常通讯交流的集体记忆的分枝;回忆在这种形态下跟在口述文化中的类似,都是从口述历史的过程中被收集和变得“集体”的;阿斯曼也提出集体记忆的另一些形态,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区隔开来,可以被实物化和固定下来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纪念建筑。

各国家/地区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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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集体记忆背景是曾受联合王国统治,粤语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文化,曾经庞大的电影产业,后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所组成。

集体记忆在1990年代后期在香港开始广泛应用。自2006年11月香港政府清拆被认为有集体记忆的爱丁堡广场码头(旧中环天星码头),香港人对集体记忆的关注度更大幅增加。2007年1月,香港政府更提出将集体记忆作为是否清拆香港历史建筑列入参考因素之一。

有学者指出不同的政治团体可以利用集体记忆去营造政治议题,这一种集体记忆应称为“创造记忆”(invented memory)[6]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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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湾曾受日本殖民统治,同时也是闽南客家台湾外省人台湾南岛民族文化的混合集中地,再加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亲近,而发展出的集体记忆。台湾有许多群体记忆是跟随经济发展、反共政治、社会民主化而来的,但因为族群间的背景差异,各种集体记忆的建立是建立在冲突磨合上,因此产生既兼容并蓄,又相互排斥的现象。有些集体记忆是晚近才建立起来,但也有些集体记忆(如日本殖民时代)会随着成员的凋零而遗失。此外,台湾的集体记忆有一部分还根植于农业(如糖业铁路、高山茶、原住民小米田等);台湾的高级文化服务业都构成各异其趣的集体记忆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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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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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振邦. 集體回憶香港地. 香港: 阿汤图书. 2010年. ISBN 9789628787814 (中文). 
  • 任正文. 一個人的集體回憶:香港歷史漫步. 香港: 天地图书. 2008年. ISBN 9789882118003 (中文). 
  • 刘智鹏. 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香港: 中华书局. 2009年. ISBN 9789628930685 (中文). 
  • 刘智鹏. 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體回憶. 香港: 中华书局. 2010年. ISBN 9789628930364 (中文).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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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Verlag C.H. Beck. 2007. ISBN 9783406568442 (德语). 
  2. ^ 保罗‧康纳顿. 《社會如何記憶》. 南方日报. 2000年12月. ISBN 9787208035812 (中文). 
  3. ^ 有译记忆场域/记忆之乡
  4. ^ Sites of Memory. wayback.archive-it.org. [2021-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20. 
  5. ^ 郑得兴. 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下的記憶與認同─ 兼論捷克歷史教科書之觀點 (PDF). 台湾国际研究季刊. 2015, 11 (1): 97-115 [2021-07-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7-16). 
  6. ^ 社會縱橫:集體回憶?我們都錯了! (曾家輝). 文汇报. 2007-02-22 [2012-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3-14).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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