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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誓

印度尼西亚电影
关于印尼文名称相同的虚构恐怖组织，请见“细胞分裂：明日潘多拉”。

《血与誓》（印尼语：Darah dan Doa，IPA读音：/daˈrah ˈdan doˈa/），或译作《鲜血与祈祷》，在印度尼西亚以外放映时又称为《大长征》（英语：The Long March），是一部在1950年上映的印尼战争片，由乌斯玛尔·伊斯迈耳（英语：Usmar Ismail）执导、监制，故事讲述苏达托上尉带领西利旺义师（英语：Kodam III/Siliwangi）向西爪哇省前进的经历。印尼政府和民间经常把这部电影视为印尼民族电影的开端，并把本片的开拍日——3月30日定为国家电影日。

血与誓
Darah dan Doa
基本资料
导演乌斯玛尔·伊斯迈耳（英语：Usmar Ismail）
监制乌斯玛尔·伊斯迈耳
编剧
主演
配乐G·R·W·辛苏
摄影马克斯·德拉（英语：Max Tera）
剪辑佐汉·夏弗里
制片商印尼民族电影公司（英语：Perfini）
片长128分钟
产地 印度尼西亚
语言印尼语
上映及发行
上映日期1950年
发行商光谱电影公司
预算35万盾

伊斯迈耳在制作本片期间，曾遇到资金困难，令剧组几乎要停止拍摄，之后他从一名华裔电影院业主获得资金，并以35万盾完成整部电影。他本来打算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本片（但未成事），然而片中讲述的议题在军方和民间引起争议，结果这部电影经过删减处理之后，才能够在电影院恢复放映。最后这部电影在印尼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却得到后期影评人的好评，伊斯迈耳本人也因为这部电影而获得“印尼电影之父”的称号[1]。

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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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利旺义师（英语：Kodam III/Siliwangi）本来是一支驻守在西爪哇省的部队，后来在1948年《伦维尔协定》生效后撤到中爪哇省，并于不久后前往东爪哇省茉莉芬，平定共产党叛乱，杀害多名印尼共产党党员。休息期间，西利旺义师指挥官、上尉苏达托（Sudarto，德尔·朱扎尔（印度尼西亚语：Delma Juzar）饰）认识了一位来自万隆的印欧裔（英语：Indo people）女子康妮（Connie），两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不过，荷军之后发动第二次警察行动（英语：Operation Kraai），进攻印尼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日惹，因此苏达托不得不带领部下和妇孺向西部进军，展开超过200千米（120英里）的征程，和康妮分道扬镳。他们在夜间和凌晨行军，在白天休息，一路上除了要解决温饱问题、物资补给的问题，还要躲避荷军的空袭。与此同时，苏达托也开始对护士维迪娅（Widya）产生好感。

 
西利旺义师在电影里作战的情景

行军期间，西利旺义师的士兵来到了一条村庄，还遇到了一个村民。他说，这条村子刚被荷军烧毁，村民不是跑到山上，就是被荷军抓走，只有他留在那里。之后，西利旺义师按照生还者的指示，来到附近另一条村庄，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还获得了他们急切需要的粮食补给。大家安顿好之后，苏达托就和维迪娅散步，却引起了下属的不满。他们才睡上一夜安稳觉，第二天早上就被村民突袭，原来前一晚为他们站岗的村民都是“伊斯兰之家（英语：Darul Islam (Indonesia)）”武装组织的成员。虽然苏达托被村长开枪打伤，不过西利旺义师的士兵们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苏达托之后也命令村长的儿子对村长执行枪决。

离开村庄后，西利旺义师继续西进。有一晚，苏达托的副手阿当（Adam）告诉他，部队内部对他和维迪娅之间的恋情议论纷纷，之后还跟苏达托吵了起来。维迪娅无意中听到争吵过程之后，便向他们说明去意，但是部队在第二天早上遭到荷军伏击，维迪娅、阿当等多人就此中枪身亡。在西利旺义师陷入险境之际，苏达托主动提出到万隆获取部队非常需要的补给，并把西利旺义师的指挥权交给里奥（Leo）代理。来到万隆后，他首先跟提供补给的独立斗士见面，然后和康妮叙旧，最后却被荷军逮捕。

苏达托在监狱里遭到虐打，同时也开始对过往的行为（特别是玩弄女性的往事）感到后悔。他在荷兰承认印尼之后出狱，虽然妻子离开了他，国民军也以治军无方为由，对他展开调查，不过他和里奥见面之后，总算知道了西利旺义师平安到埗的讯息。苏达托之前在茉莉芬杀害了一名共产党员，最后他的亲戚趁苏达托在晚上翻阅日记的时候，跟他搭话、争吵，然后开枪把他打死。

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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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兼监制乌斯玛尔·伊斯迈耳（英语：Usmar Ismail）

《血与誓》的导演乌斯玛尔·伊斯迈耳（英语：Usmar Ismail）本来是记者、剧作家，在1945年印尼独立后也参加过印尼国民军。他在1949年为安查尔·阿斯玛拉（英语：Andjar Asmara）执导的《小村女（英语：Gadis Desa）》担任助理导演，并于同年为荷兰殖民政府资助的南太平洋电影公司（South Pacific Film Corporation）完成两部执导作品《芝特拉（英语：Tjitra）》和《宝藏》（Harta Karun）[2]。不过，伊斯迈耳在这两部电影里更像是方言教练（英语：Dialect coach），创作过程的主导权也落在摄影师A·A·登宁霍夫-斯泰林（A.A. Denninghoff-Stelling）的手上[3]。1949年，荷兰政府在为时数个月的海牙圆桌会议（英语：Dutch–Indonesian Round Table Conference）结束后，签署《海牙圆桌协定》，承认印尼独立，同时伊斯迈耳也开始和南太平洋公司其他员工讨论另建制片厂的事宜，并于一年后把计划付诸实行[4]。《血与誓》是伊斯迈耳主导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他选择把诗人西托尔·西杜莫朗（英语：Sitor Situmorang）之前发给他看的一部短篇小说改编为这部电影的剧本。他后来说过，自己之所以觉得这部小说有趣，是因为它“如实讲述人类的故事，而且不会变成劣质的宣传品[a]。”[5][6]

本片的制作人员还包括摄影师、前南太平洋公司员工马克斯·德拉（英语：Max Tera）、化妆师兰查（Rancha'）、美术设计师巴素基·里索博沃（英语：Basuki Resobowo）、配乐家G·R·W·辛苏（G. R. W. Sinsu），剪接师佐汉·夏弗里（Djohan Sjafri），以及两名音效师夏瓦鲁丁（Sjawaludin）和E·萨姆巴斯（E. Sambas）[7][8]。伊斯迈耳利用他在军中的人脉得到国民军不少人员（特别是萨多诺上尉）的技术协助[9][10]，并模仿罗伯托·罗塞里尼、维多里奥·狄西嘉等意大利导演[11]，特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有才干的新脸孔[b]”，结果参演本片的大部分演员都是看到广告后应聘的新人[12]。本片的主人公苏达托上尉由法学生德尔·朱扎尔饰演[13]，其他演员还包括艾拉·贝尔根（Ella Bergen）、法丽妲（Faridah）、埃迪·莫瓦德（印度尼西亚语：Aedy Moward）、阿瓦鲁丁·查敏（Awaluddin Djamin）、拉登·伊斯迈尔（Rd Ismail）、苏珊娜（英语：Suzzanna）、穆拉迪（Muradi）和罗西汉·安瓦尔（英语：Rosihan Anwar）。[14]

 
男主演、苏达托上尉的扮演者德尔·朱扎尔（摄于1953年）

1950年3月30日，伊斯迈耳在西爪哇省苏璜（英语：Subang, Indonesia）展开本片的拍摄工作[14][15]，当时他只有29岁[16]。一天后，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厂——印尼民族电影公司（英语：Perfini），负责电影的拍摄工作[17]。和之前的作品不一样的是，伊斯迈耳一开始拍摄这部电影，就要面临严重的资金和技术难题[18]：他在拍摄《芝特拉》的时候花了67,500盾，但是在《血与誓》开拍的时候，他筹募到的经费只有3万盾，之后还要拿出超过一半的资金，在雅加达租用国家电影制片厂（英语：Produksi Film Negara）（南太平洋公司的后继者）的拍摄场地和制作设施。制片人员前往苏璜时，坐的是破旧的小巴，拍摄的时候，使用的是老旧（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埃克利式摄影机[4]，期间工作人员还需要身兼多职[9]。

引致拍摄进度落后的原因还包括人为因素。伊斯迈耳等制作人员本来打算用逼真的方式呈现电影中的所有事物，体现现实主义的风格，到后来，他却发觉“电影要从已有的事物创造新的现实，令观众信以为真，其实是一门‘以假乱真’的艺术[c]”，并承认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19]。另外，德尔·朱扎尔等三名演员为了争取法丽妲的爱情而发生冲突，演员们也就如何扮演角色的问题和伊斯迈耳争论，于是伊斯迈耳便告诉他们，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去演出就行。[19]

拍摄期间，伊斯迈耳每晚都会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扩写，然后用打字机撰写拍摄剧本（英语：shooting script）。剧组每天完成拍摄工作后，他也要把拍摄成果传回国家电影制片厂，然后向台前幕后人员放映他在那里取得的原片（英语：Dailies）[9]。有一次，伊斯迈耳在上述的放映活动上遇到华裔电影院业主唐金茂（Tong Kim Mew，音译），唐氏同意借出资金，解决负债累累的剧组在资金上的燃眉之急（伊斯迈耳说，这时剧组欠别人的住宿费，已经有一段时间），伊斯迈耳则同意让唐金茂把这部电影发行到电影院去。之后，剧组便使用这笔资金，到中爪哇省普禾加多拍摄镜头，并完成整个拍摄过程[d][9]。回到雅加达后，伊斯迈耳和制作人员发现有些镜头令“故事行不通[e]”，不能保留[9]，于是他们又在西爪哇省山区（包括拉武火山、格德火山一带）和芝塔龙河河畔拍摄补充片段，取代删减的镜头[9]。结果这部电影耗费了35万盾（当时相当于9万美元）来完成[21]，比同期本地电影的平均成本高了3倍[22]。

发行与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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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誓》在1950年上映，由光谱电影公司（Spectra Film Exchange）发行[23]。这部电影在英文又称为《大长征》，美国视觉人类学家卡尔·G·海德（英语：Karl G. Heider）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把西利旺义师的长征和1934年至1936年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相提并论[f][25]。影片面世后不久，就因为在军方和民间两个方面引起争议，而被印尼部分地方政府禁映——国民军其他师团的士兵认为电影过分重视西利旺义师，一般民众则难以接受“伊斯兰之家”运动背叛民族斗争的说法[26]，直到1950年中，苏卡诺总统在独立宫（英语：Istana Merdeka）（总统府）一次私人放映会上观看这部电影之后，才作出批示，准许本片在同年9月恢复放映[13][18]。但是，电影中部分情节仍然逃不过被删减的命运[23][27]。

宣传广告指出，这部电影展现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激烈战斗[g]”，以及“游击队的悲与喜[h]”[23]。起初大部分印尼影评人对《血与誓》持否定态度：《独立报》（Merdeka）的一篇影评认为，这部电影只有几个镜头可以接受，并不是一部令人满意的电影[28]，作家尔敏·巴奈则在1954年撰文，批评电影的情节不合常理，例如士兵行军的时候，军装应该越来越脏才对，但是《血与誓》的士兵却一直穿着整洁的军装[29]。外国影评人反而对这部电影给予好评，例如日本影评人佐藤忠男认为，这部电影的概念很出色，足以媲美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的作品[28]。

印尼影评人沙林·赛（Salim Said）指出，伊斯迈耳拍摄本片时，没有考虑电影能不能赚钱的问题[i]，甚至还打算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放映本片[16]。结果《血与誓》成绩惨淡，也没有在戛纳电影节放映[16]，是一部亏本的电影。伊斯迈耳直到一年后才从另一部执导作品取得利润，把欠款还清[30]。印尼民族电影公司在1960年回顾公司历史时，认为电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伊斯迈耳当年拍摄《血与誓》的时候，打算呈现的是军队（和军人）的实际面貌，而不是军队应有的姿态，以至于电影呈现的内容不能够符合民众的期望[31]。

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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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誓》上映后，其他制片商也开始模仿印尼民族电影公司，拍摄独立战争题材的电影[j]，但是印尼电影史学家米斯巴赫·尤萨·比兰（英语：Misbach Yusa Biran）认为，这些电影都没有掌握独立战争的精粹[32]。伊斯迈耳于1962年一封书信中认为，《血与誓》才是自己第一部电影，《芝特拉》和《宝藏》的创作流程几乎不由他作主，所以不算[33]。他又认为这部电影表现了印尼的“民族特质”[34]。拍毕本片之后，伊斯迈耳又执导了25部电影[35]，当中包括两部讲述独立战争的作品——《日惹六小时（英语：Enam Djam di Jogja）》（1951年）和《斗士（英语：Pedjuang）》（1959年）[36]，后来他更以上述电影获得“印尼电影之父”的称号[1]。然而，电影学者汤玛斯·巴克（Thomas Barker）觉得伊斯迈耳对印尼电影业的贡献名不符实，他认为苏哈托的新秩序政府夸大他的功绩，无非是为了宣扬反共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37]。

印尼电影圈在1950年把《血与誓》的开拍日（3月30日）定为国家电影日，之后也在当天举行庆祝活动。1962年，印尼国家电影局（Dewan Film Nasional）举行会议，承认《血与誓》是印尼第一部“民族电影”，3月30日是国家电影日的事实自此得到官方的认可[14][37]，并于1999年获印尼总统优素福·哈比比经由1999年第25号总统令正式确认[14]。曾担任演员的电影导演斯拉梅特·拉哈佐（英语：Slamet Rahardjo）认为，国家电影日的意义，在于印尼人从此意识到本地电影产业的存在，而且愿意把它发扬光大。[38]

第一部在现印尼领土上拍摄的电影《黑猴》由荷兰人L·海弗托卜（L. Heuveldorp）执导，在1926年上映，不过外界通常认为，《血与誓》才是印尼第一部“民族电影”[14]。比兰认为，在1926年至1949年期间面世的东印度群岛电影（英语：List of film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不能够体现民族意识，因此不应该称为“印尼电影”[34]，影评人诺瓦·凯里尔（Nova Chairil）也持同一种观点，他说《血与誓》是第一部“由印尼原住民（英语：Native Indonesians）执导、由印尼制片厂制作、在印尼拍摄[k]”的电影[39]。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华裔制片人拍摄电影只是为了赚钱，但是巴克和另一名电影学者夏洛特·塞蒂亚迪-邓恩（Charlotte Setijadi-Dunn）却认为华裔制片商此前推出的电影也能够展示民族认同感，并以杨众生执导的电影《马塔兰的短剑》（1940年）为例，说明从华裔制片商拍摄的电影可见，印尼民族可以是多元身份，而不一定是《血与誓》展示的单一民族身份。[40]

由纳威·伊斯迈尔（英语：Nawi Ismail）执导的电影《他们回来了（英语：Mereka Kembali）》在1972年上映，讲述的题材同样是西利旺义师的征途[14]。电影由桑迪·苏瓦迪·哈桑（印度尼西亚语：Sandy Suwardi Hassan）、拉哈尤·埃芬迪（印度尼西亚语：Rahayu Effendi）、丽娜·哈希姆（英语：Rina Hasyim）和埃迪·莫瓦德主演，另一位演员阿曼·埃芬迪（Arman Effendy）则在1973年的印尼电影节（英语：Indonesian Film Festival）获得最有潜质男演员奖[41]。海德在著作中对《血与誓》和《他们回来了》进行了比较，他表示，《血与誓》面世时，是“抚平创伤的时间，是为新生的共和国打好基础的时间，甚至是接纳那些⋯⋯反抗（共和国）的人士回归社会的时间”，还指出这部电影对共产党人持同情态度，对“伊斯兰之家”运动也只是轻描淡写[42]。他也提到，《血与誓》把重点放在苏达托上尉身上，可见其个人主义色彩和西方色彩。另一方面，《他们回来了》对茉莉芬事件绝口不提，把“伊斯兰之家”运动视为奸党，而且重视集体主义思想，是印尼电影“印尼化”的例子。[43]

《血与誓》的拷贝已成为印尼电影资料馆和法国电影园的藏品[28]，其中印尼电影资料馆保存的版本共有两种，一是35毫米拷贝，二是VHS录像带[14]。这部电影也是海内外电影节放映的作品之一[4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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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原文：“… secara jujur kisah manusia dengan tidak jatuh menjadi film propaganda yang murah.”
  2. ^ 原文：“... muka-muka baru dengan bakat-bakat yang segar.”
  3. ^ 原文：“... film itu adalah betul-betul seri make believe, membuat orang percaya tentang sesuatu, membuat kenyataan baru dari yang ada.”
  4. ^ 后来唐金茂也在类似的条件下，为伊斯迈耳接下来的两部作品《日惹六小时》和《不可饶恕的罪恶》（Dosa Tak Berampun，1951年）提供制作经费[20]。
  5. ^ 原文：“... ceritanya tak jalan.”
  6. ^ 伊斯迈耳指出，西杜莫朗当年撰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24]。
  7. ^ 原文：“Pertempuran sengit melawan pendjadjah”
  8. ^ 原文：“Suka Duka dalam GERILJA”
  9. ^ 原文：“... tidak akan mempertimbangkan segi komersial.”
  10. ^ 包括印尼艺术家股份公司（印度尼西亚语：Persari Film）摄制的《沿着马里奥波罗大街》（Sepandjang Malioboro，1950年）和《快将入夜的日惹》（Hampir Malam di Djogja，1951年），以及泗水之星电影公司（Bintang Surabaja）摄制的《红桥》（Djembatan Merah，1950年）和《弟弟，祝你作战顺利！（英语：Selamat Berdjuang, Masku!）》（1951年）。
  11. ^ 原文：“… disutradarai oleh orang Indonesia asli, diproduksi oleh perusahaan film Indonesia, dan diambil gambarnya di Indonesia.”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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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Kurniasari 2012, Reviving.
  2. ^ Biran 2009a，第360–364页.
  3. ^ Biran 2009a，第367页.
  4. ^ 4.0 4.1 Ismail 1983，第165页.
  5. ^ Susanto 2003，第243页.
  6. ^ lsf.go.id, Mengenang 40 Tahun.
  7. ^ Filmindonesia.or.id, Credits.
  8. ^ Ismail 1950，00:01:08.
  9. ^ 9.0 9.1 9.2 9.3 9.4 9.5 Ismail 1983，第167页.
  10. ^ Ismail 1950，00:01:10.
  11. ^ Anwar 2004，第86页.
  12. ^ Ismail 1983，第166页.
  13. ^ 13.0 13.1 Anwar 2004，第59页.
  14. ^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Filmindonesia.or.id, Long March.
  15. ^ Ismail 1983，第165, 167页.
  16. ^ 16.0 16.1 16.2 Said 1982，第49页.
  17. ^ Said 1982，第51页.
  18. ^ 18.0 18.1 Ismail 1983，第164页.
  19. ^ 19.0 19.1 Ismail 1983，第168页.
  20. ^ Biran 2009b，第123–125页.
  21. ^ NY Times 1951, Indonesians doubt.
  22. ^ Ismail 1983，第170页.
  23. ^ 23.0 23.1 23.2 Aneka 1950，第20页.
  24. ^ Ismail 1983，第185页.
  25. ^ Heider 1991，第102页.
  26. ^ Said 1982，第52页.
  27. ^ Anwar 2004，第64页.
  28. ^ 28.0 28.1 28.2 Biran 2009b，第135页.
  29. ^ Pane 1955，第1页.
  30. ^ Anwar 2004，第89页.
  31. ^ Perfini 1960，第4页.
  32. ^ Biran 2009b，第125–127页.
  33. ^ Filmindonesia.or.id, Tjitra.
  34. ^ 34.0 34.1 Biran 2009a，第45页.
  35. ^ Filmindonesia.or.id, Usmar Ismail.
  36. ^ Anwar 2004，第61页.
  37. ^ 37.0 37.1 Barker 2011，第11–15页.
  38. ^ Sabarini 2008, National film day.
  39. ^ Setijadi-Dunn & Barker 2011，第34页.
  40. ^ Setijadi-Dunn & Barker 2011，第36, 48页.
  41. ^ Filmindonesia.or.id, Penghargaan Mereka Kembali.
  42. ^ Heider 1991，第105–106页.
  43. ^ Heider 1991，第129–130页.
  44. ^ Zandri 2011, Reminiscing.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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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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