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化制药厂
中国生化制药厂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上海的一个与地方教会有关的制药企业。
中国生化制药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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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 1934年11月 |
结束 | 1950年东北制药总厂) | (并入
创办人 | 倪文修、倪怀祖 |
总部 |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397号(武定路口) |
业务范围 | 中国 |
产业 | 药物制造业 |
产品 | 肺病药品、军用药品 |
历史
编辑中国生化制药厂创办于1937年7月1日,其前身上海综合化工厂,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硕士倪怀祖和他的父亲倪文修共同出资,创办于1934年11月。生产原料及滴钙等针剂、成药,1949年有职工270人[1]。后来,倪怀祖的胞兄、教会领袖倪柝声(Watchmen Nee)为主要投资人并出任总经理,起初由其弟倪怀祖担任厂长,后来专心于任化学师、技术经理,陆续发明、研制成功多种药品。
1939年,倪怀祖的胞兄教会领袖倪柝声(倪儆夫)访问欧洲回国后,出任中国生化制药厂厂长。关于倪柝声经商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为了应对战争时期教会工作所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他的数十位忠心的同工及其家属面临营养不良、肺病和贫穷的困境[2]。“我去作生意,如同寡妇被迫再嫁。”[3]
抗战期间,中国生化制药厂虽设于上海,仍秘密向重庆国民政府登记,供应军需药品。后期药厂迁往重庆。抗战期间,该厂的经营颇为成功,在规模上达到顶峰,成为中国军队战时药品的重要来源,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生产的“三大名药”避倦丸、晕动药、玻璃药膏均为服务于战场需要的特色药品[4]。
在重庆期间,该厂与政界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张治中将军、朱经惠部长、强静愚署长、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李亚震均为该厂董事。1946年,军医署新署长林可胜要生化药厂担任其技术顾问,要该厂接收上海、南京的三十几个日本药厂,并要该厂负责人出任军医署副署长。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请生化药厂负责编制了《中国医药生产计划》[4]。
同时,中共势力也潜伏进入生化药厂,从事地下工作。张汝励受到倪柝声的庇护(其妻张品蕙的六叔),逃避追捕,并担任药厂总经理。中共高层吴克坚常来生化药厂,与张汝励见面。此外药厂内还渗透进不少中共党员。
有许多教会信徒也在中国生化制药厂工作,每天早上开工之前都先祷告。中国生化制药厂职工只领取微薄的工资,结馀的利润大量用于教会事业,包括购买福州鼓岭训练所用的房舍以及海关巷执事之家的房子。倪柝声投入大量精力到中国生化制药厂的经营活动,在地方教会中产生非议,此后愈演愈烈;加上了人身攻击,几乎所有同工长老都否定倪柝声,到1942年年底将其革除;只有俞成华坚持不可只凭传言,需当面核实才可定案;于是造成倪柝声此后6年时间无法服事教会,到1948年春才恢复尽职[5]。
抗战结束后,军用药品需求减少,生化药厂规模也进行了收缩。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将中国生化制药厂并入沈阳东北制药总厂(前身为延安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倪柝声担任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6],倪怀祖继续担任技术总顾问。1952年4月,倪柝声在五反运动中被捕,倪怀祖也回到上海任教会所办翠华染料厂总工程师[7]。
厂址
编辑中国生化制药厂的厂址初设于上海,不久抗战爆发,曾迁至香港、澳门。1941年迁回上海,在海格路(华山路)设厂,1942年秋租用胶州路397号上海私立贫儿教养院院址。另在中区江西路322号设办公室。胶州路厂址位于今静安区胶州路397号(武定路口),今为“静安孵化基地”。厂内办公楼和一栋厂房保存至今。
参考文献
编辑- ^ 上海医药志 >> 第一编行业 >> 第二章化学制药行业 >> 第二节 企业 >> 1949年5月上海民族资本化学制药厂情况表. [2019-04-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7).
- ^ 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传》第十四章 引退
- ^ 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八章
- ^ 4.0 4.1 郭荣刚、张恩强:生化药厂与抗日战争,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年第5期
- ^ 倪徐恩秀:对倪柝声的荣辱升黜一书的质疑
- ^ 李承桢:在白城子的点滴回忆
- ^ 上海化学工业志 >> 第二篇 行业企业 >> 第二章 企业 >> 第三节 中型企业. [2019-04-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