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言》杂志创刊于1912年12月,由梁启超等人在天津创刊。吴贯因黄远生先后担任编辑人,梁德酞担任发行人。第1卷第1号至第24号为半月刊,1914年第2卷起改为月刊,同年6月5日停刊。《庸言》杂志是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后,梁启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以政论为主,内容分建言、译述、译林、佥载等四大部,其办刊目的在于宣传进步党的政治见解。

庸言杂志
类型政论实事刊物
版式报刊杂志
创办者梁启超
出版商庸言报馆
编辑梁德酞
主编吴贯因、黄远生
作者群吴贯因、罗惇融陈衍、张东荪、易顺鼎何藻翔姚华、林纾、陈三立、梁启勋、梁鼎芬、廖旭人王运魏易黄睿
创刊日1912年12月1日
停刊日1914年6月5日
语言繁体中文
总部天津日界旭街十七号庸言报馆
发行量约每日900册
售价免费

历史

编辑

背景

编辑

政党政治

编辑

民国初年在“政党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各种党派林立。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各种党派有312个,上海、北京两地政党占全国党派数的一半以上。在这个大环境下,各种党派纷纷创办自己的报刊。同时也为其自身的利益作宣传,报刊逐渐用作相互攻击和低毁的武器。1912年3月9日,孙中山发布具有宪法性质《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中又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在“咸与共和”的“大好”形势下,昌言无忌,言论自由,新闻事业迅猛发展[1]

梁启超回国

编辑

1911年11月,在袁世凯被清政府起用为内阁总理大臣时,就曾写信邀请梁启超回国“商定大计,同扶宗邦”。因此,梁启超明确表示“鄙人行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从日本抵达天津,回到阔别14年的祖国。[2]

归国后的梁启超马上投入到了复杂的政治活动当中。在天津,梁启超积极奔走于各个集会与讲演当中,并经常受到军政大臣的接见。“三天之中,登门拜渴者达200人,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3]

同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表达了办报的决心:“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4]10月29日,梁启超在北京给他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本定今日出京,然各处欢迎纷纷不绝,竟至初一乃能行,实则断断不能不行,若再留十日亦必每日不断赴会耳,日日自晨九时至晚十二时,未尝停口,铁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返津后闭户十日,将第1号报出版。”[5]

1912年12月,《庸言》杂志在梁启超的准备与策划下在天津正式创刊了。

创刊

编辑

1912年12月1日,《庸言》杂志在天津创刊,主创为梁启超吴贯因担任主编。该杂志第1卷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定期出版发行,由天津庸言报馆编辑出版,北京正蒙印书局印刷发行。该杂志的撰稿人队伍人数众多,主要有梁启超吴贯因张东荪严复林纤夏会佑陈家麟丁世峰周善培蓝公武麦孟华黄为基等人。《庸言》封面采用横排板式,在最上一行印有“新会梁启超主干”,在《庸言》的下方还有其英文名“The Justice”,译为“公正”,在封面上还有重要文章的目录简介。在其封底内页标有编辑人吴贯因,发行人梁德酞。真正的创办人是梁启超,而编务则先后由吴贯因负责。[1]

究其刊名为《庸言》的原因,梁启超在第1卷第1号刊首说道[6]

庸之意有三,一训常,言其无奇也。二训恒,言其无易也。三训用,言其适用也。振奇之论,未尝不可以骤耸天下之观听,而为道每不可久,且按诸实而多闭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则,其原理之体常不易,其用之演为原则也。则常以适用于外界为职志,不入乎其轨者,或以为深绩隐曲,而实布帛蔽果,夫妇之愚可与知能者也,言其庞杂至今极也,而其去治理若愈远,毋亦于兹三义者,有所未惬焉,则庸言报之所为作也。

刊物发展及主要人物

编辑

由于梁启超在舆论界享有很大的声望,这个刊物一创刊就销达一万份,七、八期后,有增加到一万五千份[7],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这一时期,梁启超先后担任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和币制局总裁等官职,同时又是民主党、进步党的主要头目,他都始终没有放弃《庸言》主笔的名义。

在出版24号之后,《庸言》杂志便停刊一段时间,这跟与主创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有关。后期的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一职,政务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因此也就无暇《庸言》的总撰述。在《庸言》第一卷24期中,发文较多的依次为吴贯因、梁启超、罗惇融、陈衍、张东荪、易顺鼎、何藻翔、姚华、林纾、陈三立、梁启勋、梁鼎芬、廖旭人、王运、魏易、黄睿。[8]

1914年,梁启超被任命为币制总局的总裁,同时将《庸言》的所有编务交给黄远生全权处理。2月15日,《庸言》在黄远生的主持下续刊。该刊在形式上沿袭第1卷,同时又有所变化。自第2卷起,((庸言》由原来的半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中旬定期发行。且封面改为竖排版式,并去掉了“新会梁启超主干”的标志。在封面内页的底部标有编辑人黄远庸,发行人梁德酞。[1]

在栏目板块的设置上,《庸言》月刊保留了第一卷的原有栏目,同时增设了《时评》一栏,主要针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或者某一个问题发表评论。

停刊

编辑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激起了民众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后期,由于对袁世凯的一些做法和政策的极度愤懑和不满,梁启超也辞去了在政府中的币制总局总裁一职。此时,梁启超接到聘请,于是梁启超便成为了中华书局的专任编辑,并开始全力主办《大中华》杂志。在《大中华》创刊的初期,梁启超担任了其主要撰稿人,第1卷的12号中,梁启超共载文近三十篇,像第2号到第5号每期撰文都有四篇到六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以政论为主,反日反袁构成了其主要的言论倾向,“中日交涉紧张之际,于北京卡特报,盛举反对之声,高唱猛烈之排日论。四年秋,洪宪帝制问题发生,先生辞去参政院,主张绝对反对帝制”。[9]

至此,1914年6月,《庸言》在办刊近两年后正式停刊。前后两卷共处30期。

主要内容及思想

编辑

版面设置

编辑

《庸言》杂志第1卷的栏目编排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建言”、“译述”、“艺林”、“特载”、“杂录”。其中,“建言”一栏是整刊最出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占整个报刊超过了一半的篇幅,这就决定了《庸言》以政论为主的刊物的性质。通关《庸言》杂志第1卷和第2卷,文艺部分也占有很大比例,第1卷的“艺林”栏、第2卷的“诗录”、“文录”栏,长袍马褂文学的角度为其根本宗旨服务。此外,《庸言》杂志第2卷在栏目编排方面有所变化,在保留第1卷“建言”栏目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时评”一栏。[1]

办刊思想

编辑

宪政法制

编辑

《庸言》杂志是作为宣传宪政理念的一个平台、一个舆论工具而诞生的,因此《庸言》杂志评论的内容自然围绕这一宗旨,并为其服务。为此,梁启超在《庸言》杂志创刊的第1号就发表政论《国性篇》一文,以强有力的姿态摆明自己的立场,为之后宣传自己的“宪政”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苟本无国性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10]

《庸言》同人提出了“中坚救国论”。“强健政党之对抗力何自发生耶?曰必国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从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诱也。既以此自励而复以号召其朋,朋聚朋则力,硼于中而申于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则起而与之抗。则所谓政治上之对抗力,厥形具矣。”[11]

《庸言》同人还提出了“强有力政府论”,即通过先建立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政府再以此对社会实行积极的干涉政策。[12]

经济民生

编辑

在积极大力推行宪政的同时,《庸言》杂志同人也发表大量有关整顿租税、保护关税、整顿金融币制、兴办实业、节减政费的文章,为其实践宪政理念积蓄经济政策上的扶持。[1]

此外,《庸言》杂志同人提倡兴办实业以救。在提倡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庸言》杂志同人始终坚持一种立场,那就是反对利用外资兴办实业。“利用外资以开辟富源救济财政殆以成为全国所主张之说也…振兴实业乃生计政策而非财政政策也…不能就财政之急。”[13]

伦理道德

编辑

在道德建设方面,《庸言》杂志同人提倡尊孔,提倡传统道德,依靠传统的道德力量巩固国家根基。在他们看来,社会能否存在,有赖于有没有公认的道德信条足以使人与人的关系联锁起来;国家的兴衰,其决定性因素就在于能否保持传统的道德根本不被动摇。

在《庸言》同人看来,传统的伦理道德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在这个时期全部理论活动的中心,都是把维护和发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作为立国的基础,救世的途径。[1]

影响

编辑

《庸言》在梁启超与黄远生两位主编的作用下得到快速的发展,体现并迎合了当时报刊界发展的新趋势,首先它的创刊正是报刊界繁荣时期,其次尤其是黄远生为主编时期,新闻事实被突出了,这与当时新闻界由“言论本位”向“新闻本位”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庸言》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界这种发展趋势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庸言》从创刊发行到停刊的时间比较短,但通过《庸言》的两位代表性的主编,以及对其办报思想的研究,通过对《庸言》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新闻发展史上“言论本位”与“新闻本位”两个时期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的追求与实践。[14]

相关条目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刘派. 《庸言》杂志研究.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2. ^ 梁启超. 《致罗淳融书【C】》. 梁启超文集. 1911年. 
  3. ^ 李喜所,元青. 《梁启超传【M】》.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4. ^ 梁启超.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J〕. 庸言,第1卷第1号日. 
  5. ^ 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仁【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第390页. 
  6. ^ 梁启超. 发刊词【J】. 庸言,第1卷第l号. 
  7. ^ 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引梁1912年12月18日、1913年4月18日所作的两封《与娴儿书》。前书云:“《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自足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后书云:“报却可作乐观,已销万五千份矣。个人生计良得也。”
  8. ^ 宋三平. 从《庸言》看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 出版史话. 2010年. 
  9. ^ 王森然. 《近代二十家评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 文海出版社. : 第900册,19. 
  10. ^ 梁启超. 国性篇【J】. 庸言,第1卷第1号. 
  11. ^ 梁启超. 《政治上之对抗力【J】》. 庸言,第1卷第3号. 
  12. ^ 吴炳守. 《民初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关系探讨【C】》. 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年. 
  13. ^ 叶景萃. 《论利用外资振兴实业不能救财政之危险【J】. 庸言,第1卷第8号. 
  14. ^ 焦金灵,武占江. 从《庸言》易主看民初新闻传播界的新动向.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