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为无法在法庭负担法律代表者提供代表律师的制度，是为确保不论贫富皆可获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对待、获得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以及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

历史

法律援助(法援)与福利国家关系密切，而国家提供的法援也会受人们对福利所持态度的影响。法援是国家向一群没有其他办法进入法律系统的人所提供的福利，也为一班合资格获得福利(如社会房屋)的人提供法律意见及出庭机会，以确保福利政策得到执行。在历史上，法援发挥了强大的角色，确保人们尊重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权利，而该等权利和社会安全、住屋、社会保障、健康及提供教育服务息息相关。法援可以利用公立或私营的方式，或订立雇佣法例和反歧视法例等方法以提供。 法学家认为，法援是必须的，使个人可透过行使自己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权利寻求公义。 这个看法在二十世纪后期，当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体系在建立自由福利国家，并以个人为依归的情况时大行其道。国家以一个市场为本的哲学，强调市民为消费者，国家则为承办商或服务营办商。这个想法强调个人可行使权利，以彰显权利乃所有人应得。在二十世纪中期前，有关法援的文献皆强调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权利乃由集体实践。传统的福利国家在一九四零年代建立，认为市民对实践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权利有集体责任，国家则为那些因病患或失业而未能自我供给的人履行责任。集体透过订立政策而非个人法律行动，实践经济、社会及文化上权利。社会订立法律以支持提供福利，而这些法律可被看为是为规划者(而非律师)所订立。由于人们假定国家有责任帮助那些在法律纷争其中的人，法援计划也获订立，但最初计划多聚焦于家庭法例及离婚案件上。

自五十至六十年代起，福利国家的角色转变起来。社会的目标不再被认为是共同的目标，而个人可以追寻自己的目标。由于大家开始关福利提供者及专业人士所拥有的权力，福利国家以及法援的规模于焉扩大。这使得六十及七十年代出现了新的呼声，希望个人有权利去合法地实践经济、社会及文化上权利，与及获得每一个个人拥有的福利。社会出现很多制度让个人合法地实践经济、社会及文化上权利，而主管福利的律师便会利用法援去指导低收入者如何应对国家官员。

在一九八零年代开始，传统的福利国家不再被视为必然正面，越来越多私人组织开始提供福利。这使得法援由更多私人提供者提供，但仍然是聚焦在法庭案件上。市民逐渐被视为消费者，在不同服务中有能力自行选择。如果没有选择提供，市民有透过行政上投诉的渠道表达不满的权利。由于法援并不是为了让受益者利用行政上投诉的渠道以获赔偿而设，所以矛盾逐渐而生。强调以个人，而非集体来实践经济、社会及文化上权利的国家，则减少法援作为福利国家的开支，这同样构成矛盾。

法律援助运动

历史上法援的根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律师权及公平审讯权的运动。“穷人法例”为穷困的人免去法庭的费用，也为那些无能力聘请律师的人提供委任义务律师的服务，并以无偿的形式提供。二十世纪初期，很多欧洲国家在法援上没有正式的做法，穷人只能依靠律师的善举。随著时日，大部份国家开始订立法例，让义务律师能获取一定的费用。

为应付需求，法援只限于在司法程序中律师的讼费，而该等司法程序必须有律师代表。实行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国家，对在民事及刑事诉讼的律师权取向有相当分别：前者著重在民事案中法律的代列，后者著重刑事案中的法律代表。

面对十九世纪欧洲急速的工业化，商会及工人党派冒起，挑战政府的社会政策。政府因而订立法例，保障工人在患病或意外时的法律权益，以避免他们进行工业行动。工会则开始为工人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权利提供法律意见。有见这一需求甚大，很多政府开始在二十世纪初提供法援，给予工人不受党派左右的法律意见。

在二十世纪期间，法援运动渐趋由上而下主导，并由法律界成员推动，因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低收入人士。律师认为他们所想的穷人、被边缘化的人及被歧视的人拥有法律需要，故提供相应服务，这个现象亦主导了法援。故此，法援变得由供应主导，而非需求主导，令预计需求和实际需求的落差日渐增加。法律服务的行动，如邻舍的调解及法律服务，常常因需求不足而关闭，但其他范围仍然客户繁多。

香港

在香港，法律援助由香港法律援助署提供。

台湾

在台湾，有法律扶助基金会负责，也有诉讼救助的制度。

中国

中国政府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允许律所组织法律援助。

参考

Regan, Francis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gal aid: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