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型权威

法理型权威（英语：Rational-legal authority）是以法律为依据进行统治与管理，法理型权威源自规则与管制，典型的是有文字记载的法律、诉讼程序或行为守则。换言之，权力是由法律所赋予，民众的服从是基于现实理性，与领袖的个人特质无关，官僚组织或科层制的领袖属于此一类型。其又称为“理性权威”，“法型权威”，“理性管制”，“法理管制”或“科层权威”，是一种领导的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组织或政权的权威很大程度与法制上的理性、合法性和科层制度连系。根据这种分类的方法，二十世纪大多数的现代国家，皆以法理型权威的形态实行统治。

社会学中，法理型权威的概念来自于马克斯·韦伯“三种统治形式”理论（这是其中一种社会学家用以为政府分类的其中一个方法）；相比法理型权威，另外两种则为传统型权威和感召型权威。这三种统治形式都是韦伯心目中理型的例子；对他而言，历史上该些形式都会以混合的情况出现。在传统型权威中，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传统；在感召型权威中，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统治者个人的人格及领导才能；而在法理型权威中，权威的合法性则来自法制及科层制度。

法制理性及合法性

在法理型权威中，合法性来自于一个法律秩序及在其中产生的法律。韦伯定义“法律秩序”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规则的产生和遵行被赋予合法性，皆因它们和其他规则的产生和遵行方法同出一辙。再者，规则的执行和“合法使用武力”的情景，则被赋予由政府机关全权处理。

现代国家的建立

韦伯指出，以法理型权威为本之现代国家的建立，是由西方文明世界中独有的父权及封建权力斗争中衍生出来。现代西方国家建立的条件是：

1. 行政手段及控制方法由中央单位，透过稳定而归一的税收系统和武力的使用，统一集合起来
2. 立法体系统一集合
3. 建立了一个依附中央单位的官僚系统

他认为上述元素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皆出现过，但只有在西方文明世界他们才能一起出现。以下是驱使他们一起出现的条件：

1. 法理型权威的建立 (不同的西方阶级群组驱使其建立)
2. 现代科层组织的建立。这进而需要：

• 金钱经济的发展：官员以金钱而非实物 (如土地) 作为奖赏
• 行政工作质化及量化的扩张
• 行政中央化及变得更有效率

现代国家

根据韦伯所言，现代国家的存在是当一个政治共同体拥有：

1. 一个透过立法体系建立及定义其角色的行政和法律制度 (制度可适时由立法体系改变)
2. 一个在其管辖权下，能对所有公民及行动而行使的权威
3. 一个在其管辖权下，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

的时候。对于韦伯的定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现代国家是一个科层制度。绝大部份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国家，皆属于这种国家类型。

法理型领袖

大部份的现代科层官员及政治领袖皆是这种权威下的代表。

官员：

• 不受个人因素所限
• 向更高权威负责
• 其委任是以操守及资历／技术为考虑
• 须无差别地执行受委派的职务
• 其工作为全职
• 其工作的奖赏为薪金或一个升职的前景

政治家：

• 为自己的行动全权负责
• 需符合法治与正当性的公共行为
• 应在普选的条件下，利用个人的吸引力胜出选举

参见

• 传统型权威
• 感召型权威

参考文献

• 朱贻庭 (编). 《伦理学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 彭克宏 (编). 《社会科学大词典》.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