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科技文化中心(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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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學文化中心(博物館)(葡萄牙語:Museu do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useu de Macau))位於里斯本市,是葡萄牙主要的中國藝術品博物館。為了建立中葡關係,該館收藏了具有實用特性和裝飾價值的3500餘件藝術品,其中包括重要的中國陶瓷藏品、服飾和鴉片用具等。[1]
澳門科技文化中心(博物館) Museu do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useu de Maca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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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 1995年4月20日 |
地址 | 葡萄牙里斯本朱奇拉街30號 |
坐標 | 38°42′03″N 9°10′57″W / 38.70083°N 9.18250°W |
類型 | 藝術博物館 |
館藏 | 中國美術品、瓷器、中國青銅器 |
館藏規模 | 3.500 |
館長 | Rui Abreu Dantas |
館長 | Carmen Amado Mendes, Ph.D |
網站 | www |
地圖 | |
博物館由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組成,分別是是底層的「十六、十七世紀澳門的歷史和文化狀況展示區」和一層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區」。
房間和布局
編輯底層展示了中國明朝時期的國際形勢,在港口城市澳門建立起的中歐融合文化,以及一些關於澳門歷史和中葡關係史的研究成果:
- 葡萄牙和中國的相遇得益於澳門這座城市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隨着葡萄牙人和明朝政府關係的日益增進,以及從中國海域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利益和信息流通,兩國在澳門開始往來。
- 澳門港口城市展示了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利益和關係網,以及該城市在歐亞、東亞、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間提供港口服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轉移令的實施表現出一系列的生態和技術交流,使澳門成為東亞和歐洲貿易的活躍之地。新的食品,新發明的工具和新頒布的措施都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和歐洲。自澳門開埠以來,澳門一直是東亞和歐洲之間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持續開放和交流的中心之一。
- 基督教與文化凸顯出澳門宗教的多元化。中國民間宗教、佛教、道教、儒教與基督教相互融合,同時也着重強調了中國第一所歐洲大學學院--聖保祿學院在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2]
一層
編輯一層涵蓋了超過5000年的中國歷史和藝術,從新石器時代的陶瓷到19世紀的象牙,展品包括了赤陶、青銅器、炻器,以及各種瓷器,如青花瓷、康熙五彩瓷、粉彩瓷、紋章瓷、石灣陶瓷和具有宗教象徵性的瓷器。還涉及大量古幣、漆器、扇子、銀器、服飾、吸食鴉片的器具、中國貿易和中國及歐洲畫家的繪畫作品。
收藏品
編輯青銅器
編輯青銅的製造始於夏朝(約公元前2200年-前1765年),並在商朝(公元前1700年-前1050年)達到頂峰。它與祭祀宗教儀式及祖先崇拜有關。最早的青銅器模仿了新石器時代的鼎、容器和罐子的形式。商朝祭祀盆的主要裝飾圖案被稱為饕餮, 一種有眼、有口、有角和有爪的獸面。該博物館中有一件名為「簋」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71年–前475年)饕餮藏品。
後來的墓葬的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東周,漢朝和唐朝時所使用的各種青銅器,例如酒樽、食品容器、武器和鏡子,它們都對日常及來世很重要。
該博物館藏品中最古老的物品之一是商朝時期的青銅禮器 -爵。「爵」是古代盛酒的容器,因為它的形狀類似於帶有寬喙的鳥,便於倒入液體, 並伴有尾巴、兩個翅膀和三足。[3] :78
藏品中還保存龍的青銅雕塑,其歷史可追溯到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龍是各種動物的混合體,它們具有獅子的頭、鳥的翅膀和爪子以及魚的鱗片。鑑於中國最初是由幾個區域組成的,每個地區都有一個代表動物,因此這種合併是中國的象徵 [3] :80
中國陶瓷
編輯博物館擁有葡萄牙所收藏的最重要的中國陶瓷作品。其藏品包含了從新石器時代的土器到十九世紀的出口瓷器,涵蓋了中國5000餘年的藝術歷史。
土器和早期陶器
編輯中國陶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
自公元前三千年以來,中國陶瓷經歷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廚房用具、食品儲存容器和禮器。為了使原料(粘土)具有更大的稠度,有機物質如破碎的貝殼、草藥和種子殼被添加到原料當中。
博物館內有數個新石器時代的土器,其中有一個細紋黑陶的高腳杯,又稱「蛋殼」,杯杆上裝飾有豎紋及橫絲的裝飾。[3] :67–68
赤陶
編輯博物館中的重要藏品是赤陶,其歷史可追溯至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至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
該收藏的一大亮點是漢朝時期馬頭雕塑。該馬頭的細節顯示出精準的造型技術,以及馬匹的重要意義。漢朝的皇帝為馬場引進了新的種類,加強了馬匹的繁育,並增加了該動物的數量。馬匹似乎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可以使馬主在社會上享有特權。
在唐朝(618-906)期間,陶瓷在日常生活中占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獲得了大膽的形狀和顏色(白色,藍色,黃色或棕色),以及一件2、3和4種顏色的多色組合,被稱為「三彩」。[3] :71
博物館收藏了數具該時期的喪葬陶器雕像,這些雕像陪伴中國的上流社會的人們去往來世。它們的目的是辟邪,和代表社會等級制度中的地位。這些陪葬品描繪了逝者生前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文化背景。其中包括僕人和權貴、動物和家庭用具以及一些假想的小雕像,其作用是保衛陵墓,使墓主不受侵犯。
雙峰駝峰是從匈奴地區傳入中國的,被用作穿越戈壁沙漠和塔里木盆地的運輸動物,是維吾爾族,藏族和突厥人向長安獻上的貢品。它是連接絲綢之路中國唐朝首都長安與西方的馱獸。博物館內有兩個該時期的駱駝雕塑,造型及其精美。
石胎瓷
編輯周朝末年才發現了石胎瓷。它由一種(抵抗力極強的)防水材料製成,通體上釉,胚體緻密並伴有光澤的裂痕。
在古典時期,宋朝見證了農業和冶金業以及絲綢和陶製造業的突飛猛進。
陶瓷的生產反映了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粗陶變得更加精緻和白皙,達到了完美的巔峰狀態。釉、顏色達到了高水平。青瓷以其厚度、光澤、色調、質地和裂紋而聞名。
眾多窯爐的存在使大量的陶瓷製品成為可能。其中最重要是定窯、龍泉窯、磁州窯、吉州窯和鈞州窯。[3] :82
博物館收藏了從晉朝(265年–316年)到明朝的各種石胎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朝時期製造的香爐,上面覆蓋着綠釉(越窯)。此物被用於神廟中供奉神靈,目的是避開邪靈。
另一件特別值得注意的物品是用石胎瓷製成的獅子形器皿。其目的仍然不清楚,一些學者認為它是驅除邪靈的燭台,其他人則將其解釋為文人使用的墨水容器。
瓷器
編輯從技術來說,瓷器是使用了具有可塑性的高嶺土,經過1350ºC以上的高溫燒制而成的。它是由細小、半透明、堅硬且無色的粘土所製成的改良炻器。
杜阿爾特·巴爾博扎(Duarte Barbosa)編著的《印度風物》是西方第一本關於瓷器生產的記載。然而,完整的描述是由另外一位葡萄牙人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修士在他的《中國情況詳介專著》中完成的。
中國瓷器的生產始於唐朝,湖北星洲是其最重要的中心。由於高嶺土的發現,中國瓷器在明朝迅速發展,並於十四世紀中期達到完美的頂峰。[3] :87
博物館收藏了種類繁多的中國出口瓷器。
青花瓷
編輯從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青花瓷成了中國瓷器生產的主體。青花瓷的黃金年代出現在明朝宣德年間 (1426年 – 1435年)。中國手藝人製作了碗、花瓶、盤、朝天瓶、梅瓶和水族箱等,它們都生動的裝飾着魚、鳥、樹、水生植物和風景。
嘉靖年間 (1522年 – 1566年),中國瓷器定期出口到歐洲。直到十七世紀,荷蘭人開始控制東方海域,葡萄牙人壟斷了這一貿易。那時大量瓷器用商船出口,使其成為歐洲中產階級的易購商品。
明萬曆年間 (1573年 – 1620年), 用於出口的青花瓷質量下降,其特有突出的藍色被「克拉克瓷(kraakporselein)」所取代。這種瓷器因其運輸用的船型而得名,它首先由葡萄牙人商業化,隨後被荷蘭人推廣。這種裝飾瓷器以深淺不一的藍色為特徵,且釉面細巧。由於需求的增加,模具的使用得到了普及,但這個情況導致了裝飾風格的貧乏。澳門和汕頭是該藝術品主要的出口港。葡萄牙、荷蘭、英國、德國及波斯等國都曾經模仿「克拉克瓷」,因為他們當時仍不知道瓷器生產的秘密。
博物館收藏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件裝飾有鈷藍色釉下彩的盤子,它是廣東省汕頭港口出口的瓷器。盤子底部繪製的圖案可能受到了地圖的啟發:兩艘大型船,每艘都有兩個桅杆,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航行:一個海怪,類似於在中國南海繁殖的鯨魚,以及具有建築特色的岩石景觀。在盤子的中心,羅盤通過從基點,副點和中間點發出的線條與其餘成分相連。
另一件值得關注的藏品是葡萄牙的彩陶盤,盤身飾有中國萬曆年間外銷瓷所啟發的圖案。十七世紀的葡萄牙陶藝家受到東方異國情調的影響,使用源自中國的裝飾元素製作了碗,罐,盤子和瓷磚。此盤受「克拉克瓷」樣式的影響,使用了相同的裝飾結構,中心為岩石景觀中的羚羊,邊緣帶有花卉圖案的面板。瓷器所使用的藍色色調也受到了中國外銷瓷器的影響 [3] :88
「費茨休(FITZHUGH)」樣式
編輯這是十八世紀末的青花瓷,樣式極其精美繁複,中央飾有四個圖案——花朵或水果、石榴、「佛手」檸檬, 以及一些幾何圖案,有時還會出現蝴蝶。
該樣式的名稱可能跟十八世紀初就與中國保持生意聯繫的英國費茨休(FITZHUGH)家族有關。
十九世紀費茨休(FITZHUGH)樣式瓷器在美國實現了商業化,主要港口是紐約、塞勒姆、波士頓和費城。[3] :97
彩瓷
編輯粉彩
編輯這種裝飾的特點是使用不透明的琺瑯,實現從粉色到紫色色彩的多重變化。而正是卡修斯(Cassius)的紫色顏料將這種裝飾成為可能。這種顏料被耶穌會傳教士於1685年帶入中國。它最早僅出現在琺瑯銅器中,1700年才出現在瓷器上。
粉彩瓷在清雍正年間 (1723年 – 1735年) 達到了頂峰。
這種顏色被很多歐洲製造商模仿,特別是英國人和德國人。[3] :99
此茶壺的靈感來自於蘭賽特(Lancret,1690年–1743年)創作的名為「春天」的圖畫。該圖畫被複製後由雕刻師拉默辛(Lamerssin)推廣。在十八世紀,以名家畫作為基礎的瓷器裝飾品成為普遍現象。[3] :102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藏品取材自金古良於康熙年間(1662年 - 1722年)出版的中國歷史英雄人物畫冊。其代表人物包括唐朝著名詩人李白(701年 - 762年),軍事英雄岳飛(1103年 – 1142年)和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女戰士木蘭(花木蘭)。
康熙五彩
編輯「康熙五彩」的名稱源自十九世紀法國收藏家阿爾伯特·雅克馬特(Albert Jacquemart)建立的分類法。該分類是根據中國康熙年間(1662年 – 1722年)瓷器中發現的綠色、黃色、黑色和粉色琺瑯彩而定。
「康熙五彩」的顯著特徵是以綠色琺瑯為主,而不是其他顏色,如鐵紅、藍色和黃色。這種瓷器的來源與明朝的瓷器有關。[3] :99
軍紋章瓷及私用瓷器
編輯最古老的紋章瓷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葡萄牙的第一批「青花瓷」訂單。直到十七世紀末,才開始經常生產紋章瓷,並出現了吸引歐洲市場的設計和樣式。[3] :106
歐洲人因為茶、咖啡和巧克力而增加了對瓷器的需求,因為它比彩陶和銀品更好的保持了液體的溫度。這類瓷器最好的範例是歐洲王室所使用的餐具、茶具、咖啡具和梳妝檯等裝飾瓷器上。
中國的手藝人將紋章瓷畫得十分細緻。然而,由於缺乏信息或誤解,經常會發生錯誤。[3] :106
博物館內有幾件重要的紋章瓷器。其中尤為重要的一塊可追溯到1755年,上面印有何塞·西布拉·達席爾瓦(José Seabra da Silva)(1732年 – 1813年),彭巴爾(Marquis de Pombal)侯爵副部長兼格朗帕拉(Companhia)和馬拉尼昂公司( Grão-Pará e Maranhão)(與巴西進行貿易的公司)檢查員的紋章。[3] :107
宗教象徵性瓷器
編輯除紋章裝飾外,還出現了帶有基督教和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宗教特徵的裝飾瓷器。它們分別是為歐洲、伊斯蘭(印度和近東)和中國市場訂購。[3] :110
耶穌教的圖案是基於自十六世紀開始在遠東流傳的歐洲插圖,比如根據耶羅尼繆斯·維克斯(Hieronymus Wierx) 插圖所創作 「耶穌受難記」,可能是在發往歐洲市場中最具有代表聖經事件。在博物館中有一組1745年的系列藏品,這四幅根據耶羅尼繆斯·維克斯(Hieronymus Wierx)的插圖描繪了基督的誕生,洗禮,受難和復活。 [3] :111
具有神聖符號及古蘭經經文的盤子和杯子,揭示了瓷器是伊斯蘭世界傳播信仰的有效方法。
在東方宗教中,佛教和道教最先認識到瓷器可以作為宗教擴展的有效手段,並被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因此,我們可以在插圖中看到童子和觀音菩薩,以及何仙姑和韓湘子等守護神。
在這些道教神靈中,博物館內藏有清朝時期何仙姑的雕塑,她是道家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形象。[3] :114
情色瓷
編輯博物館中藏有情色瓷俑。一些情色瓷器起到了說教功能。它們被認為是新娘嫁妝的一部分,以幫助她自然地過性生活。這些小雕像由母親傳給女兒,被私密地藏在衣服之間,遠離好奇的目光。
其中還包括由英國和荷蘭商人傳入的帶有色情場面的盤子,花瓶,鐘錶或鼻煙壺。當代資料顯示,英國商人把帶有極其不雅的微縮型手錶帶到了廣州。[3] :115
石灣陶瓷
編輯石灣位於澳門和廣州之間,是佛山地區重要的陶瓷生產中心,以其泥濘的土壤而聞名。
該地區的陶瓷具有觀賞性和自然形態,頗受人們的喜愛,這突出了烘烤階段陶瓷技術的水平。它使粘土的部分變為無色,且被玻璃狀顏料增亮。 因此,裝飾技術得到了改進,突出了象牙白以及藍色,紅色和綠色的各種色調。
這種陶瓷的主題與民間畫像有關,特別是中國的神話及其英雄。博物館收藏的石灣作品中有一個由潘玉書創作的佛像。該作品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是由首位歐洲石灣陶瓷收藏家席爾瓦·門德斯(Silva Mendes)博士委託創作的 [3] :117
宗教藝術
編輯博物館藏品中最獨特的物品之一是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移動祭壇。它是目前已知的僅有的八種之一。這些家具的製造是為了讓神職人員慶祝當時長時間的海上航行中的彌撒。[4]
中國貿易
編輯從16世紀到17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壟斷了中國的貿易。從1630年到1640年,他們被荷蘭人取代,直到19世紀,荷蘭人繼續進行貿易。
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壟斷了中國的貿易。但從1630年到1640年,他們被荷蘭人所取代,並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
在十八世紀中葉,英國人和法國人到中國之後,歐洲藝術開始影響中國藝術。來自歐洲的訂單逐漸增長,當地的手工窯都在努力滿足西方的需求。
在十八、十九世紀,不僅瓷器套裝需求量大,而且中國畫、漆器、扇子、銀器和歐洲風格的家具也很受歡迎。中國藝術家完美的製作了一切。這些貿易主要前往英國、荷蘭和美國的港口。
這些藝術品的蓬勃發展使中國藝術得以傳播,從而產生了「中國藝術」。
漆器
編輯漆 - 來自一種樹的汁液,原產於中國和日本,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被中國人使用,它被專門用作竹子、樹木和絲綢等精緻藝術品的防水保護塗層。
這些漆器最初是通過絲綢之路引入西方的,後來又經過與中國和日本進行貿易的葡萄牙人進一步傳播。十八、十九世紀,由於西方的需求促進了各種物品的製造,裝飾着中國和歐洲圖案的家具、盒子、盤子和托盤等各種各樣的漆器出現了。
博物館內有大量的漆器茶盒。本地商人常將它作為禮物贈予十九世紀下半葉經常光顧中國港口的商人。[5]
銀器
編輯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對西方的銀器出口有了大幅增長。
歐美中產階級對異域風情的追求導致了銀器的普及。在這些藏品中,值得一提的是於1925年註冊,帶有波爾圖菲利普·德·安德拉德(Filipe de Andrade)金飾匠商標記的五爪燭台。[6]
象牙和玳瑁殼
編輯由西方人訂購的象牙、玳瑁和玉器雕塑作品,融合了當地專有的技術和歐洲的雕塑模型和肖像畫的規範。儘管如此,這些作品仍保持着中國工匠對藝術的詮釋。
這些物體是精雕細琢的傑作。在清朝(1644年 - 1911年),有兩所極好的象牙學校,一所在北京,另一所在廣州。後者的風格更加精緻。
幾個世紀以來,廣東藝術家的特點是切割彼此之間移動的同心球。博物館藏品中最精美的物品之一是「幸福球」,它可能起源於1388年的「鬼工球」。同年,《格古要論》中提到了這些東西。同心球的數量不同,可多達二十個。裝飾是幾何的,並且圖案從不重複。[7]
龍袍
編輯中國服飾受到波斯、蒙古和滿族的影響。十八世紀的服飾模型反映了隨着時間的流逝而產生的綜合影響。該博物館收藏着兩件十八世紀後期的半正式宮廷長袍,它們給位高的文官在不需要穿宮廷長袍的慶典活動中使用。[8]
鴉片用具
編輯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將鴉片作為一種幻藥物,被東方人將其與煙草混合使用。英國人為負責其擴張,將生產和銷貨的壟斷權交給了東印度公司。印度孟加拉的征服使這個合作成為可能,因為孟加拉成為了廉價鴉片的提供地。
即使人類使用鴉片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在十八世紀,當吸煙成為首選藥物而非口服藥物時,吸煙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3] :53
這一變化導致一系列鴉片抽煙的工具的產生。博物館收藏了62件用於吸食鴉片的物品。其中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用木頭雕刻並模仿竹子製成的鴉片燈架。竹子是一種可以抵禦風暴的植物,因此是中國精神的象徵。博物館還包含幾個稀有的鴉片煙斗。[9]
博物館還收藏了葡萄牙畫家福斯托·桑帕約(Fausto Sampaio)的畫作,1937年澳門某處的鴉片館。
貨幣
編輯博物館的一個重要收藏系列為中國貨幣,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1279年。
圖書館
編輯澳門科學文化中心的圖書館是一所專門從事對中國/澳門、東亞以及歐亞關係文獻教學的圖書館。該館面向高等教育受眾、大學、理工學院的教授和學生、國內外的研究者以及所有對中國/澳門及東亞信息或者培訓課程感興趣的所有人。它是迄今為止葡語世界中對中國研究中最完整、最現代化的圖書館。它具有國際性和多學科性。為了能夠更好地履行其支持研究和教育,信息和傳播的使命,澳門科學文化中心的圖書館與國內外其他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建立了網絡合作。主要涉及的領域有:歷史、藝術、科學與技術、哲學、宗教、社會和政治體系。圖書館包括澳門和中國,尤其是在中國明清時期最完整的珍貴的文獻,由多個語言(葡萄牙語、英文、法語、意大利語,中文和日語) 版本組成,可在以下網站中查詢。
當前目錄中約有27.000個書目記載,分為多種類型,當中有:
- 根據國會圖書館的分類,諮詢和借閱收藏,包括最近出版物(從1960年至今),通過收購和捐贈整合起來,並以主題免費訪問的方式在搜索系統中編目 ;
- 收藏系列,這些物品由曼努埃爾·特努塞拉(Manuel Teixeira)先生捐贈的文件,根據其價值收藏在特殊館藏中;
- 視聽收藏系列,包括大約40.000張幻燈片和5.000張照片,以及其他實物等;
- 縮微膠捲收藏系列,這是一個極為豐富的館藏,由約7,000張縮微膠捲組成,包含超過50.000個文檔,包括澳門卡薩達梅塞里科迪亞基金會(Holy House of Mercy of Macau),澳門歷史檔案館,澳門教區檔案館和澳門忠誠參議院的檔案以及其他藏品等。這些藏品對於澳門及其機構的研究和歷史至關重要,涵蓋的時間範圍為十七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期。
參考
編輯- ^ Website: Macau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entre Museum.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0).
- ^ Website: Macau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entre Museum - The Macau Museum.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0).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Barreto, Luís Filipe; Martins, Maria Manuela d'Oliveira. Guia do Muse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aca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inistério da Ciência e Tecnologia. 1999: 88. ISBN 972-8586-01-9. OCLC 454124675.
- ^ Godinho Mendonça, Isabel Mayer. Devoção em Viagem Em Torno do Altar Portátil do Museu do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Lisbon, Portugal: Centro Cienti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I.P. 20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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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rreto, Luís Filipe. Guia do Muse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artins, Maria Manuela d'Oliveir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aca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inistério da Ciência e Tecnologia. 1999: 129. ISBN 972-8586-01-9. OCLC 454124675.
- ^ Barreto, Luís Filipe. Guia do Muse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artins, Maria Manuela d'Oliveir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aca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Ministério da Ciência e Tecnologia. 1999: 131. ISBN 972-8586-01-9. OCLC 45412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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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sta, Alexandrina. A colecção dos objectos para o fumo do ópio do Museu do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Centro Cienti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Portugal). Lisboa. : 60. ISBN 978-972-8586-36-2. OCLC 85880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