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

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英語:Second-wave feminism)是女性主義者的一場社會運動,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初,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初開始的第三波女權主義,前後歷經二十多年,其目的是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成果的基礎上提高婦女的地位,該波思潮對世界持續地造成影響,並衝擊了土耳其與以色列在內的國家[1][2]

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主要關注爭取女性選舉權,推翻阻礙性別平等的法律障礙(例如投票權和財產權),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則涵蓋了更廣泛的領域:性、家庭生活、工作場所、 生育權、社會上與日常生活里一直存在的不平等以及法律上的不平等。這是一場專注於批判整個父權制社會,以及以男性為主導的制度文化習俗的運動。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還引起人們對家庭暴力婚內強姦問題的關注,建立了強姦危機中心(Rape crisis center)和婦女庇護所,並助推了監護權法和離婚法的修改。而女權主義者擁有的書店(Feminist bookstore)、信用合作社和餐館為此次運動提供了支持。

至於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的對象中缺少黑人、其他有色人種女性、工人階級女性,因為在一些表述中只是關注於白人中上層階級女性遇到的性別歧視。一些人提出了一種觀點——只關注在美國發生的事件,排除其他國家已有的經驗,不重視白人反種族主義女權主義的作品。儘管「多元交織性」一詞直到 1989 年第二波浪潮結束後才由金伯利·克倫肖 (Kimberlé Crenshaw) 創造,但在整個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特別是 20 世紀 70 年代,有色人種女性一直在用筆桿子爭取自己的權利,並不斷地創建女權主義政治活動團體。

概念(即如上的「多元交織性」)的差異化是在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結束時被提出的——白人女權主義者的聲音從運動早期就主導了運動。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致力於實現女性與男性平等,她們認為女性和男性具有相同的內在能力,而且,在一些學術領域、公共討論及商業市場上,大眾已經將某些技能社會化(即:在相關方面達成共識)。這種消除差異的方式(即: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實現其目的的方式)是通過在預先存在的壓迫制度下工作來消除性別歧視,而不是挑戰其制度本身。「平等」的實現可以通過為每個人提供相同的機會(無論其特權如何)來維護——而一個公平的機制可以解決社會的痼疾,找到針對當前問題的解決方案。

對第二波浪潮的普遍批評是,它忽視了女性間的差異,也沒有考慮到如有色人種的黑人女性與白人女性所經歷的性別歧視有何不同的問題——即使她們都是在父權社會面臨着「不平等」。像奧德雷·洛德這樣的作家批判性地思考了同質化的「姐妹情誼」怎樣忽視了作為一個「人」的身份的其它因素——種族、性取向、年齡和階級等(即:討論女性權力時,不能單純考慮「女人」這一要素,其它諸如以上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一詞是由美國記者瑪莎·李爾 (Martha Lear) 在 1968 年 3 月《紐約時報》雜誌的一篇題為「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這些女性想要什麼?」的文章中引入的。她寫道:「支持者稱此次活動為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第一波女權主義浪潮在迎來奪取選舉權的偉大勝利之後退出了歷史的潮流。」

浪潮wave)」一詞將爭取自身合法權利的首批婦女參政者與 20 世紀 6, 70 年代的女權主義者聯繫再了一起。現如今,它不僅被用來區分一直以來女權主義的不同鬥爭方向,還被用以建立爭取公正、平等的抗爭,並被作為幫助後來者理解其歷史的一種方式。然而,這個比喻受到了女權主義者的批評,因為它只是簡單地將女權團體內部的矛盾與女權主義者的不同信仰一言以蔽之。許多學者認為,第三波女權主義運動的開始是由於第二波運動問題的爆發,而不僅僅是一次新運動的開始。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於 20 世紀 80 年代初結束,女權主義團體內部圍繞性和色情等問題展開的爭論(反色情女性主義),開啟了 1990 年代初的第三波女權主義時代。

該運動還與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奇卡諾運動(Chicano Movement)和同性戀解放運動一道,掀起了少數族裔爭取話語權的鬥爭。

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卡蜜兒·帕利亞吉曼·基爾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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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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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吉曼·基爾拒絕承認做了「性別手術的男人」是「女人」,而稱其為「變性女人」。這讓她遭受到了大批跨性別主義者的攻擊和抗議。她還指出「變性女人」需要長期服用藥物維持,所以藥企在跨性別運動中獲益頗豐資本,在這場LGBT權利運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需要解釋]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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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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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Badran, Margot, Feminism in Islam: Secular and Religious Convergences (Oxford, Eng.: Oneworld, 2009 p. 227 (
  2. ^ Freedman, Marcia, Theorizing Israeli Feminism, 1970–2000, in Misra, Kalpana, & Melanie S. Rich, Jewish Feminism in Israel: Som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Hanover, N.H.: Univ. Press of New England (Brandeis Univ. Press) 2003 pp. 9–10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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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xer, Marilyn J. Jean H. Quataert, and Joan W. Scott, eds. Connecting Spheres: European Wome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2000),
  • Cott, Nancy. No Small Courag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 Freedman, Estelle B. No Turning Back: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Women (2003)
  • MacLean, Nancy. The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 1945–2000: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2008)
  • Offen, Karen; Pierson, Ruth Roach; and Rendall, Jane, eds. Writing Women's Histo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991)
  • Prentice, Alison and Trofimenkoff, Susan Mann, eds. The Neglected Majority: Essays in Canadian Women's History (2 vol 1985)
  • Ramusack, Barbara N., and Sharon Sievers, eds. Women in Asia: Restoring Women to History (1999)
  • Rosen, Ruth.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2nd ed. 2006)
  • Roth, Benita. Separate Roads to Feminism: Black, Chicana, and White Feminist Movements in America's Second Wav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tansell, Christine. The Feminist Promise: 1792 to the Present (2010)
  • Thébaud, Françoise. "Writing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in France: A National Narrative?"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Spring 2007, Vol. 19 Issue 1, pp 167–172.
  • Zophy, Angela Howard, ed. Handbook of American Women's History (2nd ed.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