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赤軍
聯合赤軍（日語：連合赤軍／れんごうせきぐん）是一個在1971年7月至1972年3月之間活躍於日本的激進組織[1]。1971年7月13日，赤軍派與毛主義修正派左翼革命團體「日本共產黨神奈川縣委員會」（京浜安保共鬪）正式展開合併進程，聯合赤軍即為合併之產物[2][3]。聯合赤軍的鬥爭目標是擾亂日本政治體制，在國內為共產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4]。1972年2月，長野縣榛名山區發生淺間山莊事件，警方與革命者對峙達九天，聯合赤軍在事後戛然解體[5]。在日本國內，淺間山莊事件得到了廣泛關注，觀眾甚至能通過電視轉播觀看激進分子與警方的槍戰[6]。日本民眾對聯合赤軍的看法不一，很多人都因該組織的性質以及暴力傾向而強烈抵制他們，也有少部分群眾認同聯合赤軍推翻警察國家的志向，對之表示同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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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人 | |
| 活躍期 | 1971–1972 |
| 動機 | 游擊戰和無產階級革命 |
| 活躍地區 | 日本 |
| 意識形態 | 共產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 |
| 政治立場 | 新左翼 |
| 主要行動 | 搶劫、謀殺 |
| 知名襲擊 | |
| 狀態 | 已解散 |
聯合赤軍在組建之初擁有29名成員，之後不出一年其中14人就被殺死，組織成員大多為日本新左翼分子。
組建
編輯一些日本高校學生在脫離原組織「崩得」（Bund，又稱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後開始獨立運作自己的組織「赤軍派」，此前，赤軍派所採取的激進政策在同盟中引發劇烈不和，同盟因此分裂[1]。赤軍派中的學生大多來自地方區縣，進入首都的高等精英學府後，都想要「為革命的發展做些大膽、另類的事」[1]。學生組織剛開始只是進行抗議示威，1925年和平保衛法並未禁止此類活動。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赤軍派所做的違法行為越來越多[3]，他們的主要襲擊目標是警方，後者被他們視作頭號敵人，「革命」就是要先革警察的命。經歷過警方抓捕、暴力活動及示威後[7]，赤軍派損失了一部分成員，但他們還是在所謂的「M行動」（即搶劫行動）中積攢了大筆資金[4][8]。
二戰後，京浜安保共鬪從日本共產黨中分離了出來，在1960年代達到了聲望頂峰，當時有相當一部分的大學及高中學生都認為高校扮演的角色只是為政權培養順民，所以紛紛倒向該組織[4]。京浜安保共鬪與赤軍派性質類似，他們對警方展開的抗議活動也越來越暴力，而且還帶有作秀性質，其成員有時會刻意招致警方暴打，向公眾展示他們才是受害的一方[4]。時間進入1970年代後，京浜安保共鬪的暴力活動進一步加劇，在試圖獲取武器的過程中製造過槍店搶劫案，1971年的事件就是典型案例。[8]
京浜安保共鬪與赤軍派之間的聯盟始於互相利用，前者擁有後者搞「武裝鬥爭」所需的槍械，後者又能為前者提供他們所急需的資金。之後兩個團體開始共同策劃集會與示威[8]，最終結成正式聯盟。1971年7月15日，兩個組織在其官方雜誌《槍火》（Jūka）上刊登了「聯合赤軍」正式成立的消息。新組織由赤軍派領導人森恆夫指揮[8]，副指揮為京浜安保共鬪的女頭目永田洋子[6]。一開始，聯合赤軍將自身目標定為對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執行打完就跑的襲擊」[8]。在整合了雙方各自的根本立場與目標後，聯合赤軍又制定了一個統一決議，即「對日本當局展開武裝殲滅戰」，這也成為了整個組織的正式宣言[8]。
團體成員接受的訓練與受到的待遇
編輯兩名原京浜安保共鬪成員在聯合赤軍成立後不久就逃離了組織，永田洋子為殺雞儆猴，與其他聯合赤軍成員共同安排了對兩個叛徒的謀殺[9]。
1971年12月，聯合赤軍在森恆夫的命令下將總部遷至曾歸赤軍派使用的山間訓練營地。聯合赤軍在準備開展下一步行動的同時還在內部發動了所謂的「自我批評」運動，在當時的日本，左翼團體中開展此類儀式是一種常態[9]。自我批評的初始目的是令組織中的成員強化革命覺悟[6]。
但森恆夫為響應新左翼的「成員必須展示自身對革命事業的忠心」要求，將自我批評運動變成了一場暴力批鬥，用暴力來考察成員的獻身精神。森恆夫聲稱將成員打至不省人事能讓他們帶着真正的「共產主義主觀性」重生。聯合赤軍中的其他成員對森恆夫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認為打昏同志的後果難以預料[4]，也不知道具體該用什麼手段打昏他們。團體中的數名成員最終就喪命於此過程中[3]。
原京浜安保共鬪的兩名成員成為了自我批評運動中的首批受害者。其中的加藤能敬(Kato Yoshitaka)因曾在接受警方問訊時開口說過話而被迫進行自我批評，另一小嶋和子(Kojima Kazuko)則因缺乏對抗「資產階級思想」的鬥志而被拉了進來[4]。一開始，組織的做法是不給二人提供食物，之後在12月26日至27日之間，加藤(Kato)遭其他同志捆綁及毆打，小嶋(Kojima)也遭到了毆打。二人中的加藤(Kato)在被打後並未昏迷[3]，森恆夫由此得出結論，此人尚未完成徹底的自我反省，下令把他綁到戶外的一根柱子上，在嚴酷的山區低溫中繼續接受毆打。永田洋子與森恆夫對結果感到滿意後，完成了自我批評的加藤(Kato)才被帶回室內[4]。1972年1月4日，加藤(Kato)傷重不治。此前，另一名成員尾崎充男(Ozaki Mitsuo)在12月28日也接受了「自我批評」，他於兩天後死亡[3]。
持續不斷的毆打過後，共有12名「不夠革命的」聯合赤軍成員死於非命，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在被綁在戶外的柱子上暴露在惡劣天氣之中時死亡的，但也有幾人死於直接毆打或者遭刀具殺害。2月12日，最後一名受害者死亡。所有受害者的屍體都被埋在山區營地附近的樹林中[3]。
聯合赤軍的覆滅
編輯警方經跟蹤發現了聯合赤軍的山間營地的位置，在周邊地區，警察找到了此前死於「自我批評」的成員遺骸。
1972年二月初，森恆夫與永田洋子共同前往東京，二人不在時，幾名聯合赤軍成員乘機逃跑。2月15日，剩餘成員發覺警方已知曉他們的行蹤，於是逃離訓練營地。兩名聯合赤軍成員在逃亡過程中被捕[3]，森恆夫和永田洋子在返回營地查看是否仍有組員滯留其中時也被逮捕[8]。其他在逃成員為避免足跡與身上的屍臭（山莊中沒有洗浴設施）被警方查到而取道兇險山路[4]，之後進入長野縣。16日，在逃成員分成兩組，一組人員因遭群眾舉報（外表骯髒，行跡可疑）而在不久後於輕井澤車站全員被捕[4]。
另一組人員（共五人）在警方的追擊之下進入位於淺間山山腳的一座客棧，綁架了客棧經營者的妻子，在接下來的9天中，警方將整個山區封鎖，約3000名防暴警察抵達現場。警察為確保人質安全而未逼近山莊，僅與恐怖分子進行了數場交火[8]。聯合赤軍綁匪在警方切斷客棧電源之前甚至還通過電視收看了對當前事件的報道[4]。2月28日，整場事件進入了第十天，也是最後一天。警方動用破壞球將客棧入口撞開，在水槍及催淚瓦斯的配合下展開逐屋搜查[8]，長達八小時的槍戰過後，警方中有兩人死亡[4]，匪徒及人質的最終躲藏處是山莊頂樓的一個床墊後面[8]。對這起事件的報導在日本的收視率高達90%，史稱「淺間山莊事件」。
公眾態度
編輯事件剛結束時，公眾對聯合赤軍的態度相對來講沒那麼消極，但這一狀況並未維持太長時間。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聯合赤軍成員的受審經過得到了廣泛報導，警方也給出了關於這些人的暴行的證據，媒體很快便給這個組織營造出了一副「殺戮同伴、武裝拒捕」的面貌[6]，公眾的態度隨之發生轉變[8]。日本新聞媒體《朝日新聞》對一名學生進行了採訪，後者表示「（聯合赤軍）剛被捕時的狀態並非一敗塗地，我當時還覺得他們是絕對的革命者，大人們給他們貼上了『瘋子』的標籤，我還覺得很不公平。但後來我知道了他們對自己人動用私刑的事情，無法理解其中的邏輯，就不想替他們說話了」[3]。這段話也能概括一大部分民眾的心理活動。之後還有一名學生表示「雖說我的思想有些右傾，但還是能理解聯合赤軍成員的心理……不管你持何種立場，日本現在都很像一個警察國家，（聯合赤軍）為了挑戰整個體制，必須採取暴力手段」[4]。
罪責
編輯全體倖存的赤軍成員在警方調查初期都拒絕提供任何信息。淺間山莊事件一個月後，森恆夫向警方遞交了書面證明，表示為流血事件負責，請求警方將遇難者遺體送還親屬。其他聯合赤軍成員則把森恆夫的行為視為怯懦之舉，覺得遭到了戲耍，因為森恆夫此前曾因瑣碎之事對組員大肆施暴。森恆夫鬆口後，其他聯合赤軍成員也開始配合警方工作，給出了各自的證詞。所有涉事人員都有權選擇自己受審的方式，可以集體受審[3]，因為罪行是他們一同犯下的，也可以獨自受審，但會成為同志們眼中的叛徒。包括森恆夫在內的7名聯合赤軍成員選擇集體受審，但森恆夫本人卻在1973年1月1日，也就是出庭之前，在獄中自殺了[3]。另外，日本當局還在另一個左翼激進組織「日本赤軍」的要求下釋放了同樣選擇和其他人一同受審的坂東國男。日本赤軍還要求司法部門釋放坂口弘，但後者選擇了接受審判。在這7人中[3]，最後又有兩人改了主意，選擇單獨受審，因此最終只有永田洋子、坂口弘以及植垣康博三人在法庭上共同受審，永田洋子與坂口弘被判處死刑，植垣康博獲刑20年[3]。
2011年2月5日，永田洋子在被監禁期間死於腦癌。截至2013年，坂口弘在上訴失敗後依然被關押在獄中[10]。
遺產
編輯由若松孝二在2007年執導的電影《聯合赤軍》的主角就是這個團體。2019年，由NHK日本國際傳媒出品的紀錄片《聯合赤軍：混亂的遺產》（United Red Army：A Troubled Legacy）上映，其中收錄有存世聯合赤軍成員接受採訪的影像資料[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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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United Red Army: A Troubled Legacy - NHK WORLD PRIME - TV | NHK WORLD-JAPAN Live & Programs, [29 September 2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