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墮胎
典型傳統觀點和僧侶戒律
編輯在南傳佛教和大乘佛教僧侶遵循的僧規戒律中，誘導或以其他方式導致流產被視為嚴重的問題。[2]僧侶協助婦女進行流產可能導致被開除出僧團。傳統文獻並沒有區分早期和晚期流產，但在斯里蘭卡和泰國，隨着胎兒的發育，人工流產所帶來的「道德污點」也會增加。[2]雖然傳統佛教文獻未提及流產對母親健康的影響，但很多宗派的現代佛教法師和許多佛教國家的法律都承認，當母親的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威脅時，可以將其作為正當的流產理由。儘管有這樣的例外情況，流產仍然可能被視為不道德，會造成惡業。[2]
地區觀點
編輯關於墮胎的觀點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反映各種佛教傳統的影響，以及其他宗教和哲學傳統以及與西方思想的接觸的影響。
藏傳佛教
編輯在藏傳佛教地區，墮胎通常被視為非常負面的行為。[3]在西藏地區於20世紀50年代海外藏人社群出現之前，西藏人並不熟知因醫療需要而進行墮胎的情況，由於人口壓力較小，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去參與摧毀無辜生命的行為。[3]對流亡藏人而言，儘管墮胎是合法的，但墮胎的情況非常罕見。[3]藏傳佛教徒相信，進行過墮胎的人應該被同情對待，並應當通過善行和宗教儀式來彌補這一負面行為。這些行為旨在改善母親和被墮胎胎兒的業力結果。然而，宗教領袖指出，如果一個人在計劃通過行為來彌補墮胎的後果，那麼這些行為將不會起效。[3]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表示，墮胎是「負面」的，但也有例外情況，他認為墮胎是否可取，應根據具體情況來看待。[4]
南傳佛教
編輯在南傳佛教地區的國家，對於墮胎的法律和觀點差異很大。泰國的態度和法律對墮胎的看法通常比斯里蘭卡更為積極。[5]雖然在緬甸，墮胎仍被視為負面的行為，但也有防止婚外生育的效果。[5]關於泰國對墮胎的態度，彼得·哈維（Peter Harvey）指出：
...在討論墮胎問題時，不涉及諸如生命權或選擇權之類的權利語言，而是涉及「利處與禍害」 （benefits and harms）的語言，旨在情況允許的範圍內，減輕人類在各種狀態、階段和情境中所遭受的苦難，強調減少導致婦女感到需要墮胎的情況。
在泰國，2010年11月，一座曼谷寺廟發現內有大約2000個胎兒的遺體，引起廣泛關注。當時，除了強姦或對婦女健康構成威脅的情況外，墮胎在泰國是非法的。此事件引發一些政治家和僧侶發表聲明，重申他們反對墮胎法律。一位佛教領袖明確表示：「在佛教觀點中，墮胎和進行墮胎都等同於謀殺。參與墮胎的人將在此生和來世面臨痛苦，因為他們的罪孽將跟隨着他們。」總理阿披實·威差奇瓦宣佈打擊非法墮胎診所，並拒絕修改法律的呼籲，稱現行法律「足夠好」。[6]然而，2022年10月，泰國公共衛生部將墮胎合法化，允許在懷孕的前20周進行墮胎，這是之前允許在懷孕的前12周內終止妊娠的法律的延伸。泰國和世界各地的擁護墮胎權利的倡導者為這項新規定表示歡迎，但指出還需要做更多努力，以確保醫生接受培訓，並讓公眾意識到他們對墮胎的權利。[7]
彼得·哈維將緬甸對墮胎的態度與米爾福德·施伯羅的觀察聯繫起來，指出緬甸的佛教徒能夠區分宗教上的絕對的善惡和世俗上的功利的善惡。[5]在緬甸，雖然由於經濟困難造成非法墮胎普遍存在，但許多佛教徒認為墮胎違背他們的宗教信仰。[8]根據1995年對緬甸婦女的調查顯示，99%的人認為墮胎違背了他們的宗教信仰。[8]
漢傳佛教
編輯日本佛教對墮胎的寬容度要高於其他地方。[9]在日本，有時女性會在人工流產或自然流產後參與神佛習合的水子供養（即「胎兒追悼儀式」）。[10]
同樣，在中華民國，女性有時會祈求平息被墮胎胎兒的怨靈（嬰靈），並緩解因墮胎而感到內疚的情緒；這種儀式稱為「嬰靈供養」。[11]這種現代做法始於1970年代中期，並在1980年代大幅流行，尤其是在1985年墮胎合法化後。[12]嬰靈供養既汲取了自漢朝以來的傳統淵源，又受到日本實踐的影響。[13][14]這些現代做法出現在與現代化相關的人口變化、城市化和家庭規模減小的背景下，伴隨着對性態度的變化，這些變化首先發生在日本，然後在台灣，台灣的佛教社群從日本獲得啟發。[11][13]
延伸閱讀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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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audia Dreifus. (28 November 1993). "The Dalai Lama."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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