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樹德
生平
編輯入黨參軍
編輯1922年，考入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5年l0月，經同學王鶴壽介紹加入中國共青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在校期間，因聲援上海五卅運動和開展各種革命活動，而被開除校籍。後經人介紹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經理科。1926年10月畢業後，到 葉挺獨立團任中尉連指導員、團輜重隊隊副，參加北伐戰爭[1]。
秋收起義
編輯1927年，范樹德調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俗稱武漢政府警衛團）擔任少校團副兼輜重隊隊長（相當於團後勤工作負責人）。該團在團長盧德銘（中共黨員，後任秋收起義總指揮）領導下，按照中共指示準備參加南昌起義，范樹德在該團開拔前找到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留守處主任陳勁節，將招商局「德興號」輪船調來，全團官兵在黃鶴樓下乘該輪船東下。但因未能趕上南昌起義，該團便在江西省修水縣參加了湘贛邊秋收起義。參加秋收起義的四個團原定整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范樹德任師部中校經理處處長兼第一團團副和輜重隊隊長。秋收起義前夕，范樹德、何長工等人仿照蘇聯紅軍軍旗的樣式，設計並製作了帶有鐮刀斧頭圖案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秋收起義部隊既有國民革命軍正規部隊，也有身穿安源礦警服裝的工人，還有身穿農民服裝的農民自衛軍，為統一起義部隊標識，范樹德親自設計並組織生產了印有工農兵錘、鐮、槍圖案的紅布袖章數千個，發給每人一個佩戴在左臂。秋收起義失敗後，范樹德支持毛澤東進軍井岡山的主張, 他們率領800人抵達永新縣三灣村。經過三灣改編後，原四個團的起義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步兵第一團」，轄兩個營七個連，范樹德任該團團附兼輜重隊隊長兼供給主任[1]。
1927年10月上旬，工農革命軍先後進駐寧岡縣的古城、茅坪等地，為恐引起井岡山地方武裝首領的懷疑，毛澤東決定向茅坪一帶地方武裝首領袁文才部贈送步槍一百支，向茨坪一帶地方武裝首領王佐部贈送步槍七十支, 並讓范樹德挑選槍支、安排人帶着毛澤東的親筆信分送給袁文才、王佐。袁文才回贈工農革命軍1000元大洋並幫助安家，王佐將所存的500多擔稻穀（每擔一百斤）無償贈給工農革命軍。工農革命軍部隊由此得以在井岡山中心休整20多天，其間針對部分官兵的消極情緒，毛澤東給官兵們上課，並召開各級黨組織會議，范樹德及軍官連連長陳毅安分別教大家唱《工農兵大聯合歌》、《少年先鋒隊歌》、《國際歌》等歌曲。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佔湖南省茶陵縣，在當地中共黨組織配合下成立茶陵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由譚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攻佔遂川縣城，毛澤東指揮部隊在黃坳、堆子前、大汾、草林等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中共黨組織，毛澤東還指定范樹德兼任遂川縣籌款專員，在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支持下向遂川縣商會籌助軍餉5000元大洋，並且在城廂附近調查沒收土豪家的浮財、穀物等。范樹德還在遂川縣城內沒收了天主堂制存的一批葡萄酒，分給團直屬隊飲用；另外在一家大貨棧沒收了八十捆（每捆20匹）白土布，在遂川縣城染成灰色，縫製成棉衣、夾褲、綁腿、子彈帶等分別下發各連隊，將剩下的約30擔白布送到井岡山桃寮村（張家祠堂）被服廠備用[1]。
井岡旌旗
編輯1928年4月，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會師後，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軍需處處長范樹德，范樹德由此成為井岡山時期紅軍後勤工作的最高領導人。軍需處下設財政科、會計科、糧食科、被服廠、糧庫、運輸隊、造幣廠等機構，在物資緊缺的困難情況下，軍需處保障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後勤供應。1928年8月，范樹德協助營長陳毅安參與了黃洋界保衛戰的指揮及備戰工作[1]。
在井岡山，為解決紅軍吃糧和儲糧問題，紅軍部隊開展了下山挑糧活動，軍長朱德也報名參加。因為怕年過四十的朱德累壞，朱德的通信員朱良才出主意偷偷將朱德挑糧用的扁擔藏起。但朱德找到范樹德讓再準備一根扁擔。范樹德回憶，「我當即帶名勤務員到桃寮村張家祠堂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闆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子向她買了一根毛竹，砍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寫了『朱德扁擔——不准亂拿』八個字。我去送給朱德同志時，笑問，『你看這根扁擔行嗎？』朱德同志接過去看了看，笑道，『好啊，明天就用上了。』」1956年7月，為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0周年，中央軍委向全軍老同志徵文，編輯《星火燎原》叢書，朱良才為此寫了《朱德的扁擔》一文，發表後反響很大，後被教育部門收入小學《語文》課本。范樹德在1982年《文史通訊》第三、四期上撰文指出該文與事實有出入，特別是扁擔上的字並不是「朱德記」三字，而是范樹德寫的那八個字。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得知後，確認范樹德的回憶是正確的，並派人帶着用井岡山毛竹削成的扁擔到桂林請范樹德在扁擔上重題這八個字，這件複製的「朱德的扁擔」現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展出[1][2]。
紅軍後勤
編輯1929年，范樹德隨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進軍贛南、閩西，創建新根據地，范樹德繼續任軍需處處長。1929年紅軍攻佔汀州後，繳獲大批布匹，范樹德等人組織縫製出4000套服裝，並用繳獲的戰利品給每個戰士發了軍餉，很多紅軍戰士第一次穿上統一服裝。1930年春，范樹德任紅三軍軍需處處長，1930年6月任紅三軍參謀長。他和紅三軍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指揮紅三軍消滅了國民革命軍第十八師，活捉師長張輝瓚，俘敵近萬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一天，范樹德到總部駐地黃陂圩找毛澤東匯報工作，談到張輝瓚時，毛澤東說自己已經和他談話，讓他寫出三個方面的檢查。毛澤東讓范樹德去教育張輝瓚，范樹德在毛澤東的警衛排長張金榮的引領下見到了張輝瓚，在進行審訊和教育後，讓張輝瓚按毛澤東指出的三個方面內容趕緊寫檢查。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戰鬥中，范樹德還促成敵軍一營的官兵投降，當時軍長黃公略見前方高山上被紅軍圍困的敵軍拒不投降，乃派范樹德帶4名戰士前往查看，途中遇到兩名紅軍幹部和一名敵軍軍官，紅軍幹部向范樹德敬禮後稱：「這是敵軍一營長，因與黃軍長是同學，恐繳槍後有危險，故前來面見黃軍長，接洽投降事宜。」並且讓范樹德告知黃軍長現在何地。范樹德回答說：「我是第三軍參謀長，黃軍長尚在後面山上，如去面談往去需時，現有黃公略軍長的私章在我衣袋內可以為證。」敵營長看見黃公略私章後，率全營官兵投降[1]。
1930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頒發，其中規定設立紅軍的經理衛生部。1931年1月，紅軍的經理衛生部改稱經理部，范樹德任部長。1931年11月，范樹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經理部部長。1932年9月，總經理部改為總供給部，范樹德仍任部長。1933年冬，范樹德調任中革軍委參謀部（劉伯承任總參謀長）第四局局長，繼續主抓後勤工作。他參加領導了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後勤保障工作，通過「打土豪、籌款子」，戰場繳獲，以及中央蘇區政府在群眾中發動的「借谷運動」及購 買戰爭公債活動，打破蔣介石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在蘇區糧食最困難的時期，寧化縣每年向蘇區政府及紅軍提供「千擔紙，萬擔糧」。1934年，范樹德到福建寧化、清流一帶籌集軍糧五萬擔，並組織車輛運到江西省石城縣。此外，蘇區政府在發展農業的同時，還抓了工業、手工業、商業、邊貿、稅收等項工作，為蘇區政府及紅軍的後勤供應打下了基礎。後來遵義會議決議表揚紅軍後勤供應工作稱：「黨在『一切為着前線上的勝利』口號下，解決了前線紅軍財政上、糧食上和一切其它物質上的需要。」[1]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來自各蘇區610名代表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並組建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俗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范樹德、王稼祥、葉劍英分別被任命為中革軍委下設的總經理部、總政治部、總參謀部部長。1931年12月，毛澤東任主席的人民委員會任命范樹德、毛澤民為財政人民委員，財政人民委員部是人民委員會中主管財政工作的行政機關。中革軍委總經理部（後改為總供給部）是中共軍隊中最早的後勤領導機關，范樹德成為中共軍隊歷史上第一任後勤部部長。1932年，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與總經理部部長范樹德共同簽名，向全軍下發了有關後勤工作的訓令，並加蓋中革軍委印章。中央軍區供給部印發的油票上方寫有「淨茶油貳拾斤」字樣，並寫有四條關於油票使用的規定，票面中央蓋有大紅印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軍區供給部」，其左側下方為部長范樹德、政委陳潭秋的手章[1]。
被俘之後
編輯1934年8月，范樹德到寧化、清流縣一帶，負責籌集軍糧約五萬擔，到江西石城縣一帶，充實軍隊主食。10月初完成任務回瑞金時，參加長征的紅軍隊伍已由長訂、瑞金陸續出發，這時范在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紅色總醫院治療嚴重痧眼病。10月仍任中央供給部長，中央紅軍長征後，范樹德留在中央蘇區，擔任湘粵贛游擊支隊參謀長等職。1935年4月下旬，范帶領第二中隊長李漢興等40餘人，在汝城一帶打游擊，佛曉和敵人遭遇，范因受傷被俘。被關押數月後，因是黃埔軍校畢業生，1935年11月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總務處少校服務員等職。1938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調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范樹德隨之調任第三戰區副官處第二課（管理課）少校副官，1939年任中校參謀主任。1941年調任第三戰區干訓團總務組上校組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45年9月日軍投降，范樹德任長官部受降日軍第一接管組上校副組長，接收日軍武器及軍用品等。後來任日軍俘管理所上校所長。1946年12月底，調任鄭州綏靖公署第二處少將副處長。1948年8月鄭州綏靖公署撤銷，棄職，1949年5月抵達廣西桂林，後做小生意並參加零星的體力勞動。
1954年4月15日被桂林市公安局逮捕，先後在開封、西安監獄關押改造。1955年授銜時，參加「三灣改編」的僅剩60多人，有23人授予將帥軍銜。1975年3月19日在西安戰犯管理所獲特赦，被安排為桂林市政協工作人員，1980年為桂林市政協委員[2]。1984年，范樹德應邀到北京參加黃埔軍校建校60周年慶典。1986年3月，范樹德在桂林病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