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學派

此條目介紹的是近現代溫州新學學派。關於宋代溫州事功學派，請見「永嘉學派」。

瑞安學派，又稱永嘉學派、瑞安新學、溫州學派，是活躍於晚清至民國的改良主義學派，這一學派人物大多是溫州同鄉、親戚、師生，因此被被胡適稱作北京大學中的「溫州學派」。這一學派推崇宋代永嘉學派「事功」學說，在思想主張上相對保守，提倡保存國粹、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改革，成為胡適等人的主要批判對象，最終在1930年代退出北大、逐漸瓦解。

歷史

近代瑞安學派興起，或言之永嘉學派的復興，始於瑞安孫氏的孫希旦家族和孫衣言、孫鏘鳴、孫怡讓家族。自兩宋以來，溫州學術陷入衰退，至清代中葉頹勢難掩，孫希旦認為要想逆轉這種趨勢，就必須恢復溫州文化最昌盛時候的永嘉先生傳統以「敬鄉強國」。在他之後，孫衣言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已經參與到「江亭修禊」中，並在後來的「顧祠修禊」等活動中逐漸摒棄漢學與宋學的門戶之間，接受了顧炎武等的經世致用之說。孫衣言從1869年開始整理永嘉「事功學派」學理脈絡，並將之命名為「永嘉學派」，並和黃紹箕等人在鄉里興辦教育希望重振永嘉學術，培養了許啟疇、金晦、陳國楨、陳虬、陳黻宸、宋恕等後輩。陳虬在1880年的《行路難》中已經將自己的學派稱作「東甌學派」，宋恕在1909年《題溫州師範學校》中也寫道「當立志使永嘉學派復活」，由此學派的年輕一代也組織起「求志社」，並於1902年在上海由陳黻宸創辦學派刊物《新世界學報》，吸引了馬敘倫、杜士珍、黃群、湯爾和、黃式蘇等人的參與。

最早進入北大任教大的瑞安人屬任職北京大學史學教授的陳黻宸，研究國學的馬敘倫、出任北大庶務長的章獻猷則是其門生。陳黻宸的侄子陳懷，外甥林辛、林損，同在北京大學授課。在國史纂輯處擔任特別纂輯員的孫詒棫系孫怡讓堂弟，任校長室秘書兼《北京大學月刊》事務員孫宣系孫鏘鳴孫，另外還有研究現代農學的許璇，三人均系瑞安同鄉。陳黻宸、陳懷在1917年、1922年相繼過世後，林損成為了瑞安學派的核心人物。林損在新文化運動中加入國粹派，與胡適、蔣夢麟、劉半農、傅斯年等人交惡，胡適等人視其與背後的「溫州學派」為北大改革的阻礙，1934年胡適、蔣夢麟藉助大學機構改革的機會，以需要聘用中西兼通的教授為由解聘林損。胡適在晚年回憶時稱：「（陳黻宸、林損）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麼東西，值不得一擊的。」

1934年陳懷長子陳謐在家鄉瑞安創辦《甌風》雜誌，仍然是以興復永嘉學為己任，撰稿有劉紹寬、黃式蘇、高誼、池志澂、林損、王理孚，編輯有宋墨庵、孫孟晉、李孟楚、梅冷生、夏承燾、陳閎慧，均為溫州籍人物。然而《甌風》僅僅創辦一年之後，便於1935年12月宣告停刊。瑞安學派的學者處於清末民初的轉型階段，胡適、梁啓超將其中的孫氏視作注重科學、反理學的乾嘉漢學繼承者，反而將陳氏、林氏視作反科學、舊理學，而錢基博則批評胡適、梁啓超漠視了學派的永嘉學傳統。1949年後林氏後人林尹在台灣撰寫《中國學術思想史大綱》，才將近現代的「永嘉學派」列為「徵實學」譜系。

學術思想

正如歷史上的永嘉學派在理學和心學之間中立，近代的永嘉學人也希望在道光以來「漢學」（乾嘉考據學派）和「宋學」（主要指宋明理學）之間中立，正如孫怡讓在刊印《永嘉叢書》所說，「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而孫氏自己則主要通過「以史學補漢學之短」發軔，大量收集整理研究地方學術史，並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開創性貢獻。陳黻宸也是以史學為專長，提倡史學和現代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相結合，尤其重視社會學和史學的結合，批判乾嘉學派忽視社會研究而埋首經文、宋明理學只顧空談而不切實際。宋恕則重視世界史研究，批評晚清以來的《海國圖志》等書「題名皆陋，將以尊內，適使外人笑我學者為井蛙，是反辱國矣」。總而言之，溫州史學繼承宋代永嘉學派重視史學和清代乾嘉學派重視考據的傳統，以經世致用為主要目的，提倡以現代科學改造傳統史學。

瑞安學派的學者大多是傳統經學教育出身，雖然批判傳統理學，但是也反對打倒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侵蝕傳統文化的現象深感憂慮。孫怡讓在致信友人中表示了對基督教在溫州傳播的憂慮，批判學者只顧古文而無視現實中的威脅，將來中國儒學或毀於一旦。孫鏘鳴在任教上海龍門書院時，就抨擊了當時僵化保守的傳統理學，提出要用現代科學改造理學，這樣的理學才是「真理學」。宋恕則徹底否定理學，質疑理學「古今無無理之學，別立理學之名，於理學之解則茫然矣」，認為理學並非是正統的儒學，致力於推廣宋代永嘉學派學說。陳黻宸同樣推崇永嘉學派的「事功」，認為「事功」反映了讀書人對於天下的擔當，儒家的精神不在於空談而在於「事功」。然而陳黻宸雖然痛心疾首於儒家綱常倫理對於中國發展的限制，但同樣反對全面拋棄儒家的思想，認為儒學的六經之於中國人如同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之於西方人，斷不可因噎廢食。在新文化運動中，瑞安學派最後的代表人物林損加入了國粹派陣營，擔任《國故》特約編輯，出版《漢學存廢問題》《漢字存廢問題》《注音字母為滅漢學之原》反對胡適、錢玄同，他以「學無所謂新舊，更無須乎調停，唯其是而已」的理由反對新文學、新文化人為的改革，主張學術沒有新舊之分，應該順其自然、自由發展。

基層建設

瑞安學派的學者重視基層建設，主要關注宗族和鄉學，希望藉此重新振興中國鄉村。因此他們一方面重視譜牒、家學、地方傳承，將恢復自太平天國之亂以來散落的典籍為己任，試圖建立依照宗法原則以宗族為中心的基層治理；另一方面重視文教事業，在城市以外的鄉下創辦學校教化百姓，並且將自己家的家塾開放給同鄉後輩，在外任教傳播家學，培養了一大批儒學人才。然而，一方面溫州以商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不能支持宗法基於族田的農業生存方式，這反而會加劇了地方大族的土地兼併，導致小宗難以維持這套體系；另一方面宗族紐帶和家學淵源並沒有真正作用於鄉民，這些傳承往往礙於親疏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反而強化地方望族之間的聯合，致使瑞安學派兼具門閥和學閥的特點。

瑞安學派興辦鄉學主要以孫詒讓為代表，他們將教育視作強國的根本。1896年孫氏等興辦瑞安方言館、學計館，這兩所學校後來合併並演化為瑞安中學。同年，傳教士創辦藝文學校，孫詒讓則率領學生表示歡迎，認可用西洋文明啟迪地方民智。瑞安最早的小學也是這一年建立。1897年永嘉蠶學館成立。1899年孫氏辟家塾為瑞平化學學堂。1902年成立溫州府學堂。1904年劉紹寬到日本後，接納留日學生建議，提倡建立溫處學務分處，這也是溫州大學的前身。根據1911年《浙江教育官報》的統計，溫州原定設立新式學堂44所，實際則建立了126所，溫州興辦新式教育的熱情在全省前列。陳虬的利濟醫院開創了中國初級醫學教育的先河，陳黻宸則在兩廣方言學堂大力引進外國教師，並在回鄉後接手利濟醫院創辦溫州中學醫學堂，陳氏也因此被認為精通新式教育而遊走於各大院校。

瑞安學派提倡經世致用，秉持實用主義態度樂於吸收西方文化，在推動農業現代化和近代工業發展方面也有貢獻。孫怡讓身體力行實踐振興實業的主張，開發了永嘉鉛礦，開闢了溫州到上海、瑞安至寧波沿海汽船航線以及瑞安、溫州、鰲江之間的內河航運，領導瑞安商會抵制美貨，開創了溫州興辦新式工業的風氣。1896年上海農學會成立之後，瑞安學派學者也積極加入，並且召集同仁在瑞安創辦分會，主張「農學為富強之本，其於本邑尤為急務」，調查研究了本地的農業資源，力圖復興地方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