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生物武器計劃

蘇聯秘密實施了世界上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和最複雜的生物武器計劃，從而違反了其於1972年簽署《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的義務。 該計劃始於1920年代而且至少持續到1992年9月，但此後俄羅斯可能繼續實施該計劃。

到1960年，蘇聯已經在其境內修建了大量的生物武器研和生產設施。儘管蘇聯也簽署了《生物武器公約》，但蘇聯並沒有遵守公約反而擴大了其生物戰計劃。在蘇聯生物戰計劃當中，蘇聯計劃武器化並儲存了以下生物製劑：

• 炭疽桿菌（炭疽）
• 鼠疫桿菌（鼠疫）
• 土拉弗朗西斯菌（兔熱病）
• 鼻疽伯克霍爾德菌（馬鼻疽）
• 布魯氏菌（布魯氏菌病）
• 考柏氏體（Q型流感）
• 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
• 肉毒桿菌毒素
• 葡萄球菌腸毒素B
• 天花
• 馬爾堡病毒
• 正痘病毒

這些項目規模龐大，在數十個秘密地點進行，並僱用了多達六萬五千名員工。以天花為例，蘇聯年生產能力為90至100噸。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許多此類病毒經過基因改造，能夠耐熱、耐寒和耐抗生素。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承認了蘇聯研究和生產進攻性生物武器的計劃，以及197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故，該事故導致至少64人死亡。弗拉基米爾·帕謝奇尼克和卡納特揚·阿利別科夫上校等蘇聯生物武器專家的叛逃證實了該計劃規模龐大並且仍然存在。1992 年，美國和英國簽署了一項三邊協議，承諾結束生物武器計劃並將設施轉變為民用設施，但該協議的遵守情況以及前蘇聯生物武器和設施的命運仍然懸而未決。

歷史

二戰前

國際上對生物戰的限制始於《日內瓦議定書》，該議定書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但不禁止擁有或發展化學和生物武器。在批准《日內瓦議定書》時，一些國家對其適用性和報復性持保留態度，蘇聯就是其中之一。由於這些保留，這份議定書實際上只是一項「不率先使用」的協議。

蘇聯第一個生物武器計劃的主要設計師是雅科夫·莫伊謝維奇·菲什曼。1925年8月，他被任命為紅軍軍用化學局（Voenno-khimicheskoe upravlenie）首任局長。1926年，在化學局的一個小型實驗室中，菲什曼開始了對炭疽桿菌（炭疽病的病原體）的研究。 1928年2月，菲什曼為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準備了一份關於蘇聯生物戰準備情況的重要報告。報告中稱「細菌武器可以成功地用於戰爭」，並提出了蘇聯的生物武器計劃。與此同時，蘇聯病毒學家伊萬·米哈伊洛維奇·維利卡諾夫成為了早期蘇聯生物武器計劃的首席科學家。1930 年，維利卡諾夫被任命負責指揮一座新的實驗室，即位於莫斯科以西約30英里弗拉西哈的一個實驗室。衛生人民委員部下屬的天花研究所所在地的建築物被轉移到軍事設施，這些軍事實驗室的早期項目是針對土拉熱弗朗西斯菌。

1931年7月，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前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使用蘇茲達爾的一所修道院，並於次年創建了一個沙拉什卡，其中大約有19名研究鼠疫和兔熱病的專家在這裏研究生物武器的開發。到1936年，在弗拉西哈和蘇茲達爾的科學家被轉移到戈羅多姆利亞島，在那裏他們建立了一個研究口蹄疫的研究所。維利卡諾夫被任命負責戈羅多姆利亞島研究所的總指揮，該設施被命名為生物技術研究所，代號為 V/2-1094。德國情報部門報告稱，該研究所正在進行針對土拉熱弗朗西斯菌和鼠疫桿菌的實驗。

1936年夏天，伊萬·米哈伊洛維奇·維利卡諾夫率領紅軍第一次在中亞的沃茲羅日傑尼耶島進行生物武器試驗。維利卡諾夫生物技術研究所的約100名人員參與了實驗。1937年7月，維利卡諾夫在計劃第二次前往該島進行試驗時被蘇聯安全機關逮捕並隨後被處決。同年夏天晚些時候，生物技術研究所新任所長列昂尼德·莫伊塞耶維奇·哈塔內維爾(Leonid Moiseevich Khatanever)率領第二次探險隊前往沃茲羅日傑尼耶島。他派出了兩艘特種船和兩架飛機，用於針對兔熱病傳播的測試。德國於 1941年6月發起巴巴羅薩行動，並於 10 月佔領附近的加里寧後，戈羅多姆利亞島上的設施被拆除並遷往基洛夫。

阿利別科夫曾是蘇聯生物武器機構Biopreparat的生物武器科學家，在他對蘇聯生物武器計劃歷史的描述中，描述了列寧格勒曾進行的早期生物武器研究。 據稱，這項工作於20年代在列寧格勒軍事醫學院啟動。 據阿里貝克介紹，1928年，革命軍事委員會簽署了一項關於斑疹傷寒武器化的法令，列寧格勒軍事醫學院便開始在雞胚胎中培養斑疹傷寒。他還聲稱，蘇聯在索洛維茨基集中營進行了斑疹傷寒、鼻疽和類鼻疽的人體實驗。關於蘇聯在列寧格勒的生物武器計劃的另一個可靠的來源是軍情六處的一系列秘密報告。1924年至1927年間，軍情六處共發佈了14份關於蘇聯生物武器計劃的詳細報告。他們確認一些蘇聯知名的病毒學家是研究鼠疫桿菌和其他危險病原體的科學家，其中包括了著名的謝門·伊萬諾維奇·茲拉托戈羅夫和彼得·彼得羅維奇·馬斯拉科維茨。事實上，茲拉托戈羅夫是世界上鼠疫領域的權威之一，他研究了來自世界各地的40種鼠疫桿菌菌株。1910年10月至1911年2月期間，他還被派去抗擊在中國東北爆發的鼠疫。軍情六處的報告表明，茲拉托戈羅夫和馬斯拉科維茨對位於喀琅施塔得的亞歷山大堡壘進行了一些研究。 在這裏，他們的目標是開發鼠疫菌株，當裝入炮彈、航空炸彈和其他傳播手段時，這些鼠疫菌株仍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