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季廉
生平行跡
編輯1927年至1928年間為清華大學學生，主修經濟學專業，時為各種學生活動中一活躍人物。[1][2][3][4]
在清華上學時即已開始在《大公報》作兼職編輯，畢業後遂加入《大公報》工作，任國際版編輯，並為《大公報》社評作者之一[5][6]。還曾（與艾大炎、王芸生等）主編《大公報》刊物《國聞周報》。至抗戰爆發前曾發表過很多文章及譯著（分別署名馬全鰲、馬季廉、季廉）。
抗戰爆發後，約當1938年，在由蔣介石親任團長的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的第一期學生第一總隊官佐名錄中曾有「上校政治教官 馬季廉 湖北 襄陽民權街十四號」之記錄。[7]
從現存記錄看，馬季廉在當時有關社會與政治的論爭中顯示過不同色彩的思想傾向，但終屬一無黨派的愛國赤子。
著作言論
編輯文章
編輯《英國模範稅制所得稅的優點》，《國聞周報》第7卷第18期，1930年5月12日。
《中國政治出路商榷》，1932年8月15日發表。在1930年代思想界對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中，此文體現出一種難得的「現實主義」取向，即反對價值的論爭而重視對事實的研究。[8]
《技術政治論》，《國聞周報》第10卷9期，1933年3月。
《國難方興未艾》，《國聞周報》第9卷第25期，1932年6月27日。中有內容如「喚起民族意識，停止赤化鬥爭」、「打破歷史恩仇」、「力求團結一致」等言。
《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國聞周報》第9卷第32期，1932年9月1日，中有如下內容：「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
《資本主義能否施行計劃經濟》，《國聞周報》第10卷第6期，1933年2月13日。其中有「資本主義的神髓是消費者有需求的自由，生產者有創造的自由，這都是計劃經濟所不容許的，加以各國都還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政黨，所以資本主義下實行計劃經濟顯然是不可能的。」以及「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是現今世界經濟必然的出路。」
《停戰與華北前途》，《國聞周報》第10卷第22期，1933年6月5日。
《新聞事業的新需要》，《新聞記者》（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第1卷第8期，1938年11月1日。
《國家總動員》，青年書店出版，1939年。
譯作
編輯《日美太平洋大戰》Hector C．Bywater（白華徳）著，楊歷樵, 趙恩源, 馬全鰲合譯，天津，大公報社,1932年。
《遠東之危機》，(美)斯蒂生（一譯史汀生，1929年～1939年曾任美國國務卿）著，天津，大公報館出版部,1936年11月發行。
資料
編輯- ^ 1927年7月，清華因派遣出國留學生問題在校董評議會中發生爭執而引發學生風潮期間，馬全鰲是大學部學生代表。見蔡德貴撰寫的《清華之父曹雲祥》第六章「清華校長不好當（30）」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中之記述。
- ^ 1928年3月，清華大學經濟學會全體大會選舉馬全鰲擔任總務委員兼主席。載於當月《清華周刊》。
- ^ 吳宓日記1928年七月二日星期一：「晴。 上午十時，范文瀾、鍾伯良來。 導遊觀校舍，並訪學生馬全鰲。」
- ^ 1930年《清華周刊》的總編輯為張德昌，主任編輯有余冠英、張大安、郭可詠、馬全鰲、梁方仲。參見清華大學第二級畢業委員會編《國立清華大學第二級畢業記念冊》民國十九年。
- ^ 《大公報》的社評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主要是張季鸞主筆，之後有王芸生、徐鑄成、楊歷樵、馬季廉、張佛泉、王志莘、潘仰堯、李純青等加入。
- ^ 陳紀瀅回憶:「那時（《大公報》）編輯部除張、胡二公外，最重要的幹部是曹谷冰、許萱伯、楊歷樵、馬季廉等，……」（見陳紀瀅《記王芸生》中之記述）。
- ^ 見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第一期學生第一總隊官佐名錄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 1930年代，因國民黨在1929年的三屆二中全會中曾決議「訓政時期」的長度為六年，到1935年即開始實行憲政。結果在1932年即開始引起是繼續維持黨治還是按時邁入憲政的激烈討論。反對速行憲政的一派以梁漱溟為代表，其主張應先從鄉村教育及建設入手，在鄉村教育落後的情況下侈談憲政，病在不實。其中馬季廉認為，教育、交通、良好政風乃實施憲政條件，當時中國不具這些條件；陳之邁主張，在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寄望在生存線掙扎的人民參與政治、監督政府，根本違背人情之常，再好的憲政對國家都沒有幫助。支持依約行憲的一派以胡適為大家，認為在訓政時期少數人把持政權，人民根本得不到現代憲政的訓練，只有憲政本身才是憲政最好的訓練。其中蕭公權主張，行憲政要有教育準備，而唯有憲政本身才能提高人民智慧；張佛泉說憲政本身不應先預設完美與理想的狀況，即令一時間有所不完美，我們也應該先忍受一段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讓憲政真正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