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形玉器
人兽形玉器是台湾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玉器，部分亦沿用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及金属器时代[1]。由于不少考古学家相信是用作耳饰，故又称人兽形玉玦[2]。人兽形玉玦是利用透雕的手法，雕出两个并立的人形，两手插腰、双脚分开，头上顶着一个类似猫科动物的兽形，兽足和下面的人形共用头部，型制十分特殊[3]。此种特殊的造型，在海外各地十分罕见，可谓台湾独有的玉器形式。
分布概况
编辑台湾的人兽形玉器主要发现于卑南文化、花冈山文化、丸山文化及圆山文化，麒麟文化也可能有所发现，主要分布于台湾东部及北部。另外，在台湾北部十三行遗址及南部的北叶文化也有少量的人兽形玉玦出土[4]，2014年于台南南科的三宝埤遗址新出土一件人兽形玉玦[5]，2024年于花莲秀林的北三栈遗址新出土一件人兽形玉玦[6]。
目前全台湾的人兽形玉器约有40件，台东卑南遗址5件、台北芝山岩遗址11件、宜兰丸山遗址12件、屏东裘拉遗址2件、花莲港口遗址有4件残器、花莲支亚干遗址、台南南科三宝埤遗址及花莲花冈山遗址各1件，还有部分是调查采集与私人收藏[5][7]。
各地人兽形玉器的型制差异
编辑台湾各地的人兽形玉器依型制差异可细分为单人型与双人型，单人型是下方只有一个人形，上方顶着一个兽形；双人型则如上面所述，下方双人并立，头上顶着一个兽形，兽足即为人形的头部[2]。
人兽形玉器下方为一人形，这一点争议很小，但是上方的兽形样式十分多元。同样地，前述单人型较无争议，应是一兽类的侧身描绘[2]，花莲港口遗址及南科三宝埤遗址出土之人兽形玉玦皆属此类[8][9]；但是双人型的变化就十分复杂，横越在人头上的兽形有的像猫科动物，有的头上长有分岔的角状突出，近似鹿科动物[2]。
对此，根据卑南一带原住民有关云豹的传说，有学者推测卑南遗址出土之人兽形玉器，其兽形可能就是已经绝种的台湾云豹[10]。此外，宜兰的丸山遗址和台北的芝山岩出土之人兽形玉玦也有类似兽形，根据芝山岩出土之兽骨，推测可能为该动物可能为猪，不过无论是猪抑或猫，目前尚无定论[11]。至于同样在芝山岩遗址和丸山遗址的另一类人兽形玉玦，其兽形是鹿科动物，因其头上有分岔的角状突出，推测是鹿科应较无问题[2]，此类人兽形玉玦亦发现于屏东的裘拉遗址[3]。
器物功用
编辑对于人兽形玉器的功用，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人兽形玉器是一种耳饰，故称“玦”，作为陪葬品之用；另一种则认为人兽形玉器是某种器物的构件，镶嵌在木器或骨器之上[3]。
就前者而言，许多人兽形玉器出土的都是作为墓葬品之用[2]，例如卑南遗址发掘出土的人兽形玉器就是出自一石板棺，加上玦是台湾很重要的耳饰[12]，因此可以大胆猜测人兽形玉玦是作为陪葬之用，戴在死者的耳朵上。后者则着眼人兽形玉器底部的突出物，认为它应该是插在某个器物之上的接榫点[3]。
制造地点
编辑关于台湾人兽形玉玦之制造地点，根据卑南玉器分析结果，发现其质地与花莲丰田产出的闪玉相似，推测卑南玉器之原料可能来自丰田一带[13]。而港口遗址出土之人兽形玉玦亦为闪玉所制[8]，加上其他地区出土之玉器亦指向玉器原料可能来自花莲出产的台湾玉（闪玉），后者是台湾本地制作玉器的唯一来源[3]。
在制造地点上，虽然出土人兽形玉玦的卑南遗址、丸山遗址及支亚干遗址皆有玉废料之发现，但是支亚干遗址出土之玉废料数量不仅远大于前两者，在该遗址还发现大量制作工具与半成品，可见该处是一大规模的玉器制造场所[14]。因此，尽管无法确切得知人兽形玉玦之制造地点，但是可以推测位于台湾玉产地附近的支亚干遗址[15]，其所属花冈山文化人群应是控制玉料资源与玉器制造的主要人群，透过海陆交通形成一个以花东纵谷北段为中心的贸易交换网络[16]。
卑南遗址出土之人兽形玉玦
编辑虽然人兽形玉玦是台湾十分重要的考土遗物，不过目前仅有1984年于卑南遗址出土的人兽形玉玦被列为国宝。事实上，卑南遗址共出土5件人兽形玉玦，但是该件人兽形玉玦为其中最完整，因此最具代表性，并于2012年被指定为国宝[17]。
小档案[18]
| 大小 | 高：70毫米(mm)
宽：40毫米(mm) 厚：4.5毫米(mm) 重量：15.7公克(g) |
|---|---|
| 出土时间 | 1984年 |
| 出土地点 | 卑南遗址 |
| 所属文化
目前典藏位置 |
新石器时代晚期─卑南文化
目前典藏于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
文物简介
该文物高7公分，宽4公分，属于双人型之人兽形玉玦，由两个完全对称的人形，和一只形似猫科动物的兽形构成，此动物的足部正好构成下面两个人形的人头，而下面两个人形，以双手扶腰、两脚打开，站立于横木状的物件上面，形成完全对称，横木上则有突出物[19]。
出土缘由
1980年7月在铁路工程的过程中，挖出许多石板棺，经过台东县政府磋商后，由宋文薰率领台大考古队进行挖掘，但因当时的省政府迟于答应拨款，迟迟无法下手。当考古队在等待经费消息时，8月中旬，台东一位杨姓商人愿意赞助其考古队的发掘任务，并且展示先前向地方商人购买的出土物，其中包含了人兽形玉玦的残片，但却无法证实这是否为卑南遗址所出土[20]。
随后在9月初开始第一次挖掘，进行了8梯次，为期254天的发掘，直到1982年9月初为止，发掘面积达7550平方米，其中发现1025座墓葬，这些墓葬都是以石板棺为葬具，但这些出土物中却没有人兽形玉玦。反而在1981年时，徐瀛洲先生却收购到一件人兽形玉玦的残片，与上述杨姓商人所拥有的那块几乎一模一样，不过与上述状况相同，都无法证实是否为卑南遗址所出土[21]。
然而，这次的考古任务结束后，政府的征收地内还有约7000平方米尚未挖掘，但这块土地早被政府规划大排水沟等工程，将于1985年11月4日动工。期间考古队虽曾多次向相关单位报告该地具有丰富的考古资源，应该加以保护，但仍旧无法促使工程停工。为抢救工地内的考古遗物，台东县政府于1983年12月9日采取对应措施，即施工时将雇用曾经参与考古并且熟练该技术的工人，处理施工后出土石棺内的陪葬物，该件人兽形玉玦于1984年3月19日被发掘出土[2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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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3.1 3.2 3.3 3.4 何传坤，〈台湾考古志：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人兽形玉器〉http://web2.nmns.edu.tw/PubLib/NewsLetter/88/144/04.ht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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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自叶美珍、黄国恩，〈馆藏十件文物小故事：人兽形玉玦、有槽石棒与德氏水牛化石〉， 史前馆电子报275期，2014.5.15 http://beta.nmp.gov.tw/enews/no275/page_03.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萧琼瑞，《图说台湾美术史－山海传奇》，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3，页50。
- ^ 宋文薰、连照美，〈台湾史前时代人兽形玉玦耳饰〉，《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44期，1984，页151-152。
- ^ 21.0 21.1 同注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