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特之围
库特之围（又称第一次库特战役），是由奥斯曼军队在巴格达以南160公里（100英里）的库特外围，对城内约8000人的英国陆军驻军进行围攻。1915 年时，其人口约为6,500人。在1916年4月29日驻军投降后，围攻的幸存者被押往阿勒坡的监狱，在此期间许多人在这期间死亡。[4]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卡瑟伍德对于该围城战叙述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最惨痛的败仗”。[5]十个月后，几乎全由西印度所招募的英属印度军队，在巴格达沦陷期间陆续收复了库特、巴格达和其他地区。
| 库特之围 |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的一部分 | |||||||
 在库特沦陷后的查理斯·汤森德与哈里里帕夏 | |||||||
| |||||||
| 参战方 | |||||||
 奥斯曼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查理斯·汤森德  |
努尔丁帕夏 哈里里帕夏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 | ||||||
| 兵力 | |||||||
| 45,000人 | 33,596人（1915年12月）[1] | ||||||
| 伤亡与损失 | |||||||
|
23,000人死亡/受伤，[2] 13,164人被俘（包含六位军官）[3] | 不明 | ||||||
战前
编辑在第六（普纳）军团的印度陆军，在少将查理斯·汤森德的带领下，他们在泰锡丰战役后已经从撤退至库特小镇。该军队于1915年12月3日左右抵达库特。他们适才遭受了重大损失，仅剩下11,000名士兵（加上骑兵）。汤森德将军选择留在库特并保留其阵地，而不是继续向下游向巴士拉进军。尽管来自远处巴士拉的补给线因此而被拉长，不过，在有一条长长的河流包围下，给了库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防御位置。
围攻
编辑1915年12月7日，哈里里帕夏率领持续追击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抵达库特附近。一旦奥斯曼帝国有足够的军队围攻库特，汤森德命令他的骑兵向南逃跑，并由其中尉：杰拉德·里奇曼上校实施。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的人数约为11,000人，并且不断增加，额外的增援部队不断地抵达。他们由受人尊敬但年长的德国将军兼军事历史学家科尔玛·冯·德·戈尔茨指挥。戈尔茨非常了解奥斯曼的军队，因为在1883年到1895年这期间，他花了12年时间，致力于其现代化的改造。在12月的三起袭击之后，戈尔茨指导奥斯曼军队建造面向库特的攻城工事。他准备对巴士拉发动进攻，透过在底格里斯河河流下游建立防御阵地，旨在切断两城之间的联系。
经过一个月的围攻，汤森德想突围并向南撤退，但他的指挥官约翰·尼克松将军认为在奥斯曼军队围攻之时压制他们是有价值的。尼克松从伦敦订购了该运输工具，但他始终都没有到达。陆军部正在重组其军事指挥部；此前，来自总督和印度办公室的订单已经到达。
然而，当汤森德报告说，只剩下一个月的食物时，救援人员仓促地开始出动。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汤森德报告说他只有一个月的食物，而实际上他有四个多月的食物（尽管其水平有所下降），而汤森德也不会尝试在没有河流运输的敌对部落土地上，试图撤退那些没有保护作用的步兵。尼克松下令增援，由他的儿子指挥，但到 12 月，他们仍然逗留在苏伊士运河。这个令人困惑的联系将会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晚到。
救援考察
编辑
第一次的救援远征由大约19,000名士兵所组成，由艾尔默中将率领，于1916年1月从阿里·加尔比 (Ali Gharbi) 沿河而上。
谢赫萨德之战
编辑1月6日为救援远征队首次的尝试解救库特（即谢赫萨德之战）。在乔治·扬赫斯班德少将的领导下，艾尔默的先遣部队派出两个师。而其延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内阁正对于一个师是否足以构成一支足够的部队，或者是否应该派遣两个师而展开辩论。审议的进展亦很缓慢。当此证据进入帝国国防委员会时，年迈的莫里斯将军坚持要随时通知他；由于其涉及成立新的小组委员会系统及转移军事责任之重组，这进一步的被复杂化。尼克松将军至少发出了三份紧急备忘录，要求运送人员撤离汤森德的师。到圣诞节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因此，他要求返回孟买休养。
尼克松与新增的工作人员的强制要求，使之更换从前移阿里·阿·加尔比对谢赫萨德及沿底格里斯河两岸的部属。扬赫斯班德的纵队于1月6日上午与奥斯曼人在谢赫萨德以东5.6公里处交战。英国击败奥斯曼帝国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7]
到了隔天，也就是1月7日，艾尔默带着他的主力抵达并下令进行全面进攻。扬赫斯班德带领其部队进攻左岸，肯伯尔少将在右岸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肯博尔的军队攻占了右岸的奥斯曼战壕，俘虏们并缴获了两支枪。然而，奥斯曼帝国的左岸仍坚守其阵地，他们后来从北方进行了支援演习。
在1月8日，战局几乎没有变化之后，英国在1月9日再次发动袭击，导致奥斯曼帝国从谢赫萨德之战撤退。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奥斯曼帝国被艾尔默的军队追赶，但由于大雨的因素，使得道路几乎无法通行。[7]
瓦迪之战
编辑奥斯曼帝国从谢赫萨德撤退约16公里（10英里），到达左岸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阿拉伯语地名简称为瓦迪河（意为“河谷”）的地方。奥斯曼人在瓦迪河外和底格里斯河的另一边与瓦迪河相反的地方，建立了他们的营地。
1月13日，艾尔默用他的所有部队袭击了左岸的奥斯曼瓦迪河阵地。在顽强抵抗后，奥斯曼人向西撤退8公里（5英里），艾尔默的军队紧追在后。
汉纳之战
编辑奥斯曼帝国随后在汉纳河上游的河谷上游安营扎寨，这是一条位于底格里斯河和苏威基亚沼泽之间的狭长干地。英国在汉纳战役中的损失达2,700人，这对库特的驻军来说是灾难性的。[8]
后续的努力
编辑这时，哈里里帕夏（奥斯曼全区的统帅）前来参战，并且又带来了两万至三万的援军。
继艾尔默的远征的惨败后，尼克松将军被替换，由最高统帅珀西·雷克代替。更多的部队被派往支持艾尔默的部队。他再次尝试于3月8日攻击Dujaila堡垒。这次袭击失败了，损失了4,000人。艾尔默将军于3月12日被解职，并由乔治·戈林格将军取代。
戈林格的救援尝试通常被称为第一次库特战役。大英帝国的军队人数约为30,000名士兵，大致相当于奥斯曼帝国。战斗开始于4月5日和英国很快攻下Fallahiyeh，但损失惨重。最后的努力是在 4月22日试图攻下桑奈亚特。盟军无法占领桑奈亚特，并在此过程中伤亡了约1,200人。
1916年4月，皇家飞行队第30中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物资供应作业。食物和弹药被丢给了库特的防御者，但“他们的物资经常丢进底格里斯河内或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壕！”[9]
所有的救援工作最终都失败了，盟军伤亡约30,000人。据信，奥斯曼帝国的伤亡人数也有约10,000人。奥斯曼帝国也失去了戈尔茨男爵的帮助。他于4月19日去世，据说是死于伤寒。戈尔茨死后，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没有任何的德国指挥官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接替他的位置。
英国军队的投降
编辑英国领导人试图买断他们的军队。奥布里·赫伯特和汤玛斯·爱德华·劳伦斯是被派往与奥斯曼帝国谈判秘密协议的军官团队的一员。英国人出价200万英镑（相当于2016 的1.5亿英镑），并承诺他们不会再与奥斯曼人作战，以换取汤森德的军队。恩维尔帕夏起初假装真诚地与他们进行谈判，然后在公开场合拒绝了这一提议，作为对英国人的最后羞辱。[10]
英国人还向俄罗斯人寻求帮助。当时，巴拉托夫将军拥有20,000名哥萨克军队，而他人在波斯。根据请求，他于1916年4月前往巴格达，但当他收到投降的消息时便折返了。[11]
汤森德将军于26日谈判停火协议，在谈判失败后，他在围困147天后，于1916年4月29日投降。大约13,000名幸存下来的盟军士兵成为俘虏。历史学家伊尔伯·奥尔泰利表示，“哈利利帕夏对投降的英国军官表现得像个绅士”，并提出“让战俘乘河船向北驶去，以防附近的英国基地为之提供燃料。” [12]这个见解被英国人拒绝了。[13][14]然而，历史学家马克·费侯建议换个图来解释。根据费候的说法，投降的英国和印度军队被迫在巴格达市周围游行，同时受到来自于监督他们游行的奥斯曼军队虐待。[15][16]
汤森德自己被带到马尔马拉海的雷贝里岛上，坐了相对奢侈的战俘。作者诺曼·狄克逊在他的著作《论军事无能的心理学》中描述汤森德被他抛弃的人的困境“逗乐了”，好像他做了什么聪明的把戏似的。狄克逊说汤森德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朋友和战友最终会批评他的行为。[17]
在英军战斗荣誉中，库特之围被命名为“库特·阿·厄马拉保卫战”。
后续
编辑
英国历史学家简·莫里斯将库特的战败描述为“英国军事史上最羞辱的投降”。[18]在这场耻辱的损失之后，莱克将军和戈林格将军被免职。新指挥官是莫德将军，他训练和组织了他的军队，然后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战役。
库特之围十个月后，英属印度军队在1917年 3 月 11 日被称为巴格达陷落（1917 年）的战争中征服了从库特到巴格达的整个地区。随着巴格达被攻占，英国政府对战争进行了重要的重建——慢慢重建库特及被毁的国家。[19]
一些从库特战争的印度囚犯后来加入奥斯曼印度志愿团，并与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互合作。这些士兵以及从欧洲战场俘虏来的士兵，在多条战线上与奥斯曼军队并肩作战。[20]印度人由安巴·普拉萨德领导，在战争期间，Kedar Nath Sondhi、Rishikesh Letha和Amin Chaudhry加入了他的行列。这些印度军队参与了攻占边境城市卡门和扣押英国领事，还成功骚扰了珀西·塞克斯爵士的进攻。波斯对在德国人帮助下的俾路支，与波斯部落酋长发生战役。[21][22]
参见
编辑参考资料
编辑- ^ Erickson Ottoman Army Effectiveness in World War I: a comparative study Routledge Press, 2007, ISBN 978-0-203-96456-9 p. 79
- ^ Barker, A. J. The First Iraq War, 1914–18. Enigma Books. 2009: 211.
- ^ Barker, A. J. The First Iraq War, 1914–18. Enigma Books. 2009: 233.
- ^ Peter Mansfield, The British Empire magazine, Time-Life Books, vol 75, p. 2078
- ^ Christopher Catherwood. The Battles of World War I. Allison & Busby. 22 May 2014: 51–2 [2021-06-12]. ISBN 978-0-7490-150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8）.
- ^ McK, A. G. Obituary Notice: Sir Patrick Hehir, Major-General. Proceedings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416. [2021-06-12]. doi:10.1017/S0370164600013961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2） –通过Cambridge Core.
- ^ 7.0 7.1 Baker, Chris. Sir John Nixon's Second Despatch. The Long, Long Trail. [5 August 2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31 May 2008）.
- ^ Baker, Chris. The Battle of the Hanna (21 January 1916). The Long, Long Trail. [5 August 2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8 August 2008）.
- ^ Spooner, Reverend H. Private Papers; Imperial War Museum Documents 7308. Entry for 16 April 1916 (quoted by Rogan 2016 p. 263)
- ^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p. 201
- ^ Cyril Falls, The Great War, p. 249
- ^ İlber Ortaylı, "100. Yılında Kut'ul Amare Zaferi" (The Victory of Kut at its Centennial), Hürriyet, 24 April 2016, p.6
- ^ Davies, Ross. The tragedy of Kut. The Guardian. 20 November 2002 [2021-06-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4）.
- ^ Gardner, Nikolas. The Siege of Kut-al-Amara: At War in Mesopotamia, 1915–191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5 [2021-06-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16）.
- ^ Ferro, Marc. The Great War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75. ISBN 0-415-26734-X.
- ^ The Guardian, 20 November 2002. [2021-06-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4）.
- ^ Dixon, Dr. Norman F. 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 Jonathan Cape Ltd 1976 / Pimlico 1994 pp95–109
- ^ Jan Morris. Farewell the Trumpets. Faber & Faber. 22 December 2010: 3–4 [2021-06-13]. ISBN 978-0-571-26598-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1-26）.
- ^ Howell, Georgina. Daughter of the Desert: The Remarkable Life of Gertrude Bell. London: Macmillan, 2006. p. 311
- ^ Qureshi 1999，第78页
- ^ Sykes 1921，第101页
- ^ Herbert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