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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卡尔·保罗·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英语：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1892年6月21日—1971年6月1日），是一位美国神学家。他最出名的工作是试图将基督信仰和现代政治外交联系起来。他为现代“正义战争”思想做了很大贡献。著有《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人的本性与命运》等。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出生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
(1892-06-21)1892年6月21日
赖特城
逝世1971年6月1日(1971岁—06—01)（78岁）
Stockbridge, Massachusetts
职业神学家、
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
（1930年—1960年)、
《基督教与危机》（Christianity and Crisis）杂志编辑
（1941年—1966年）
活跃时期1915年—1966年
知名于基督教现实主义
信仰基督教新教
配偶Ursula Keppel-Compton Niebuhr
备注
1964年获得总统自由勋章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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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赖特城，是福音派牧师古斯塔夫·尼布尔及其妻子利底亚之子。雷茵霍尔德有一个弟弟赫尔穆特·理查·尼布尔。两子都打算继承父业。雷茵霍尔德进入了伊利诺斯州的艾姆赫斯特大学，1911年毕业。之后又在Webster Groves的伊甸神学院继续学习。最后他进入耶鲁大学，1914年获神学学士学位，成为阿尔法·西格玛·斐兄弟会成员。1915年成为牧师。之后到底特律的伯特利福音教会任职，该会会友多是汽车工人，牧会期间，他体会工人的生活，发现工业化社会的病态与问题。他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办人亨利·福特的坦率反对者，并提出不人道条件的产生是由装配线与不稳定就业的实施。 1925年，底特律发生种族冲突事件，政府组织“种族委员会”，邀请尼布尔加入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该委员会于1926年发表“种族关系委员会报告书”，对种族问题提出建议，报告书中建议政府当局应给予黑人平等待遇，包括教育、福利、商业、娱乐机会、居住权、工作权、医疗服务，不分种族一律平等。在底特律的十三年，尼布尔除了传教，也揭发工业社会的问题，抨击资本家，为劳工争取福利，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1]

他也公开反对三K党。[2]尼布尔说三K党是“宗教傲慢在人群中产生以来所生出的最坏的现象之一”。[3]

1928年，尼布尔离开底特律时，教会会众由65人增加到700多人。之后成为纽约联合神学院的实用神学教授。他之后生涯的多数时间在那儿度过，直到1960年。

神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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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时期(191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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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早期的思想来自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他的思想可能受到施莱尔马赫、饶申布士…等人的影响[4]，当时他认为自由主义介于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中间，它可避免成为教条主义；也可以避免放纵的自然主义。 在面对底特律城工业化和劳工问题，他以自由主义的思考来面对。尼氏认为科技文明带来两方面的冲击：一、人的生活变成机械化。二、新生活破坏了传统互助的社会。劳工是工业化社会最大受害者，机械化下的社会，工人如同工具，又没有政治力量支持，劳工只能靠资本家的同情过生活。同时他也大力的批评亨利·福特缺乏人性和无情。 尼氏也批评当时的教会，没有关心劳工的生活，反而和资本家合在一起，形成一鼓打压劳工的势力，他认为教会的错误，是源自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影响。他主张宗教的最大功能效应是和社会行成一种张力，过度与世界的利益妥协，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推翻，他强调“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的思想，也就是一个人在竭力为社会服务时，也能同时对社会价值不批判甚至不削一顾。 1930年后因为缺乏工会组织、工人没有政治力量支持、战争的爆发、法西斯的兴起以及他个人研读马克思主义等等因素，他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改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时期(1930~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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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3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使得马克思主义开始吸引尼氏，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提供一套社会分析工具。尼氏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使得某些人霸占了生产的利益。他相信社会可以经由渐进过程自然朝向平等的目标，社会主义将在议会制度下，在许多国家中带来改变。

1933年德国希特勒兴起，罗斯福政府也面临困难的经济问题，使得尼氏相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面临衰退的预言，当时他确信西方资本主必将分裂，也指出西方文明的病源就是资本主义。尼氏观察美国工人默认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努力向中产阶级迈进，而并非反对资本阶级，因此美国也不会形成法西斯主义。

尽管当时罗斯福政府以政治力量来控制私人资本，但尼氏仍认为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内部矛盾的问题必会带来毁灭，此时期的他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新正统主义结合，做为他的政治哲学。

尼布尔虽采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但却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判，他认为权力在任何人手中都会被误用，所以他也极力批评苏联，他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主义，[5]对社会愤世嫉俗，会带来残酷主义和狂热主义，换句话说不完美的人，如何建构完美的社会。之后他反省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左派幻想中走出来，承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取代以生病的资本主义的好方法，因而使他转向基督徒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时期(194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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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马克思主义观点后，因政府逐渐提出劳工和社会福利政策，尼布尔转向美国新经济政策，且辞去社会党职务投票给罗斯福。此时他的思想由社会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即社会要正义，基础在权力的平衡，他认为从历史观点看，权力不会自动制衡，必须由社会来制约，所以民主制度是正义永久的必需品。一个理想的社会，一方面要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另外也要防止过度自由而产生无政府状态。 尼氏的现实主义，于1939年“季富得讲座”达到最高峰，他在反省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独裁后，也批评了现实主义的几个错误：一、政府只做消极的压制工作，二、没有权力的监督者，三、忽略人类道德残存性，四、忽略公开社会自由表达的重要性。[6]

为了反过度社会经济管制，他提出“混和经济”，一方面反对经济权力集中；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劳工工作意愿。他从哲学和宗教思想来建构政治观点，他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权力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不忽视正义的理性能力，所以他并非纯粹现实主义者。

从新经济政策他也学到调和的现实主义，认为除了革命外人类还有残纯的道德，理性能力可以达到某种成就，他反过度罪性的观点。但他也承认人类生活就充满冲突、暧昧和挣扎，人类真正的和谐只有在历史结束时，因上帝的怜悯才能完成，靠着人最多只能透过一些原则来做生活的决定。[7]

罪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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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思想受到祈克果很大的影响，他对罪的产生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非暗字意解经的方式。他认为忧虑是罪的预先条件，忧虑是人限于自由与有限的矛盾不能避免的结果。忧虑是罪的内在原因，忧虑是站在自由和有限间难免的窘境。原来人拥有对自己有限性的自觉，但他的自由意志努力想突破这有限性，这两种矛盾的心态所造成的紧张状态产生‘担心’（dread），也就是‘焦虑’（anxiety）。 忧虑不是罪，而是罪的预先条件。忧虑是人限于“自由”与“有限”的结果，原来人拥有对自己有限性的自觉，但他的自由意志努力想突破这有限性，这两种矛盾的心态所造成的紧张状态产生‘担心’（dread），也就是‘焦虑’（anxiety）。 忧虑是走在罪前面的一种心理状态，他可怕的接近罪，但却不是罪。 过度自私与不信上帝为忧虑的原因，忧虑乃是一种试探，但却不能以为是罪，因为信心可以澄清忧虑，信心可能可以使人不趋向罪，这个理想人对神有绝对安全感能胜过环境的不安。 不信靠上帝即是人过分自私，选择自己而不选择神，即是人过度自私。因为个人最高的自我实现不是把个人意志都摧毁光，而是自我意志顺服在神普遍的旨意底下。这也说明为何基督信仰，认为不信是一切的根源。 原罪是自发性的罪，而非奥古斯丁的遗传说，原罪是由忧虑自发而产生的，人忧虑自己的有限，过度自爱就会产生对神的不信，而这个不信自然产生罪。所以，人既然拥有自由，罪会从内在自发是自然无可避免的结果。[8]

忧虑是人罪的内在原因，骄傲则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的罪具体表现在三种骄傲上面。这三种骄傲分别是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与道德的骄傲。尼布尔将权力的骄傲分为两种。一、人不承认自己软弱的骄傲：人不知道自己有限，而妄以自己为生命的主宰，命运的支配者和价值裁判。二、想藉窃取权力已刻服或掩饰自己软弱的骄傲：是一种权力欲望的骄傲，权力欲望是人因不安全感而引起，那些社会地位经济能力较低的人，往往会遇到一种试探，图谋操纵更大的权力来掩饰或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人的权力欲望是因为不安全感而来。知识的骄傲是指人认为他的知识就是绝对的真理，而不知道他的知识是有限而偏颇的。人的一切知识都染上一种主义色彩，妄以为他的知识具有超越实际的真实性。他从某一方面取得有限知识，却妄以为他是终极知识。例如：历史上，统治者为了巩固权力地位，常常借由思想来为私利辩护，把思想当绝对真理就是一种知识骄傲。 ，人为何有这种骄傲，因为人不知道自己心智有限。道德的骄傲是指人有限的妄以为他的有限道德为终极的善，以为他有限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标准，这是一种自己为义的罪。人以为他的道德就是善，并以为他真正了解什么是善，因此人就不能在他道德标准中发现有限、无知、虚伪与自利因素，人必须承认他的道德是有限的，不是完全的。如果人自以为道德标准是绝对的，完全的，则必然认为自己是道德的，别人是不道德的，而“将邪恶都归之于那不顺服他标准的人”。例如，印度的僧侣高高在上，使“被统治者级屈服与种种社会不利中”。天主教把教会当成“上帝国”，以为他的教义都具无上真理，他的一切行为标准都有无上道德权威，因此教皇可以提出“无条件的绝对要求”。这些都是灵性的罪。 由于人类的罪所表露出来的骄傲与其政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尼布尔认为，当有罪的的个人或团体，凭专业知识与自以为是的道德标准，以保持获取权力时，结果必不能宽容他人，而产生不公道。尼布尔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论之上。[9]

爱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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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伦理学是以基督为中心发展而来，他关心十字架上“agape”的爱（无私的爱）如何实践于我们的生活中，因此他强调爱是十字架的基准，是生活的法则。爱能够抗衡人的罪性，人类的自由特质仅能在爱中呈现出来。“agape”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为他人着想，但他认为这样的爱难以在社会中维持，是因为人的自私与骄傲，而要有所突破就要靠基督的恩典，在基督面前人悔改，成为新造的人，得着新的能力已完成舍己的爱，进入社群对抗集体的自私。[10] 他认为没有人可以完全顺从上帝，要做到无私的爱总是会遇到阻碍，他称这是个人的爱在群体中实践的“不可能”。因此，“agape”的爱要转化为互惠的爱。既然个人的爱无法完全改造社会，他认为社会的和谐就要由正义来引导，引出了“公义”的观念。公义是爱在社会中的具体彰显，它不等于爱，也不能与之互换，大致上追随着爱，却不能离开爱。只有爱使公义的内容丰富，但是单有爱并不能成就社会公义；公义若没有爱，就不再是公义。爱与公义的张力形成了尼布尔的伦理与政治思想。[11]

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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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尼布尔成为美国社会党激进派的领导人之一。

在基督教现实主义的架构下，尼布尔成为美国在二战中的行为、反共主义、以及发展核武器的支持者。但他也并不教条化，他反对越南战争。[12]

影响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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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在二战后的几年里对主流新教神职人员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大部分是与新正统神学和相关运动相一致的。这种影响开始减弱，然后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下降。

历史学家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在20世纪末将尼布尔的遗产描述为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夺，他们都想要求得到他。外交政策方面的保守派指出，尼布尔在冷战期间对围堵政策的支持是道德现实主义的一个实例；进步派则引用了他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意见[13]。

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史列辛格形容尼布尔的思想遗产在美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受到争论，双方皆想要主张他是代表者。[14]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受到尼布尔的影响。外交保守主义者将尼布尔对于冷战中遏制政策的支持作为道德实在论的例子；激进派则称赞他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反对。[15]

近年来，尼布尔在当代思想界享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尽管通常不是在自由派新教的神学界。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两位大党候选人都把尼布尔作为一种影响： 参议员麦坚(John Sidney McCain III)在他的《艰难的呼唤》一书中，"称赞尼布尔是清晰了解一场好的战争的代价的典范。"[16]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说，尼布尔是他 "最喜欢的哲学家"[17] 和"最喜欢的神学家"。[18]《Slate》杂志专栏作家弗雷德-卡普兰(Fred Kaplan)将奥巴马的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讲描述为尼布尔的 "忠实反映"。[19] 肯尼思·沃尔兹在他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人，国家和战争》借鉴了尼布尔的许多观点。沃尔兹强调尼布尔对政治现实主义的贡献，尤其是“人类完善的不可能性”。[20]安德鲁·巴塞维奇的书《强权的限制：美国例外论的终结》13次提到尼布尔。[21] 2017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制作了一部讲述尼布尔生平的纪录片“美国的良知 ——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故事”

在他的一生中，尼布尔被授予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1947年，尼布尔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

为了纪念尼布尔，纽约市将百老汇和河滨路之间的西120街命名为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广场。这是曼哈顿联合神学院的所在地，尼布尔在这里教书超过30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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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黄昭宏，《尼布尔的政治思想─论基督教伦理与政治》（台北：使者出版社，1988），6-7。
  2. ^ Willis F. Dunbar, George S. May, Michigan: A History of the Wolverine Stat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5; ISBN 0802870554), page 475.
  3. ^ Kenneth T. Jackson, The Ku Klux Klan in the City, 1915-19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eprint, Chicago: Elephant Paperback, 1992, pp.129,134-138, 142.
  4. ^ Mark C. Ebersol, Christian Fatih and Mans’ Religion (New York:Thomas Y. Company,1961),pp.137-140
  5. ^ Fascism Communism, Christianity Radical Religion, I(Winter,1936),pp.7-8
  6. ^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pp.88-83；71
  7. ^ 王崇姚，《神学家的世界》（台北：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19-45。
  8. ^ 徐国铭，《预定与自由的神》 (台中：浸宣出版社，1995），122-136。
  9. ^ 黄昭弘，《尼布尔的政治思想》 (台北：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青年事工委员会，1988），51-62。
  10. ^ 杨庆球，《二十世纪神学选读》（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0），244-6。
  11. ^ 杨庆球，《二十世纪神学选读》（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0），247-8。
  12. ^ Matthew Berke, "The Disputed Legacy of Reinhold Niebuhr"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1-06-10., First Things (November 1992).
  13. ^ Berke, Matthew.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the Theologi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01-31: 310–319. 
  14. ^ Matthew Berke, "The Disputed Legacy of Reinhold Niebuh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irst Things (November 1992).
  15. ^ Ibid.
  16. ^ Rudler, F. W.; Girod, Paul; Massenat, Elie. 37. Man. 1901. ISSN 0025-1496. doi:10.2307/2840678. 
  17. ^ Paul Allen, "The Obama Niebuhr connec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e Toronto Star (14 June 2008).
  18. ^ "Obama's Favorite Theologian? A Short Course on Reinhold Niebuhr"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9-07-02., "Pew Research" (26 June 2009).
  19. ^ Alon, Ben-Meir. Obama's Peace Offensive.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010-03, 19 (1). ISSN 1060-4367. doi:10.1111/j.1949-3606.2010.00009.x. 
  20. ^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p. 33}}
  21. ^ Andrew, Bacevich. The Limits of Power :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dex Niebuhr. : 202.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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