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东亚外交政策

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东亚外交政策(英语: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of the Barack Obama administration),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至2017年期间的东亚战略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转变。该战略使美国将其关注重点从中东欧洲等地区转移到东亚,并鼓励其在这一区域的多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国家地理上靠近中华人民共和国[1]

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提出的“重返亚洲”区域战略明显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关注[2]。该战略的核心行动领域包括: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合作、加强与区域多边机构的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建立广泛的军事存在,以及推动民主和人权[3]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该战略引起了不同的亚洲国家各种不同的回应,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再平衡策略。

奥巴马政府的所谓“亚洲再平衡”成效有限,在2017年之后被放弃,美国改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描述此区域,并成为美国从太平洋东岸到印度洋西岸这一广阔空间内的区域战略[4]

战略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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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政府领导下,海军和空中武器系统曾经部署于关岛和日本,同时透过在樟宜海军基地建设航空母舰设施,与新加坡展开合作。布什政府曾向太平洋地区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并于2005年宣布将把美国60%的潜艇调遣至亚洲,同时也应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叛乱活动。

尽管全球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对美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奥巴马的领导下,他强调了对东亚地区的"重返",将美国的外交和贸易重心集中于该地区[5][6]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在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内成为一个重大议题。尽管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合作,但由于南海东海领土主张中美关系也变得紧张[7][8]。2016年,美国首次主办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峰会,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加强与亚细安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意愿。在协助鼓励缅甸举行公开竞争的选举后,奥巴马取消了对缅甸的多项制裁[9][10]。此外,奥巴马还加强了美国与越南[11]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增加了对老挝的援助,并为韩国日本之间的关系升温做出了贡献[12]。他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定位为亚洲经济合作的关键支柱。然而,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撤回了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导致该协定未能得到批准并且未生效。在奥巴马与美国长期对手朝鲜的关系方面,进展甚微,朝鲜继续推进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13]

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中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以来,美国军事和外交的“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也被广泛称为“重返亚洲”[5]。克林顿的文章着重强调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指出全球近一半人口居住在亚太地区,而亚太地区的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她提到,“亚洲的开放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投资、贸易和获得尖端技术的机会。我们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以及美国企业进入这个广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的能力。”从战略角度来看,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进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论是通过捍卫南海的航行自由、打击朝鲜的核扩散努力,还是确保军事透明度。克林顿明确提到,“支点”战略将依照以下六项行动方针展开: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美国与崛起大国(包括中国)的关系;与区域多边机构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建立基础广泛的军事存在;并推动民主和人权。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即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十分适切的。他表示:“如果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中国以其坚定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疲惫的美国正在太平洋地区失去持久力[14]。”陆克文在文中写道,美国现已在亚洲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投资,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共同制定符合双方利益的长期合作战略,以极大程度地减少误判和冲突的可能性。他强调,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并非仅仅局限于军事,而是“更广泛的地区外交和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成为东亚峰会成员的决定以及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计划”,同时加强了美国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对缅甸敞开大门。虽然北京可能对这一战略重心不太欢迎,但陆克文相信中国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中国的军事学院已经研读过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汉斯·摩根索的著作,对战略实力保持尊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S·罗斯认为,“转向”中国正在自我实现一种预言,美国的政策“不必要地加剧了北京的不安全感,只会助长中国的侵略性,破坏地区稳定,并减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合作的可能性”[15]。当美国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固有弱点和自身的优势时,却极大地限制了长期外交接触,并夸大了中国力量所带来的威胁。他指出,“正确的对华政策将缓解北京的忧虑,而不是利用它,同时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英语Princet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将结合接触和制衡的策略。他表示:“这一战略的参与部分旨在使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和国际机构,阻止其对现状的挑战,并鼓励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纳入现有国际体系[16]。”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则致力于维持权力平衡、遏制侵略并遏制任何威胁性企图。弗里德伯格认为,更多的重点应该放在前者上,而非后者。“转向策略的一个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它在实质内容上还缺乏严谨性。采取的行动要么仅是象征性的,例如即将向澳大利亚部署少量美国海军陆战队,要么仅涉及对现有空军的重新分配以及其他战区海军资产的调整。”

中国国防部已将这一重心列为其持续建设考虑的因素[17]。中国还举了美国的其他行动作为例,如设立防空识别区。前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曾向希拉里·克林顿建议:“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曾表示:

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了军事部署,强化了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加强了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改善了与越南的关系,与巴基斯坦进行合作,并在阿富汗支持建立亲美政府,同时增加了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他们扩展了前哨基地,并在东、南、西方向上加强对该地区的影响力。

2013年6月4日,美国企业研究院亚太战略工作组向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美国国会发布了《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备忘录[18]。该备忘录认为,为实现在亚太地区的目标,美国总统可以通过与国会合作制定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全面且长期的战略:促进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加强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充分运用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实力。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英语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普雷姆·马哈德万(Prem Mahadevan)指出,亚太地区存在两种互补的安全环境,从而推动了这一转变:“东亚的安全动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涉及区域参与者追求各自的议程,而另一个则包括全球影响,促使中国与美国之间进行地缘政治竞争[19]。在宏观战略层面上,这两套动态相互影响。”因此,新部署的军舰和第五代战斗机正被优先用于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事行动,以维持力量平衡。他进一步指出:“预计,随着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力量‘再平衡’或‘重心’策略的实施,美国海军将有60%的兵力部署在太平洋,比目前增加了10%。实际上,该区域将增加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七艘驱逐舰、十艘近海战斗舰、两艘潜艇以及EP-3侦察机等侦察资源[20]。”

冷战时期的永久基地和其他固定基础设施相比,枢纽将通过轮换部署来容纳国家资产[21][22]詹姆斯·阿莫斯指出,通过避免使用一些大型基地,美军将减少成为弹道导弹攻击目标的可能性。美国对该地区的武器销售将增强这一转向战略的实力[23][24]

参议员约翰·马侃以计划不足为由,采取行动阻止为重组提供资金[25]

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发生关闭,导致奥巴马被迫留在华盛顿,无法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印度尼西亚会议,进而影响了该战略的重心[26]。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赫伯特·卡莱尔承认,由于美国的其他承诺和2013年的预算削减英语2013 United States budget sequestration,资源尚未充分投入转向战略[27]。负责采购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表示,考虑到预算压力,正在重新评估这一转向战略[28]

欧盟亚细安中心英语Singapore Forum等智库强调了转向亚洲的“地缘经济本质”,以及与中国全球雄心的动态互动。尼古拉斯·菲尔兹利(Nicholas Frazier)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试图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包围战略”的经济回应:“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试图从巴库寻求跨亚洲的新防务和贸易联盟,但效果甚微。尽管华盛顿不断推动,东京和首尔一直不愿加强双边军事和经济联系。然而,由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派鹰派”相对笨拙地部署了这一包围战略,中国领导层并未对此感到威胁。其中一个反击方式是在国际金融领域[29],”他指出,“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超国家金融机构未必会引发徒劳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和西方可以成功合作,建立一个更加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繁荣且公平的经济秩序[30]。”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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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右)正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旁听的分别是中国国家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左)。

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在定义上是一个竞争对手,”但“相反,我们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从彼此的成功中受益,并为彼此的成功做出贡献。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和共享的机会上发展,这符合我们的利益[31]。”克林顿于2009年2月15日启程前往她的首次外交政策之旅(前往亚洲),计划访问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与她一同出访的还有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英语Todd Stern

此前,美国官员和媒体曾报导,副总统拜登有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的主要推动者。据报导,克林顿为获取中国档案并主导与中国的全面对话进行了艰苦的努力[32][33][34]。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在管理美中关系方面存在着机构之间的竞争[35]

在启程前往亚洲之行之前,克林顿表示:“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我国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磋商和合作[36]。”克林顿的观点引起了然而,当她建议美国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方面不应该“干扰”与北京在全球经济环境安全危机上的合作时,她受到了批评[37]。不到一周后,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由克林顿签署的报告,对中国在2008年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了批评[38]。 作为回应,北京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华盛顿利用中国的人权问题谋取政治利益,并示意美国对自身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39]

2009年4月1日,奥巴马和胡锦涛宣布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由希拉里·克林顿、提摩太·盖兹纳主持,中方由戴秉国王岐山主持。

2009年5月16日,奥巴马宣布拟提名时任犹他州共和党州长洪博培出任驻华大使。洪博培是本届政府中唯一由总统亲自任命的大使。美国参议院需要确认这一任命[40] [41]。洪博培表示,他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洪博培的提名在中国和美国参议院均得到了积极回应[42]

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于2009年5月31日至6月2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最高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进行了讨论[来源请求]。他有机会会见了胡锦涛、温家宝总理和王岐山副总理,并发表了讲话。在他访问北京大学期间,他还发表了演讲[43]

2009年7月14日至17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能源部长朱棣文对中国进行了访问[44]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与中国签署了比任何其他美国政府时期都更多的双边协议,其中重点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45](p. 2)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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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4日,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受到赠予了一面“友邦行动”横幅。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日本是其东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焦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她首次访问东亚时向日本官员承诺,强调了日本在美国的联盟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为了应对2011年东北地震和海啸,美国启动了名为“友邦行动英语Operation Tomodachi”的援助计划,以支持日本的自然灾害救援工作[46]。这项援助获得了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的感谢。他在参观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时特别对美国的支持表示了感激。舰载人员也对他们在“友邦行动”中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北泽俊美表示:“美国是我们的盟友,这个事实让我倍感鼓舞和自豪[47]。”

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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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李明博首尔青瓦台会面后一同漫步。

在奥巴马于200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不久后,朝鲜再次回到国际舞台,此前在布什政府最后几个月经历了相对平静的时期[48]。尽管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内英语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的最后几周里,朝鲜承诺要进行无核化,然而在奥巴马宣誓就职几周后,朝鲜计划进行新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试验[49][50][51],因此受到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的指责。尽管平壤方面坚持认为,美国间谍卫星所观测到的所谓火箭发射准备实际上是为朝鲜卫星发射所进行的基础工作[52]

奥巴马表示支持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警告朝鲜不要采取火箭发射等“挑衅”行为[53]美国海军已宣布准备使用导弹防御系统来击落朝鲜发射的导弹,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测试性的。海军上将蒂莫西·J·基廷表示,舰队正在等待总统的命令。然而,朝鲜在2009年3月9日发出警告,称这样的击落“恰恰意味着一场战争”[54]

2009年2月19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一番言论引发了争议。她承认奥巴马政府对朝鲜可能出现的政权交接危机感到担忧,并提到了隐居领导人金正日最近明显的健康问题[55]。在接下来的东亚之行中,克林顿表示奥巴马政府希望与朝鲜政府进行谈判,以推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裁军[56]

2009年2月20日,克林顿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宣布任命斯蒂芬·博斯沃思为朝鲜政策特别代表[57]。博斯沃思于2009年3月上旬展开了东亚之行,据报导他会见了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官员,讨论有关朝鲜核局势的议题[58]

2009年5月下旬,朝鲜进行了未经宣布的核弹头导弹试验,对此奥巴马政府表示反对,指这些行为违反了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59]。同时,平壤在5月28日宣布计划终止1953年的停战协定,从而结束朝鲜战争中的敌对行动。韩美联合军司令部进入了戒备状态,这是可能的第二高警戒级别[60]

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的任期内发生了两起与朝鲜有关的重大事件。首先是韩国海军舰艇沉没事件,此事件引发了与韩国的新一轮军事演习,作为对沉没事件的直接军事反应[61] 。其次是轰炸延坪岛事件,该事件促使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启程前往黄海,与韩国海军进行联合演习,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朝鲜进一步的军事行动[62][63]

鉴于朝鲜地缘政治的变化,奥巴马政府将美韩联盟称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基石”。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增加了在东亚大陆的军事存在。布什总统在认识到韩国军队需要更少的美国援助应对朝鲜威胁后,从韩国撤出了40%的美军。然而,奥巴马政府扭转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何时?],美国监督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与韩国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增加了驻军以支持38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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