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論戰
中西文化論戰源於1962年2月1日，李敖在台灣《文星》雜誌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掀起中西文化論戰，與胡秋原、劉述先等人開始筆戰，參加論戰者，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許登源、洪成完、何秀煌、陳鼓應等人，支持胡秋原的有徐復觀、鄭學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這個話題後來分成兩個部份，一派討論胡適究竟有多大的學問，由任卓宣、鄭學稼與李敖對打，另一派討論「全盤西化」的問題，由胡秋原、劉述先與李敖對陣。
概述
編輯1961年10月1日居浩然在《文星》雜志第四十八期刊發表《徐復觀的故事》，1961年12月20日，徐復觀在《民主評論》十二卷二十四期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文中猛烈抨擊胡適。徐復觀說：
「看到胡博士在東亞科教會的演說，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里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接著，1962年1月1日，胡秋原又在《文星》第五十一期上發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他認為應當「認真的、規規矩矩的做人，認真的、規規矩矩的求學，以便將來有機會認真的、規規矩矩的立國」。1962年2月1日，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指出
「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鐘錶、番茄、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1962年2月25日，周若木在《政治評論》上發表《論中西文化問題》，稱李敖是「胡適的鸚鵡」，是「亂捧又亂罵的雙料貨色」「他們共同致力於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完全一樣」，3月1日莫辛的《全面西化論的提出及其評論》一文指出，認為李敖的文章
「仍不過胡適之、陳序經『全盤西化論』的翻版而已，說得切實點，不過陳序經的舊調重彈而已。尤其他們一個把胡適視為折衷派（陳序經：《全盤西化的辯護》），一個認為胡適不夠認真（李敖：《播種者胡適》），那一見解上，使人覺得此二人真是穿著一條褲子。」
3月10日，鄭學稼的《論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說「因為我們是獨立的國家，所以我們對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國情相近的，不能夠全盤西化或批發西化。」「凡是主張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者，都是虛無主義者或是內心對民族前途已感絕望的人。」[1]。
至此戰火一發不可收拾，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許登源、何秀煌、陳鼓應，1962年3月1日李敖又發表《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1962年4月，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發表《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居浩然批評胡秋原的「俄化」問題簡直「不知所云」，甚至要求胡秋原「不妨認真將這些書讀通，再談知識社會學不遲」。對於如此猛烈的攻擊，讓胡秋原、徐復觀等人發怒了，並遷怒於蕭孟能，開始在《世界評論》上撰文反擊。1962年5月5日，葉青在《政治評論》發表《中西文化問題之總結》一文，聲稱
「『全盤西化』是一種奴婢思想，而現在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多是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稱為『奴下奴』是再恰當沒有了。這些人，目的不在討論問題，只是由於門戶之見，為『洋大人』、『學閥』看『家』而已」。
1962年7月1日，居浩然在《文星》第五十七期發表《從門德雷夫的周期表說起》一文中挖苦胡秋原不懂自然科學，不懂普朗克常數的定義與傅立葉的積分公式，又要「賣弄從通俗科學雜誌那裡販來的知識」，胡扯什麼「量子力學解釋有三派」，最後送給胡秋原一副對聯：「不知所云三化論，東拉西扯一團糟」橫批「信口胡言」。至此，葉明勛、何凡退出《文星》。
1962年9月18日，立法委員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質詢文星案。1962年10月1日《文星》第六十期刊出李敖的長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寫胡秋原在「閩變」時的行為，胡秋原惱羞成怒，一狀告上法院。1963年7月1日李敖在第六十九期發表《為「一言喪邦」舉證》，文章中繼續挖苦胡秋原，說他「不堪造就，竟然惱羞成怒，老下臉皮來控告我」，勸告胡秋原「趁早投筆毀容，披髮入山」。中西文化論戰至此告一段落。當時李敖以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的形象力抗多位學者，從此成為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之一，吳祥輝說「他助長了《文星》的氣勢、風光，也埋下了《文星》的覆亡」[2]。後來胡秋原回憶說
當時《文星》歌誦一人、謾罵一世而無人抵抗，只有我抵抗，於是他們以我為對象了。五六月間，我借《世界評論》答覆他們。我說「文化問題無戰爭」，指出他們的理論、知識，乃至對英文術語之誤解。他們惱羞成怒，到九月間，乃以三十年前閩變之事，給我戴紅帽子，要「警總調查」我，並說我「一死不足蔽其辜」。我參加閩變是事實，這早無法律問題，而紅帽子是惟一死刑之罪。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法律問題。他們也戴鄭學稼先生以紅帽子，鄭先生控之於法院。我則先由律師警告他們，並要他們道歉，他們不理。於是，在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我宣布起訴，後與鄭先生案合併審理。[3]
史家唐德剛認為這些所謂的文化論戰，其實都只能算是乾嘉之學的餘燼，本質上都是在故紙堆上找尋答案，在西學上僅止於19世紀的赫胥黎。赫胥黎以後，近百年來的「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發展，在中國幾乎是一張白紙[4]。
其他中西文化論戰
編輯中西文化論爭不僅發生在台灣，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特別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也曾發生過，只不過中西文化論爭的話題可能不是他們的中心話題。學衡派、新青年派等等都是曾涉足中西文化之爭的主要社派。
新青年派推崇西方文化，認為中國文化屬於劣等，主張打倒儒家學說（「孔家店」）、廢除中國文化、實行全盤西化。比如，新青年派的錢玄同認為，「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魯迅認為，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瞿秋白認為，「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胡適認為， 中國這個民族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的民族。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知識、文學、音樂、藝術、連身體都不如人」，「漢字不廢，中國必亡」，白話文運動可以讓漢字這個「象形文字的殘根餘孽」爬出中世紀的茅坑。
學衡派柳翼謀認為，現代中國人多不敢自信其中華歷史文化，或必以西人所言為證，自我標榜為思想進步、新文化，實則是沒有獨立的主見、良知的判斷，為可恥的奴性；「中國所尚，歐美所無者，一概抹殺，不敢提倡，此病甚深。在今日亟宜覺悟」；「故洋奴之習不蠲，中夏之道不明」。
在少年中國學會內部，也曾發生了文化相關的爭論。國家主義派的陳啟天曾就分歧點作劃分，認為在文化上的態度，國家主義是「物心並重」、「揀選本國文化」，共產主義是「唯物史觀」、「推翻本國文化」。共產主義派則認為，「中國文化只有小腳與辮子」，至於中國的「仁義道德忠孝節義文學美術」，是「人類同具的本能或傾向」，並非中國獨有；「且不論除了小腳和辮子，中國並沒有特別的文化；即令有什麼特殊的文化，我們也只把他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和猶太文化、埃及文化、英國文化、美國文化一樣看待」[5]。
評論
編輯中國歷史寫作者周非認為，歷來中西文化論戰正反兩方，普遍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等同於「中國文化」，而將西方文藝復興以後所產生的新文化，直接當作「西方文化」，把兩者拿來進行比較，試圖得出優劣。他認為這種作法是論者「概念不清」[6]，是在錯誤的前提上進行論爭，不僅意義不大，而且無法解決現實問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