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敬棠
生平
編輯早年生涯
編輯翁敬棠生於清朝光緒十年（1884年）。父親翁成琪是清朝進士，曾任廣西藤縣知縣。翁敬棠自幼受到父親教育，中秀才。1906年，自全閩大學堂畢業後，赴日本留學，入法政大學學習法律，1909年學成歸國，獲清朝學部獎授法政舉人，此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校。[1]
民國元年（1912年），翁敬棠任福建閩侯地方檢察廳檢察長。當時，福建軍政府政務院院長彭壽松專權，因為外省旅閩人士要求增加特定議員專額，彭壽松派人暗殺了反對自己的閩籍人士、中國同盟會會員蔣筠，事後又派人暗殺了揭露其罪行的《民心報》主筆黃家宸，釀成「蔣黃慘案」。翁敬棠呈請福建都督孫道仁緝拿兇手，呈文遞至司法司，因彭壽松專權，呈文被擱置。翁敬棠得知後，憤而辭職。[1]
民國3年（1914年），翁敬棠擔任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官。同年9月，日本藉口對德國宣戰，取代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出兵強占山東的青島、濟南等地，並奸淫擄掠。翁敬棠奉派赴山東調查事件真相，將日軍在膠濟鐵路沿線的大量暴行匯集為書面材料上報，但袁世凱政府不敢對日本交涉。翁敬棠憂鬱成病，司法部調其擔任天津地方審判廳廳長。1916年袁世凱死後，翁敬棠復任京師地方檢察廳廳長，不久，升任京師總檢察廳檢察官，兼任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教授。[1]
揭露「金佛郎案」
編輯民國13年（1924年），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財政緊張。段祺瑞指示財政總長李思浩、外交總長沈瑞麟與法國公使就「金佛郎案」進行秘密談判，以獲得被扣的中國關稅餘款、鹽稅餘款。（此前，法國要求自1922年起，中國在償還庚子賠款時，改變原先按各國流通貨幣電匯之方法，改用金法郎計算，這將使中國蒙受極大損失，故中國未同意。法國乃串通各國列強，扣留了中國的關稅餘款、鹽稅餘款，以逼迫中國政府讓步）段祺瑞政府暗中答應了法國的要求，雙方還進行了簽字換約。協議公布之後，中國舉國反對。[1]
1924年6月17日，總檢察廳指派翁敬棠調查該案。經3個多月的調查，翁敬棠在同年10月2日向總檢察廳呈交了9000字的檢舉理由書，說明金佛郎案使中國蒙受的損失超過8000萬元，認定該協議為「圖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國而故意議定」，李思浩、沈瑞麟已觸犯刑律，要求總檢察廳將二人依法治罪。同時，翁敬棠還將該檢舉書分寄各個報社發表，並且為避免遭受迫害而避往天津。次日，各報均採用顯著標題刊登了檢舉書全文，中國輿論一片譁然。10月8日，翁敬棠在天津又檢舉前任司法總長章士釗「職掌司法行政……以促成此事」，有共犯情節，「應飭令該管檢察廳併案辦理，以肅法紀」。在中國輿論的壓力下，已經調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與沈瑞麟同請辭職。[1]
段祺瑞得知此事後，搜捕翁敬棠，但未拿獲。1924年10月下旬，司法部令總檢察廳會同京師高等檢察廳偵查此案。因段祺瑞政府袒護，數月時間過去，僅李思浩提交一份辯訴書。民國15年（1926年）3月6日，京師高等檢察廳下達處分書，宣布對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釗3人不予起訴，認為李思浩等人「於吾國有損部分，則力求縮小；於薄有利益部分，則力予擴張」。翁敬棠不同意該處分，依法申請再議，但京師高等檢察廳以翁敬棠並非原告為由駁回申請，了結了此案。翁敬棠乃在報紙上發表講話，揭露全案的內幕，指京師高等檢察廳「上下其手」，對政府官員加以包庇。1926年12月底，翁敬棠還在報上揭發「金佛朗案」，指由於義大利、比利時援此案為例，導致中國損失7000萬元；加上法國的部分，中國損失共達2億元以上。[1]
南京政府
編輯民國16年（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成立最高法院，翁敬棠任刑庭庭長。1928年，翁敬棠任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法院一庭庭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軍攻占上海，翁敬棠奉命在上海租界設立上海特區分庭，擔任庭長。當時，汪精衛政權內政部部長陳群企圖以同鄉的關係要其出任偽職，被翁敬棠拒絕。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上海公共租界。翁敬棠奉調至福建省戰時省會永安縣，在該縣吉山鄉設最高法院閩浙贛分庭，並任庭長。[1]
抗日戰爭勝利後，翁敬棠回到南京，任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翁敬棠見國民黨政府腐敗，乃於1948年初辭職返回福州，任福建學院教授。南京政府發表翁敬棠為司法院大法官，他未接受；勸其赴台灣，他也未理會。[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翁敬棠當選福州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擔任福州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福建省政協委員。1954年6月，獲聘為福建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
1956年，翁敬棠在福州病逝。[1]
著作
編輯翁敬棠治學頗勤，還擅長書法。主要著作有：
- 《刑法論》
- 《公司法詮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