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肖城之战
买肖城之战為於675年农历九月爆发,新罗与唐朝之間的军事冲突,朝鲜半岛称之为买肖城大捷。
买肖城之战 | |||||||
---|---|---|---|---|---|---|---|
罗唐战争的一部分 | |||||||
| |||||||
参战方 | |||||||
唐朝 | 新罗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李谨行 |
文武王 金元述 | ||||||
兵力 | |||||||
中国史书记载:40,000 韩国史书记载:200,000 | 30,000 | ||||||
伤亡与损失 | |||||||
中国史书记载:少数 韩国史书记载:6,047人阵亡 被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 武器30,000件 | 不明 |
背景
编辑670年至675年,新罗在唐朝协作下灭亡了百济、高句丽之后,与唐朝驻军爆发了战争,史称罗唐战争。唐亡百济、高句丽后,分别于其地建熊津都督府、安东都护府,意欲长期直接管理,而新罗则急于争夺百济、高句丽故地,称雄半岛,最终导致战争。中国《新唐书》等与高丽史书《三国史记》对此战的结果大相径庭。
中国史书记载
编辑咸亨五年,新罗纳高句丽叛众,略百济地,引起唐朝不满,七重城之战,新罗大败。唐朝命令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军买肖城,三次击败新罗,金法敏遣使入朝谢罪,贡篚相望,唐朝改变了以金仁问替换金法敏的命令。[1]
韩国史书记载
编辑九月二十九日,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屯兵买肖城,被新罗军队击败,虏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和一些兵仗。新罗遣使入唐贡方物。[2]
分析
编辑《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在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之后,反向唐纳贡方物,而且《三国史记》在新罗文武王十五年,即唐上元二年(675年)的二月和九月,重复描述了两次七重城之战和遣使入唐谢罪。第一次是金富轼照抄中国史书,发生在七重城之战后;第二次是照抄新罗史料的,发生在买肖城之战后。因此这两次遣使入贡,就同两次七重城之战一样,其实是一次。如果此论断成立,那么买肖城之战就是新罗遣使入贡请罪,唐赦免其过时的一场大战。因此,新罗人必须极力把买肖城之战渲染成一次大胜仗,以突出自己是以一种高姿态接受唐朝的重新册封的。[3]
李谨行所率唐军,《三国史记》卷7曾两次提到:“(671年)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672年)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当时唐军每道行军总管大约率兵两万左右。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四万左右。上元元年(674年),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讨伐新罗,次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击败新罗军后,率军回国用于西线对吐蕃作战。而“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4]李谨行继续率领四万人左右军队驻扎。买肖城之战时,当年九月,《三国史记》突然称李谨行率兵二十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数。这种夸大其词在《三国史记》其他地方也有。[5]
李谨行在儀鳳二年(677年)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 防备吐蕃[6]。这与李谨行全军覆没不符。《新唐书》没有记载买肖城大败,关于此李谨行也并无任何受处罚的记载。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的户数为380万户,[7]以10户一兵算,此时唐朝全国的总兵力也不过几十万。除去各地驻防,防备吐蕃以外,朝鲜半岛不可能有20万部队。
买肖城的地理位置,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8]再打下去,新罗不仅要失去百济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金法敏才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唐朝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上元二年二月刘仁轨七重城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唐批复传达到前方部队前,唐军与新罗军进行了三场战斗,战争的结果是唐军获胜,《资治通鉴》所载“三战皆捷”。[9]
三国史记记载:“至乙亥年(675年),唐兵来,攻买苏川城,元述(金庾信之子)闻之,欲死之,以雪前耻,遂力战有功赏”。[10]如果买苏川城是买肖城,说明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获得少数胜利。日本史书记载:“天武四年(675年)十月丙戌,自筑紫贡唐人三十口。则遣远江国而安置。”[11]与唐作战的当时只有新罗,新罗使者在筑紫,因此,30名唐人是新罗送来的。这一事件发生在买肖城之战后不久,唐人应该是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俘获的。不过从人数上看,买肖城之战战果不大。从后来的情况看,新罗在唐军主力早已撤走的情况下,仍不敢跨过浿江(今朝鲜大同江)。
历史学家拜根兴认为,唐朝当时的主要作战方向是吐蕃,因此在与新罗作战时回撤,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吐蕃,因此选择了撤军,而撤军过程中丢弃了一些马匹和兵仗,这就是三国史记记录买肖城大捷,缴获大量马匹兵仗却没有记载整个战争过程的原因。[12]
《三国史记》记载买肖城之战“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同样是不可信的。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唐军“士十万,马万匹”[13],李谨行在买肖城被缴获了3万多匹战马,明显是夸张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