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民化下道士的佛教化

在日本殖民後期，特別是「七七事變」爆發後，皇民化運動加速，道士包括乩童、紅頭司公、烏頭司公等被納入改造行列。早在日本統治初期，道士這種宗教職業就被認為是迷信行業，因此開始了改造的念頭。1909年，新竹曹洞宗布教師今西大龍在證善堂組織「本島宗教研究會」，力圖改良佛事葬儀。1911年，《臺灣日日新報》建議嚴格取締道士和乩童。道教作為中國傳統宗教，在皇民化運動中被認為是迷信，需要徹底改造。本文通過《臺灣日日新報》探討「七七事變」後日本在皇民化運動中，對道教的改造過程，特別是將道教「佛教化」，道士「僧侶化」，儀式「日本化」的具體措施和影響。

鳥之雙翼──道士與乩童

（一）道士的形象及執業

在《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中，對道士有以下的描述：道士在福州居住於廟觀，是持戒行道的修道人，禁與市井為伍，以咒為業。臺灣的道士也分為金（全真）和夥居兩類，金（全真）住在寺廟，夥居則在家與妻子同住。道士是道教的司祭，但不具教權代表或信徒教導者之意義。道士分為烏頭司公及紅頭司公兩類，廣義解釋還可包括巫覡。

日本殖民時代，道士服裝為黑色道服、道帽和草鞋。自1915年「西來庵事件」起，總督府展開臺灣宗教調查，但調查結果不理想。道士始終被日本殖民當局視為迷信象徵，主要從事捉鬼、降妖、除魔、占卜和祝禱等活動。道士常與乩童結合，進行請神、扶轎、驅邪等活動，兩者難以分離。紅頭司公（師公）被稱為「法官」，在臺灣常見，其主要業務包括請神、執乩、扶轎等。

曾任總督府社寺課長的丸井圭太郎認為，臺灣沒有全真教，而是符咒驅邪的天師教。另一位日本學者鈴木清一郎也指出，法師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運用魔術驅邪押煞，狹義專指紅頭師公負責驅邪押煞。道士與乩童結合，共同進行法術活動，體現了道士在臺灣民間宗教中的重要角色。這種結合關係也被臺灣俗諺稱為「桌頭吃乩童」。

（二）被附身的乩童

鈴木的調查發現，所謂的乩童是在神靈降臨時，代替神傳達神諭的人。他們供奉各種神明，如玄天上帝、王爺、太子爺、關帝爺等。每逢這些神的祭典，乩童代表神對信徒發佈神諭。日本殖民當局和媒體始終將道士與乩童視為不可分割的存在，認為兩者互相依存，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道士在廟祭時無報酬，但在為病者祝禱及占卜時，按病人的貧富貴賤收取費用，其中一部分給乩童，因此受人尊敬。

道士與乩童關係密切，在許多傳統廟會上，乩童神明附身，進行各種儀式和表演，如插針、貫口針、剖頭等。乩童的表現形式多樣，如問病、上天庭、下地府、驅邪等。道士常與乩童合作，共同進行驅邪、占卜等活動。

乩童的表演包括神明附體和各種殘酷演技。神明附體時，乩童會問病、上天庭、下地府、驅邪等。殘酷演技包括插五針、貫口針、剖頭、破肩頭、骨刀、坐釘椅等。此外，乩童還進行「作禁」和「舉乩」等活動。「作禁」是指道士傳授法術給乩童時，乩童需先齋戒沐浴，並在密室中苦修七晝夜。「舉乩」則是在丁字形的乩上，由神靈附體的乩童畫乩字，並由豎桌頭負責解釋文義。乩童與道士的密切關係在臺灣民間宗教中佔有重要地位。

取締與禁止

明治32年（1899年），日本警察局對臺北市大稻埕及艋舺地區的道士與乩童進行了調查，大稻埕有道士16人、乩童29人，艋舺有道士16人、乩童19人，並以「預言者」、「神的代言人」為名進行取締，迫使其絕跡。儘管日本殖民臺灣初期便開始取締道士與乩童，但成效不顯著，尤其是在臺北以外的地區。1938年底，臺北士林一位道士因在家為孕婦安胎畫符被逮捕，顯示出日本當局對道士活動的嚴厲打壓。除了嚴禁道士活動外，日本殖民當局也採取自願制，如1909年新竹的宗教研究會，力圖改良佛事葬儀。

道士的「佛教化」

（一）參與祭祀改善聯盟

日本殖民時期，為推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的道士被迫參加各種講習會和組織。1938年成立的「中壢祭祀聯盟」旨在改善宗教儀式，提高道士素質。埔裡佛教講習會在能高寺舉行，教授佛教知識和儀式。中壢葬儀改善講習會和高雄葬儀講習會則旨在改革傳統葬禮，推廣日本佛教思想。

（二）職業「轉向」教育

1940年8月13日，以蘇澳和羅東道士為主體的「羅東佛教護國團」在「本島人冠婚葬祭改善」的名目下，召集七十餘人在羅東會館舉行「佛教報國大會」。會上，團長朝枝弘宣致詞並審查團規，重申打破舊習、推動皇民化和日本式葬儀的目標。1938年成立的「羅東佛教護國團」在1940年進一步加速皇民化運動，派遣年輕道士到日本京都本山的「興亞道場」接受培訓。此後，該組織解散，道士們被要求轉向，並以本願寺和淨土宗布教所為中心處理佛事。

1939年10月，東石郡召集近百名道士進行教育改革。第一屆道士被送到朴子高明寺接受佛教僧侶養成教育一個月，培養成日本式僧侶。由於效果顯著，第二屆從東石郡各街莊召集二十五人繼續受訓，結業時受訓人數增加到四十名，並巡禮台南，拜訪開山寺。這些活動旨在通過道士僧侶化，改善社會風氣和信仰，推進皇民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