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脚川事件(南势阿美语:U micidekay a demak nu Cikasuan),为台湾日治时期发生于花莲港支厅的原住民阿美族七脚川社(今花莲县吉安乡)与日本警察冲突事件。

背景 编辑

理番政策转变 编辑

日本治理台湾原住民,原本沿用清朝以番治番手段,由警察指挥“隘勇线”将原住民地盘包围后,就多方安抚。1898年至1904年间在台东厅长相良长纲任内,对于太鲁阁族的要求多所顺从,反而给予他们独立发展的空间。为了应付太鲁阁族,台东厅施行“以番制番”策略,扶植阿美族七脚川社来制衡太鲁阁族[1]:43,47

日俄战争前,日方为开拓财源,欲积极开发樟脑等物资,大幅推进隘勇线,同时相良长纲去世,继任者森尾茂助对原有的绥抚政策不满,逐渐转向以威压为主要手段。森尾允许贺田组进入太鲁阁山区开发樟脑,结果因为劳资纠纷,发生了威里事件

明治四十年(1907年)新设花莲港北方威里隘勇线,以防范太鲁阁族南下迁移至木瓜溪流域寻找耕地,并利用南势阿美七社防范太鲁阁族群,当中又以七脚川社出勤人数最多,因此该社亦拥有奇莱平原为数最多的火药,且该社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权威,蔑视日军讨伐太鲁阁群的能力,当时警察本署长兼番务课长大津麟平因此认为,理番之优先级乃应先弹压倨傲之平地原住民之见解,决定对七脚川社采灭族政策[2]

事件爆发 编辑

七脚川社人为日本政府长期看守隘勇线之薪资微薄,若不服规劝或被认定为工作怠惰,薪水往往遭扣押,而且薪资之发放系统筹交由头目转发,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2月原被派至居住地附近执勤之七脚川社之隘勇伍长芝鲁雾甸等18人,因工作调动至远方海岸之勤务,感到忿忿不平(薪资过少,且执勤地离居家过远,影响家计颇大),认为日方劳役分配不均,且隘勇们没有拿到薪资,向头目索取,头目表示警察未发,而向警察索取时,警察又表示已交由头目,故认定头目与警方苛刻他们,因而于该月13日相偕逃至山区。

隔日,又有四名七脚川社之隘勇逃走,并教唆木瓜群及巴托兰群在威里及巴托兰隘勇两线一带袭击,造成一日本巡察死亡,十五日,七脚川派出所共有42人受到七脚川社人包围,从花莲港来救援之步兵击退反抗者,成功突围而返,本来只是少部分人的薪资问题,被日方认定为全社暴动,在此冲突中日方一军官及士兵战死。日方于十五日当晚发动军事行动,十六日七脚川人纷纷撤退至木瓜山一带,并破坏电信设备,而日方为确保其余南势五社确实顺服,十七日命薄薄、饱干、里漏、尾子、豆兰等五社夺取七脚川社之粮食,协助烧毁家具,从二十一日军队和警察队一起向木瓜山(鲤鱼山)扫荡,原住民因为粮食渐次缺乏,于是请求归顺。

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3月,计有1,322人归顺,部分归顺者被移到大埔尾(今台东鹿野一带)安居,也有部分被分在其余南势五社。七脚川社被迁移至今日之花莲池南、月眉、溪口及台东县海端,称为七脚川新社[2],而归顺后逃走及不肯投降者,越过木瓜溪于鲤鱼尾一代活动,这些人直到大正三年(1914年)六月讨伐太鲁阁族时,才被收缴枪支及归顺,计枪器125挺、弹药194发,七脚川事件亦在此结束。

吉安乡公所为纪念这段原住民英勇抗日的历史,在七脚川溪上游的大山桥头设置纪念碑。[3]

结果与影响 编辑

七脚川社的土地被没收,后来即变成日本移民村吉野村的土地来源[2]

参考文献 编辑

  1. ^ 林素珍、林春治、陈耀芳.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 南投: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2005-12. ISBN 9789860031140 (中文(台湾)). 
  2. ^ 2.0 2.1 2.2 张素玢. 《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 卫城出版. 
  3. ^ 七腳川事件紀念碑 吉安鄉公所. [2023-03-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4). 

参见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