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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经济

概述

自1912年清朝灭亡后，大陆地区进入了一段相对不稳定的时期，先是军阀间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开战导致民不聊生，使得经济活动一度中断。南京十年期间，中华民国在多个工业领域取得进步，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领域，藉以努力跟上西方并准备与日本开战。尔后爆发的八年抗战与第二次国共内战最后导致中华民国撤退台湾，并将中国大陆易手中华人民共和国。[1]

中国大陆人均GDP（1913—1950年）
1914年的袁世凯圆成为当时中华民国的主要货币之一
1930年民国早期账单

民国时期政局多变，战乱频繁。经济虽有发展，诞生了三五牌台钟、永久牌自行车、培罗蒙西服、五洲肥皂、金星金笔、三枪牌内衣、414毛巾等民族工业，但仍被赵鼎新评价为“不成功”[2],而经济学家邹至庄在总结最近的学术研究时说：“尽管政治不稳定，但经济活动仍在继续，经济发展发生在1911年到1937年之间”，简而言之，现代化正在发生。他继续说，直到1937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表现良好[3]。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一直到1937年都“表现良好”，这也解释了为何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大陆有能力回归市场经济。[4]

民国初期的内战、饥荒与动荡 编辑

民国初期，军阀与派系间战乱频繁。在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饥荒、内战与政府更迭成为中国大陆政治常态，各省分更是时不时就会“闹独立”。原先中央政权的崩溃更使得晚清以来的经济雪崩性萎缩，直到1927年，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统一中国后才得以扭转。[5]

国内工业的发展 编辑

 
1920年左右上海苏州河沿岸的船运
更多信息：南京十年

自清朝灭亡以降，尽管中国大陆政局动荡，但其工业的发展却相当快速。该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迈入巅峰，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商品需求大增，因而受益于中国大陆本土工业。此外欧洲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口急速增长。比如：1913年纺织业拥有482,192台纺织机，到了1918年战后，数量已经增加到647,570台。到了1921年后，数量更是飙升到1,248,282台。此外，面包工厂也从57家增加到131家。[6]

五四运动期间，大陆学生呼吁大陆民众拒绝购买非中国制造的商品，即抵制外国商品，此部分多少也刺激了中国大陆本土工业的发展。从1919年到1921年，以及从1925年到1927年期间，外国进口急遽下降。[7]

尽管1929年爆发了大萧条，但是中国大陆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继续发展壮大。这个时期现代称之为南京十年，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重新统一了中国大陆大部分的地方，并带来几十年从未见过的政治稳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大陆经济在1927-1931年期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然而到了1931年，大萧条的影响开始严重影响到大陆经济，同年日本入侵满州，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白热化。是以，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32年降到288亿。此后大陆工业产能迅速恢复，国内生产总值在1935年上升到237亿，1936年时就超过了1931年的水平。[8]

中华民国农村经济 编辑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农村经济大多停留在晚清时期的水准。相关市场虽然早在宋明时期便形成，但在民国时期，大陆农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出口至外国的经济作物为主，所以其很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其生产的出口产品包含黏合剂、茶叶、丝绸、甘蔗、烟草、棉花、玉米、花生等等。[9]

到了大萧条时期，农村经济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因为当时国内的产量已经供过于求，外国的进口则持续增加（即西方生产的农作物在大陆“倾销”），导致食品类价格暴跌。1931年，大陆的大米进口量达到2100万蒲式耳，而在三年（1928年）前仅仅1200万蒲式耳而已。其他商品的增幅则更加明显，比如在1932年，大陆进口了1500万蒲式耳谷物，而四年（1928年）前仅仅90万蒲式耳而已。[10]同时，更加白热化的竞争也导致大陆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即农产品的价格更便宜），继而导致农民的收入变少，1932年的农产品价格在当时仅有1921年的41%而已。[11]到了1934年，部分农村的收入甚至仅有1931年的57%。[11]

中华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编辑

民国初年，外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激增。到20世纪初，已有约15亿投资进入大陆，其中俄罗斯、英国与德国是最大的投资者。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罗斯与德国停止投资，英国与日本成了主要投资者。到了1930年，外国在华投资超过35亿美元，其中日本（14亿）与英国（10亿）居于首位。然而在1948年，资本存量停止成长，投资金额骤降至30亿美元，并以美国与英国为主要投资者。[12]

中华民国货币 编辑

民国时期的货币一开始是以白银为主，但在1935年发生臭名昭彰的银行政变后，国民政府夺取对私人银行的控制，并用中华民国发行的法币取代。国民政府为此特别努力地将法币成为大陆的唯一货币，并废除早期由白银与黄金所支持的纸币。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借此机会大量发行货币，其在1936年共发行了16亿元，但在八年抗战结束时，国民政府已经发行1.031万亿元。[13]随着1946年大二次国共内战爆发，这个情况进一步恶化：1947年，国民政府共发行了33.2万亿元。此举是为了弥补战争但来的庞大预算赤字（当时税收收入仅为2.5亿，但是战争开支却达到惊人的2500亿）。到了1949年，流通的货币总量已经是1936年的1200亿倍。[14]

中华民国战争经济（1937—1945年） 编辑

 
约1940年，日本帝国治下的辽宁抚顺的煤炭开采一景

1937年，日本侵华所引发的战争导致大陆陷入一片混乱。繁荣的大部分东岸很快就被日本占领，期间日军对当地展开残酷的占领，并对当地百姓犯下无数暴行，比如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同时日本也对大陆城市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空袭。对此国民党采取焦土策略，在日本不断地推进时，他们将会把被迫撤守的地方的生产力全部摧毁。面对大陆的顽固抵抗，日本也相当残忍，其在1942年的一次反游击作战中，在一个月内杀害了20多万百姓。1942—43年，河南饥荒又造成200—300万百姓死亡。据估计，这场八年抗战共造成2000—2500万中国人死亡，该战争也严重阻碍了大陆前十年的发展。[15]在战后，毁灭性的冲突与廉价美国商品的流入严重阻碍了工业发展。在1946年，大陆工业产能仅为战前的20%，产量为战前的25%。[16]

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得以收复大部分在八年抗战中失去的大部分经济中心，没有使其受到进一步的毁坏。然而鉴于先期的战争与日本的占领，这个部分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起初，日本将满洲打造成远东最大的工业中心，一直到战争最后一周，苏联入侵满洲前，满洲从未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在苏联红军入侵并击败日军后，占领了满洲长达三个月，期间其进行了系统性劫掠和破坏。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下令将从私人住宅的所有设备、可移动部件、工具，甚至是物质财富全部运回苏联，搬不动的直接原地销毁。当苏联最终在10月撤军后，满洲几乎全毁，曾经的大陆工业中心之一成为一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工厂都被破坏，没有一个矿井仍然有活动的迹象。由于苏联还拆除、毁坏了所有发电厂，甚至水坝上的涡轮机，满洲几乎失去了所有的重型机械，甚至还无法供应电力。[17]

战期间，国民政府大幅增加了其对工业的控制。在1936年，政府拥有的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然而，国民政府为了打赢抗战，控制了许多工业区。1938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工矿委员会，负责控制、监控企业，同时展开价格管制。到了1942年大陆已经有70%的工业资本归国民政府所有。[18]

战期间，通货膨胀急遽加重，国民政府曾试图使用新货币，及在1942—43年进行尝试全面冻结物价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19]这是因为大陆的农业经济非常集中，同时工业的衰退与汇率崩溃导致控制价格的努力全部]付之一炬。[19]结果，供应商没有用稳定的价格进行配给，店主则利用其供应进行投机，“生产性企业从新品产出转向对库存的投机，撤资与外商出逃更进一步削弱了生产能力”。[19]

恶性通货膨胀、国共内战与国民政府迁台 编辑

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收复了中华民国在第一次、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所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包含台湾岛在内。与其他被占领区域不同的是，日本（其原本打算最终吞并台湾）在台湾留下了现代的教育体系与经济。随后蒋介石与国民党再次和共产党开战。然而，国民党的严重腐败、货币超额发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战争对百姓造成的消耗都导致大陆地区掀起了大规模骚乱，[20]并促进百姓普遍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情。事实上通货膨胀早在甲午战争就已经发生，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经转变成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21]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未能恢复收入的来源，并且还透过大量印钞来弥补赤字。[21]

反之，共产党在20世纪40-50年代战胜了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从而为其获得重大的统治合法性。[22]他们建立的国家贸易机构整合了市场与贸易网络，并最终让价格再次稳定。此外，共产党承诺重新分配土地这档事也赢得长期于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村人口的支持。[22]

1949年，共产党军队开始快速推进，并击败正在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到了10月，共产党攻陷北京，南京不久后也被攻陷。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时的国民党甚至已经无力减缓共产党的攻城掠地，最终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迁到台湾，而当时，台湾是极少数没有在八年抗战期间遭到大规模破坏的工业化地区之一。由于蒋介石打算重新集结军队后反攻大陆，所以他表示这只是暂时性的迁都。[23]

随着国民党开始迁台，大陆的许多流动资产被剥夺，包括黄金、白银与国家的美元储备金。[24]国民党甚至原本打算对工业区域进行然燃烧弹轰炸，但是许多地方的工人都成功阻止了他们。[24]待国民党撤离大陆后，大陆商业已然被破坏、国家货币也随之失去价值，并再次回到以物换物的交易模式。[24]

之后，尽管国民党曾尝试进行多年筹画，但是他们反攻大陆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使得中华民国长期地流亡于台湾岛上。此时台湾在中华民国治下继续繁荣发展，并因其“经济奇迹”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大陆经济开始快速成长，台湾因而成为大陆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之一。[25]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1. ^ Sun Jian, pp. 616—18
  2. ^ 赵鼎新. 赵鼎新：晚清和民国为什么经济不成功？丨战略讲坛. 腾讯网. 2016-12-31 [2019-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4） （简体中文）. 
  3. ^ Chow, Gregory.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2023-01-15 [2022-06-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09）. 
  4. ^ Gregory C. C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2nd ed. 2007) excerpt and text search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p. 20–21.
  5. ^ Sun Jian, pp. 613–14
  6. ^ Sun Jian, pp. 894–95
  7. ^ Sun Jian, p. 897
  8. ^ Sun Jian, pp. 1059–71
  9. ^ Sun Jian, pp. 934–35
  10. ^ Sun Jian, p. 1088
  11. ^ 11.0 11.1 Sun Jian, p. 1089
  12. ^ Sun Jian, p. 1353
  13. ^ Sun Jian, pp. 1234–36
  14. ^ Sun Jian, p. 1317
  15. ^ Sun Jian, pp. 615—16.
  16. ^ Sun Jian, p. 1319.
  17. ^ "Russian Loot Manchuria: Virtually No Heavy Machinery Left for the Chinese." Andrews, Steffan.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November 27, 1945. [1]. Retrieved November 3, 2021.
  18. ^ Sun Jian, pp. 1237—40.
  19. ^ 19.0 19.1 19.2 Weber, Isabella.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21: 73. ISBN 978-0-429-49012-5. OCLC 1228187814. 
  20. ^ Sun Jian, pp. 617–18
  21. ^ 21.0 21.1 Weber, Isabella.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21: 71. ISBN 978-0-429-49012-5. OCLC 1228187814. 
  22. ^ 22.0 22.1 Weber, Isabella.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21: 70. ISBN 978-0-429-49012-5. OCLC 1228187814. 
  23. ^ Gary Marvin Davison. A short history of Taiwan: the case for independence.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64. ISBN 0-275-98131-2. Basic literacy came to most of the school-aged populace by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tenure on Taiwan. School attendance for Taiwanese children rose steadily throughout the Japanese era, from 3.8 percent in 1904 to 13.1 percent in 1917; 25.1 percent in 1920; 41.5 percent in 1935; 57.6 percent in 1940; and 71.3 percent in 1943. 
  24. ^ 24.0 24.1 24.2 Karl, Rebecca E. 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 a concise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5 [2023-09-28]. ISBN 978-0-8223-4780-4. OCLC 50382804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12）. 
  25. ^ Top 10 Origins of FDI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4 September 2009.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February 2007

书籍 编辑

  • Chow, Gregory C.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2nd ed. 2007) excerpt and text search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Eastman Lloyd et 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1991) excerpt and text search
  •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1983). 1001 pp., the standard history, by numerous scholars
  • Fairbank, John K. and Feuerwerker, Alber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1986). 1092 pp., the standard history, by numerous scholars
  • Ji, Zhaojin. 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Finance Capit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2003 ISBN 0765610027). 325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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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iroyama, Tomoko. Chin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 Stat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29–1937 (2008)
  • Sun, Jian, 中国经济通史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2 (1840–1949), China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ISBN 7300029531, 2000.
  • Young, Arthur Nichols.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1971) 553 pages full text onlin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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