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时空转换的过程。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政治中心位于西北,从秦汉唐代长安(今西安)是中国城市的最高代表。宋代,政治中心向中原位移,汴京开封)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中心。其后,又向东南转移至临安杭州)。三代,定都北京,城市中心北移。进入20世纪,中华民国南京建都,城市中心南移。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城市中心又移往北方。

同时在都市规划方面,农耕时代除了大城市,并没有明确的都市规划,但伴随着工业化历程,中国大陆在民国时期经历了西方租界的都市化建设后,到了中共建政开始改为建造苏联形式的现代化集体主义都市,特色是宽阔的街道与分散的居民小区,但当时移入城市人数不多,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首度经历了大规模的都市化,近期随着社会变迁并开展新型都市更新,对于物产与行人友善的窄马路密路网与社区公园化的西方式设计逐渐成为发展目标。

发展史 编辑

中国的城起源很早。据考古报告,属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已有多处被发掘出来,距今4千多年。从历史上看,中国城功能齐全,是不同等级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城”的本义系指城墙(city wall)。修筑城墙是为了军事防御、保国安民。由于军事防御是城的首要功能,因此城的修筑必须是坚不可摧的,其规模、形制、坚固程度和军事力量均视城的等级而有别。

在远古,城大体分为两类:天子及诸侯的都城,卿大夫及边境城邑。这时所谓的“城”,是指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都邑四周不仅有城垣,而且有护城河。古代中国有“城池”之谓,城指城垣,池指护城河。城门两边建有楼观,叫城阙。当时,标准的城市建置是:长宽各九里的正方形,有12座城门,城内有宽阔且纵横交错的大道,左边建有祭祀列祖列宗的祖庙,右边建有祭祀土地神的社庙,朝廷在前面,市场在后面,居民按职业划分居住区。诚如古人云:“城,所以盛民也”(《说文》);“城郭沟池以为固”(《礼记》);“城者,可以自守也”(《墨子》)。城的修筑关乎一国之兴亡。所谓“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吴越春秋》)。显然,远古中国的城首先是大大小小的军事堡垒(castle),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所在(city)。

作为军事堡垒的城,它所要保卫的是政府和人民。确切地说,在古代,中国的城首先要保卫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从帝王到官员),其次才是普通民众。这表明,城的修筑是为了保障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以及这种统治不被外敌入侵所干扰。因此,屏护政治权威是城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政府驻地往往位于城的中央,筑有高大而坚固的城墙,成为城中之城,成为军队重点保护的最安全区域。例如,在商代河南偃师之都城,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城位于最核心地带。又如,明清时期,北京城之中央建有紫禁城,它是皇权的象征。除了高大的皇城(都城),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也必须修筑墙楼高耸、护城河环绕的城,各种衙门在城中履行职责。由此观之,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符号。

除了军事防御和政治统驭,中国城还具有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由于各色人等(军人、官员、商人、手艺人、士子、戏子、术士、乞丐等)汇集城中,人口密度大,消费水准高,商品流通发达,必然导致各级权力中心的城扮演经济中心的角色,它的市场往往是区域市场体系的中心市场。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修建的交通路线,皆以城为起点和终点。这些纵横交错的陆路交通线和水路交通线构成了国家市场体系或区域市场体系的主干道,也就是说,国家交通网络与市场网络大体上是重合的。例如,在商代,从中原到南方有一条重要的道路:

殷墟郑州信阳武汉长沙

这是一条军事、政治、商业的要道。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的交通制度——驿传制度已经形成。甲骨文中的“羁”字,就是商代设置的驿站。西周非常重视交通道路的修筑,专设“司空”一职以掌其事。彼时,有所谓“周道”,实指自岐山至丰、镐,东行至成周,然后以成周为中心修筑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秦汉王朝十分重视交通网的建设,例如三川东海道——由关中东抵海滨,就是秦汉时期运输量最大的交通干线。隋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形成多达10余条的陆路交通要道,水路交通则是闻名天下的京杭大运河宋代,形成以汴京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其主要功能是漕运。元代疆域广大,交通运输体系达到空前的完备。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水陆交汇的交通网。明清时期,以都城、省城、府城、县城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与铺路相交织的交通网。

与此同时,由于各种教育机构大多设在城中,科举考试也在城中举行,因此中国的城又是教育中心。加上刻书、印刷、文人聚会、文艺创作及表演、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等多集中在城中,因此,中国的城堪称文化中心。

作为国家或区域的中心,城是各种功能的集合体。具体到每一个城,这些功能当然有主次之分。据此,亦可粗略地将一个城定义为政治的城,或军事的城,或经济的城,等等。例如,有学者将明代的城市可分为政治型的城市,最典型者有南京北京开封;工商业型的城市,如杭州苏州扬州淮安临清济宁通州武昌芜湖等;对外贸易城市,如广州海澄;边塞城市,如大同辽东宣府肃州甘州兰州宁夏。必须指出,这种类型的划分是出于研究的便利,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可泛化,不可夸大,否则就有歪曲历史之嫌。因为,军事防御和政权运作是中国城的最重要的两大功能。从总体上看,历史上的中国城,其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始终从属于军事功能和政治功能,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重要的,无论它的市场多么繁荣、它的文化多么灿烂(如唐代长安宋代杭州清代苏州)。换言之,如果长安、杭州、苏州不是都城、省城或府城所在地,那么它们的经济繁荣和文化鼎盛将随风而逝。说得直白一些,长安的政治孕育了长安的经济和文化,杭州、苏州也不例外。纵使历史上亦有相当繁荣之县级城市及镇,如济宁州景德镇等。

城池设计 编辑

中国城池的设计有两种:一种是依照地形而建,例如明朝南京城。另一种则是布局严整之势,最具代表性当属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

基层行政机构 编辑

“城”、“镇”关系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参见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