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之乱

(重定向自争贡之役

宁波之乱(也称争贡之役明州之乱宗设之乱)发生于公元1523年(中国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室町时代大永三年)。事件起源于日本大名细川氏大内氏势力争相派遣贸易使团至大明国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符效力之辩而引发冲突。大内氏代表谦道宗设等人追杀理亏的细川氏代表鸾冈瑞佐等人,沿路殃及浙江宁波一带的居民,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战死。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朝政府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1],也导致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断绝,倭寇滋生,为后来的“东南倭祸”埋下了伏笔[2]

宁波之乱
日期1523年
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大永三年)
地点
结果 明朝限制同日本的贸易,导致倭寇滋生
参战方
大内氏
遣明船队
细川氏
遣明船队
明朝官军
指挥官与领导者
谦道宗设 鸾冈瑞佐
宋素卿
备倭都指挥刘锦
备倭执指挥袁班
兵力
两艘遣明船 不详 不详
宁波之乱
汉语名称
繁体字 寧波之亂 ‧ 爭貢之役 ‧ 明州之亂 ‧ 宗設之亂
简化字 宁波之乱 ‧ 争贡之役 ‧ 明州之乱 ‧ 宗设之乱
日语名称
汉字 寧波の乱 ‧ 寧波争貢事件 ‧ 明州の乱 ‧ 宗設の乱

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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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政府与日本的室町幕府间进行的“明日贸易”(又称勘合贸易),开始于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约在明惠帝时)。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防范海盗,贸易上为了区别被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幕府将军(足利将军家)官方贸易船与倭寇,所以发行了勘合符以示区分,这是国对国朝贡贸易的型态,限制十年一朝。贸易上,日方的参与人员是幕府的使节与随行的博多有力日本商人,但这期间仍然有走私贸易。

后来因为足利将军家的家督之争,导致了1467年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自此开始),幕府对外的贸易权不再统一,幕府在堺港的贸易据点本来是细川氏所掌控,但后来渐渐的被应仁之乱中因兵事崛起的山口新兴势力大内氏所凌驾,大内家还常常自行派出独立的使节团进行贸易。此后大内氏与细川氏常为勘合符而产生冲突事件。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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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即位后,大内家的遣明船(勘合船)船队更独占了正德勘合符。1523年,西海道大名、左京大夫大内义兴任命谦道宗设为正使出遣明船,而细川政权当主细川高国为了对抗,随后南海道的足利氏管领、右京兆大夫高贡派遣鸾冈瑞佐为正使、宋素卿(朱缟)为副使,持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符(前任皇帝明孝宗的)出遣明船(路线上经由南海再到明朝)[3]

明朝规划的对日朝贡贸易点是在浙江宁波市舶司,当时大内氏的船队,先于四月二十七日抵港,而鸾冈瑞佐与宋素卿的船队则较晚到达。这时大内氏的船队尚未检验勘合,市舶司等到双方船队都到达后,才开始验证。在检验堪合符的时候,因为新符和旧符的问题已经产生争执。然而对大内氏相当不利的,是细川氏船队的副使宋素卿事先已对市舶司主管的太监赖恩行使贿赂,从而使较晚来的细川氏船队,反而可先行入港检查,使持当朝勘合符的大内氏反变成“非法”。在之后嘉宾堂上的款宴接待时,赖恩又让细川氏的鸾冈瑞佐和宋素卿坐在较为尊贵的右位。手拿正牌该任皇帝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对此待遇十分不满,谦道宗设当时便命令自家船队人员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从而袭击了细川氏的船队。宋素卿等逃跑后,谦道宗设又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率领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了宋素卿的船[4]。受贿的太监赖恩暗地里向细川氏提供助力,然而谦道宗设的势力仍然较鸾冈瑞佐的为强。鸾冈瑞佐等寡不敌众,被迫逃出宁波,之后死于谦道宗设的追杀,宋素卿等人则逃到姚江一带,到绍兴城躲避。谦道宗设追至绍兴,要求城守交出宋素卿,但不果。于是谦道宗设一路杀掠回宁波西霍山洋,最后夺船出海,扬长而去。沿途中谦道宗设杀害了不少民众以及追捕的明朝追兵。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班、百户刘恩被杀害。在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之时,杀害了百户胡源。据清朝《明史纪事本末》一书记载,“浙中大震”,祸乱严重,对宁波民众造成极大滋扰[5][6][7]

后续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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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之乱最后演变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巡按御史欧珠、镇守太监梁瑶奏闻,将宋素卿逮捕投入监中[5],谦道宗设夺船出海后遁入海岛,无法寻获[5]。恰好在谦道宗设等逃亡途中,其中一船因遇风而漂至朝鲜海面,朝鲜守军擒获其中成员林望、古多罗等三十三人,当时朝鲜国王中宗李怿将这些人移送给明政府,而他们被发送到浙江,责令与宋素卿对簿公堂,揭出当时遣贡先后及符验真伪的问题,宋素卿遂被判死罪,但于嘉靖四年(1524年)二月先在狱中病故。明朝政府也在1529年废除了宁波市舶司大监。明朝嘉靖十五年、日本天文五年(1536年),大内义隆重启贸易。明朝嘉靖三十年、日本天文二十年(1551年),在大内义隆的家臣陶晴贤谋反成功后,继位的大内义长被明朝视为篡位者,拒绝继续进行贸易,明日贸易转到宁波近海的双屿或是舟山群岛进行私下贸易、走私贸易,沿海豪族、官员和商人相互勾结,逐渐演变出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也因此开展了后期倭寇的时代[8]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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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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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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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梅新育. 《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 《学术研究》. 
  2. ^ 张廷玉,《明史·食货五·市舶》:“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
  3. ^ 张岂之. 《元明清史》. 书泉出版社. 2002. ISBN 9571128694. ,第278页.
  4. ^ 张声振. 《中日关系史》.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0. 
  5. ^ 5.0 5.1 5.2 (清)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吉林出版集团. 2005. ISBN 978-7-807-20069-7. ,卷五十五
  6. ^ 陈学霖. 《明代人物與傳說》.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7. ISBN 978-9-622-01784-9. ,第300页
  7. ^ (明)薛俊,《日本国考略·朝贡篇》:“大肆焚掠,所过地方, 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
  8. ^ 龚书铎, 刘德麟. 圖說明朝. 知书房出版集团. 2007. ISBN 978-9-867-15161-2.  ,第134页

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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