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巴黎

二战时期的巴黎，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纳粹德国军事占领时期（1940年-1944年）的巴黎。自1939年9月开始，德国和苏联开始进攻波兰，尽管巴黎已经开始进行战争动员的防御措施，但战火似乎还未影响这座城市，直到1940年5月10日，德军进攻法国并迅速击败法军。迫使法国政府于6月10日离开后，德国才于6月14日占领这座城市。由于法国北部等地区被德国划作德军控制占领区，因此由德国成立的新政府只得于1940年7月迁至多有空房的旅游城市维琪，巴黎则由德军和德国政府认可的法国官员所管理。

1940年6月23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夏乐宫露台上。其左侧人物为雕塑家阿诺·布雷克，右边为阿尔伯特·斯佩尔

对于巴黎来说，德国占领是一段深具挫折、物质短缺和屈辱的时期。城市的宵禁时间为晚上九点到凌晨五点。因此当入夜后，整个城市将陷入一遍黑暗。维希法国政府则于1940年9月开始实行食品、烟草、煤炭和衣物的定量配给。由于每年的物质供应更加稀缺，因此巴黎物价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法国媒体和广播只播放德国的相关宣传节目，最终，沦陷期间共迫使约一百万巴黎人离开城市，前往外省居住。

居住于巴黎的犹太人最初被迫佩戴犹太星，并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和公共场所。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在德国的命令下，巴黎共有13,152名犹太人，包括4,115名儿童被法国警察围捕，并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随着战争的继续，城市内部的各种反德秘密团体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忠于法国抵抗运动，另一些则忠于伦敦的夏尔·戴高乐。他们经常在墙上写下标语、组织地下报刊，有时会进行袭击德国军官的攻击行动。1940年11月11日，巴黎举行第一次反对占领的学生示威。

1944年6月6日，当获得盟军登陆诺曼底的消息后，法国抵抗运动则于8月19日发动起义，并占领了巴黎的警察总部和其他政府大楼。后在8月25日，法国和美国军队解放巴黎；并在第二天由戴高乐将军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胜利游行，并组织法国新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有约10,000名巴黎人因与德国人勾结而被捕及受审，最终共有8,000人被定罪，116人被处决。

1945年4月29日和5月13日，巴黎举行战后第一次市政选举，其中法国妇女首次参与投票。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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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法国军队在巴黎的一些街道上用沙袋搭建路障，但该障碍最终并未使用过。（图片出自法兰克·卡普拉纪录片《分而治之》 ，美国陆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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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步兵师德国士兵于1940年6月14日在福煦大街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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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6月14日，德国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前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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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军队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阅兵，1940年。

防御准备

1939年春天，由于与德国的战争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巴黎于2月2日正式举行第一次防御演习 ，城市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城市广场和公园挖掘20公里长的战壕，以作为防空洞使用。3月10日，市政府开始向平民分发防毒面具，并于3月19日于城内张贴避难所标志，并指导巴黎市民前往最近的避难所的相关措施。

8月23日，巴黎的媒体开始报导关于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苏联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对此表示：“在苏联不断受到法西斯战争煽动者威胁的情况下，依然为保卫和平作出显著贡献的时刻，法国共产党在此向社会主义国家、向它的党和向它的伟大领袖·斯大林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在巴黎，该报和另一份共产主义报纸《Ce Soir》的副本被警方没收，并被暂停出版。法国政府则对该党大肆攻击，并且不许法国共产党人进入政府。8月31日，法国政府预计会城市遭到炮击的风险，开始将30,000名居住于巴黎的儿童疏散到该省（巴黎以外的地区）。那天晚上，为了抵御德军的空袭，巴黎的路灯全面熄灭。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则如预期迅速向德国宣战。

保护国宝

8月27日，由于预料到空袭的风险，工人们开始拆除圣礼拜堂的彩色玻璃窗。同日，卢浮宫的策展人在过暑假期间被召回，并在附近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和市政厅巴扎百货公司包装工人的帮助下，开始对博物馆内主要艺术品进行编目和包装，这些艺术品被放入板条箱。仅标有数字以掩饰其内容。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像则小心地推下木制坡道上，并被装上卡车运往安德尔省的瓦朗塞城堡。用于为法兰西喜剧院运送布景的卡车被用来运送较大的画作，包括泰奥多尔·杰利柯的《梅杜萨之筏》。艺术作品则由缓慢的卡车车队运送到卢瓦尔河谷城堡群和其他指定地点，车队则关闭前灯，以观察该地区的停电情况。，卢浮宫博物馆大部分的作品最终在巴黎沦陷前成功疏散，除了一些笨重和“留在地下室的不重要画作”仍保存于馆舍内。

巴黎的地标被沙袋保护起来。法国军队在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工事中待命，同时在巴黎发布了汽油配给卡，限制肉类的销售，并于1940年2月发布了食品配给卡；不过在当时城内的咖啡馆和剧院仍然为开放的状态。

德国入侵

最初，法国的防御计划纯粹是被动等待德国人进攻。然而在西部战线经历了八个月的平静时期（称为假战）之后，德军于1940年5月10日袭击了法国，军队绕过了马奇诺防线，并偷偷穿过阿登高地。到了5月15日，德国装甲部队距离拉昂35公里，并在法国和英国军队后侧朝向英吉利海峡方向疾驰。

5月28日，当英军意识到战斗失败后，开始从敦刻尔克撤军，巴黎很快就充斥着来自战区的难民。6月3日，德国人首次轰炸巴黎及其郊区，该场袭击则特别针对雪铁龙汽车厂。最终导致约254人丧生，其中包括195名平民。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免职最高军事指挥官莫里斯·甘末林的职务，取而代之则是由时年73岁的马克西姆·魏刚接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和法军总司令。84岁高龄的菲利普·贝当则担任为副总理。由于法军精锐主力损失殆尽，战局已经不可挽回。魏刚和贝当都不认为能够成功击退德国，并开始寻找能够摆脱战争的方法。

民众疏散

6月8日，首都已可听见远处的炮火声。满载难民、没有目的地的火车开始从奥斯特利茨站出发，6月10日，法国政府撤离巴黎前往图尔，然后前往波尔多。共有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开始设法离开城市，出城的道路上则挤满了各种汽车、旅游巴士、卡车、货车、手推车、自行车和步行者等交通工具。缓慢流动的难民共花了十个小时才仅走完三十公里。

几天内，该市较富裕的地区几乎空无一人，工人阶级巴黎十四区的人口也从178,000人减少到仅剩49,000人。

开放城市

英国总参谋部开始敦促法国人保卫巴黎，但贝当在当即驳回了这个想法：“将巴黎变成废墟并无法解决问题。” 6月12日，法国政府在图尔宣布巴黎为开放城市，不会有任何抵抗行动发生。6月14日清晨5点30分，第一支德军部队从拉维莱特门进入巴黎，并沿着佛兰德斯街向市中心进发。紧随其后的是几支德军纵队，按照既定计划，它们将转移到了主要的十字路口。带有扩音器的德国军车则四处走动，指示巴黎人切勿离开他们的建筑物。早上八点，德国军官代表团抵达荣军院，巴黎军事总督亨利·丹兹的总部，巴黎警察局长罗杰·兰格伦正在该处等待军队。德国人礼貌地邀请法国官员服从德方的处置。到下午结束时，德国人在巴黎凯旋门上悬挂了德国国旗，并在香榭丽舍大街和福煦大道上组织了一支游行乐队，令德国军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拍摄画面。

巴黎投降

6月16日晚，雷诺总理辞职。6月17日上午，戴高乐将军乘飞机离开波尔多前往伦敦。中午，聚集在收音机旁的巴黎人听到法国政府新任总理贝当宣布：“我今天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诉您们，我们必须要停止敌对行动。这场战斗必须停止。”。

贝当元帅用广播向法国人民表明他将向德国提出停战协议。希特勒选择了1918年时德国向法国投降的贡比涅作协议的签署地，6月22日法国与德国签订了《德法停战协定》，法国投降。

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于6月24日抵达巴黎，并在城内快速游览，这是希特勒唯一一次到访巴黎。他的指导是德国雕塑家阿诺·布雷克和他的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他们两位过去都曾住在巴黎。希特勒在此次造访中参观了巴黎歌剧院，从夏乐宫的露台上观看了埃菲尔铁塔，参观了拿破仑墓以及蒙马特的艺术家区。

正式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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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米歇尔堤岸，对面建筑为巴黎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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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空军士兵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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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10月，德国士兵在协和广场的克里雍大饭店前换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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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大巴黎德国总部的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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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士兵在蒙马特红磨坊。

占领期间，法国政府迁往维希，德国的旗帜飘扬在所有法国政府的大楼上空。德语标志被放置在主要的林荫大道上，整个法国的标准时间都被重置为德国标准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占法国军事管辖区则搬进了克勒贝尔大街上的巴黎半岛酒店、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接管卢滕西亚酒店、德国空军接管巴黎丽兹酒店、德国海军则接管位于协和广场上的海军府。巴黎的德国司令和他的工作人员则是搬进了里沃利路的莫里斯酒店办公。

占领时期期间，巴黎成为德国士兵休息和娱乐的主要目的地。在“Jeder einmal in Paris” （每一次在巴黎）的口号下，每个德国士兵在服役时都被承诺到巴黎参观一次。占领开始一个月后，一份作为士兵观光指南的双月刊杂志《Der Deutsche Wegleiter für Paris（德国巴黎指南）》由巴黎指挥官办公室出版。以及德文报纸《巴黎日报》（Pariser Zeitung，1941-1944）也专供为士兵们阅览。城内的某些旅馆和电影院专门为德国士兵开放而持续经营，德国军官则喜欢里兹酒店餐厅、马克西姆餐厅等其他高档餐厅举行宴会等活动。

党卫军反情报部门亲卫队保安处的总部位于福煦大街84号。为盖世太保、亲卫队保安处和秘密野战警察效命的法国辅助组织卡林格则驻扎在巴黎十六区劳里斯顿街93号。该组职活跃于1941年至1944年间。该组织由腐败的前警察皮埃尔·伯尼创立。随后由战前活跃于法国黑社会的职业罪犯亨利·拉冯和皮埃尔·卢特雷尔领导。

占领时期的巴黎生活

平民人口

当德国人抵达巴黎时，共有三分之二的巴黎人，尤其是富裕社区的巴黎人已经逃往法国的乡村和南部，数百万法国人大规模外流逃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人们在德国赢得色当战役后也纷纷逃离家乡。然而在占领开始后，居民们则陆续返回城市。到了7月7日，市政府估计城市人口再次增加到150万；10月22日，巴黎人口上升到200万，到了1941年1月1日则上升到250万。

随着战争的继续，维希法国政府于1940年9月开始实行食品、烟草、煤炭和衣物的定量配给。1943年初，由于盟军的空袭、犹太人和外国人的逮捕和驱逐，从而导致更多巴黎人离开城市，许多青年则被迫作为维希法国强制劳工局的一部分前往德国工厂进行“义务工作服务”。由于政府要求大量法国青年到德国军工工厂工作，以换取在仍在德国年老、患病、重伤法国战俘回归故乡的代价，该措施大大增加了法国民众对德国的反感。然而大多数巴黎人只仅能私下表达的愤怒和沮丧的评论，因为在德国控制下的巴黎警察，每天都会收到数百名巴黎人的匿名举报，从而逮捕相关人士。

巴黎人对于占领时期的政府各有不同的态度及观点。有些人认为德国人是容易赚钱的客群来源；其他人如警察局长罗杰·兰格伦（最后于1940年6月23日被捕）所评论：“看着他们，就好像他们是隐形的或透明的一样。”

乌克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家马克西米连·鲁贝尔半秘密地住在巴黎，他对他遇到的马克思主义抵抗运动成员表现出的无知程度感到惊讶，因此他引入了“马克思学”一词来指代一种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学术方法，他认为这是必要的程序。

配给与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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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春天，巴黎一家面包店外正在排队的人潮。解放城市的事件并没有结束粮食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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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春天，巴黎市场上出售的土豆和韭菜。

粮食资源很快成为巴黎人首要面对的问题。由于德国当局控制了法国工业和农业，将该产业转变为仅为德国服务的机器。任何物质一律运往德国优先；剩下则运往巴黎或法国其他城市。雪铁龙工厂生产的所有卡车都直接运往德国。肉类食物、小麦、奶制品和其他农产品的最大份额也运往德国本土。在1940年6月16日成立农业和农业部之后，留给巴黎的物质一率为严格配给的，根据1940年7月30日的法令：“1940年8月2日就开始实行配给制系统：包括面包、脂肪、面粉制品、大米、糖”；1940年10月23日：则归纳“黄油、奶酪、肉、咖啡、熟食、鸡蛋、油”于配给制名单内。

随着战争的继续：各种食物如“巧克力、鱼、干菜（如豌豆和大豆）、马铃薯、新鲜蔬菜、葡萄酒、烟草等食物。”在1941年7月开始，仅能透过出示特定商品优惠券才能购买，并额外规定优惠券仅能在特定星期使用。巴黎人（以及法国所有人口）则根据年龄分为七类，在每个月分配一定数量的产品。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则雇用了9000多名城市雇员，在所有学校和每个区的市政厅设有办事处以管理配给制。然而配给制从而导致平时人潮排队以及无法获得食物的问题，也迫使许多巴黎人需要定期骑自行车长途跋涉到乡下，以在郊区获得本土的蔬菜、水果、鸡蛋和其他农产品。

配给制也适用于服装方面：其中由于皮革专门用于德国军靴，因此从市场上完全消失。皮鞋则被橡胶或帆布（拉菲草）制成的木底鞋所取代。在市集内出现了各种仿制品或替代品食物。

在冬天寻找煤炭取暖也是市民们另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由于德方将法国北部煤矿的管理权，从巴黎转移到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总部作为工厂需求。因此运抵巴黎的煤炭大幅度减少。即使有配给卡，民众也几乎找不到足够的煤来取暖。直到1949年，正常取暖需求的供应才得以恢复。

巴黎的餐馆平日能够开门营业，但必须应对严格的规定和短缺。肉类只能在特定的日子供应，而某些产品，如奶油、咖啡和新鲜农产品则极为罕见。尽管如此，餐馆还是找到了秘密服务常客的方法。战争期间住在巴黎的历史学家勒内·赫龙·德维尔福斯描述了他的经历：“在频繁的管制下，大餐馆只允许提供面条、萝卜和甜菜以换取一定数量的门票，但许多美食爱好者仍在城里继续寻找美食。有些只要花五百法郎，就可以吃到一块藏在卷心菜下面的好猪排，不用门票就可以端上来，还有一升博若莱酒和一杯真正的咖啡； 有时毕加索本人会出现在多菲内街的一楼，你可以坐在他旁边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

由于商品的限制和短缺，因而造就了巴黎繁荣的黑市。食品和其他稀缺产品的生产商、分销商也留出一部分商品提供给予黑市，并通过中间商将其出售给客户。位于香榭丽舍大街和巴黎其他地区的酒吧也因此成中间人和客户之间常见的聚会场所。不过巴黎普通市民私底下贩售的香烟、肉类、咖啡、葡萄酒和其他产品，通常反而是中间人和顾客都不清楚的来源。

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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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改用煤气代替汽油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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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地铁上的德国空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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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旁宫前的马车，装饰著标语：“德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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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春天，仍在使用的三轮车或自行出租车

由于燃料短缺，巴黎街头的汽车数量从战前的350,000辆下降到不到 4,500 辆。曾有一位顾客坐在交易所广场一家咖啡馆的露台细数自中午十二点整的30分钟经过的汽车数量：最终仅有三辆经过。较旧的交通工具例如马车，重新投入使用。部分卡车和汽车经常使用一种装在屋顶罐中的劣质燃料碳酸水装置，或从巴黎下水道中提取煤气或甲烷作为燃料。 尽管地铁则保持运行，但行车服务经常中断，在公共汽车方面，自1939年的巴黎共有3500辆公共汽车投入服务，但到1940年秋天却仅剩500辆仍在运行。交通工具的不足也导致自行出租车开始流行，尽管司机收取高额费用。但自行车也因此成为许多巴黎人的代步工具，价格飙升；一辆二手自行车要花一个月的工资。

交通问题并没有随着巴黎的解放而结束。汽油短缺和交通不便一直持续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

文化艺术

主条目：纳粹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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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陆军元帅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在卢浮宫观赏被留在馆舍的《米洛的维纳斯》，194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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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为德国音乐节装饰的巴黎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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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在香榭丽舍剧院演出歌剧《阴谋与爱情》后的出席人士，从左到右：帝国组织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席勒剧院负责人海因里希·乔治；和德国女演员吉赛拉·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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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曾作为从犹太人家庭偷来的艺术品仓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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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米尔1668年的画作《天文学家》被纳粹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偷走，并交给希特勒收藏。

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之一发生在占领期间的巴黎，当时纳粹大规模掠夺了犹太人收藏家的艺术品。除了卢浮宫的名作早已疏散到卢瓦尔河谷的城堡和无人区，仍保持安然无恙的状态。德国军队原尊重1899年和1907年签署的《海牙和平会议》，拒绝将法国博物馆中的作品转移出国，但希特勒显然对此并未如此顾忌。

1940年6月30日，希特勒下令对法国的所有公共及私人艺术作品进行‘保护’。尽管许多富裕的犹太家庭在离开法国前将他们所收藏艺术作品运出，但还有大量的艺术收藏品则留在法国。因此德国制定一项新法律规定，所有在战前离开法国的犹太人不再是法国公民，因此他们的财产能够被政府没收。盖世太保开始搜查犹太家庭的银行金库和空置住宅，并拿走留在现场的艺术品。留在巴黎十五家最大的犹太艺术画廊的作品也全被收集起来，并用法国警车负责运送。

9月，国家领袖罗森贝格任务小组正式成立，该小组的成立是为了对所有艺术品进行分类和存储，并将400多箱的艺术品转移到位于杜乐丽花园的国立室内网球场（今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进行分类。此外也有部分艺术品被运往卢浮宫用作临时展览。

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曾于同年11月3日参观了国立室内网球场，并于5日再度返回在艺术品中挑选作品作为私人收藏。最终他共挑选了二十七幅画作，包括原为法国金融家爱德华·罗斯柴尔德男爵所藏之伦勃朗和范戴克的作品。戈林还为他在绍尔夫海德森林所有的卡林霍尔庄园挑选彩色玻璃窗和家具。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保存的维米尔画作《天文学家》也被运走，并预定为希特勒本人保留。戈林最后将挑选的艺术品装载到约十五辆铁路货车往德国。并曾在1941年和1942年造访国立室内网球场17次，大幅度增加了他的收藏。

在此期间，巴黎的银行、仓库和私人住宅所收藏的艺术人仍持续被没收，各种绘画、家具、雕像、钟表和珠宝也堆积在国立室内网球场，国立室内网球场的工作人员对218个主要藏品进行了编目。

1941年4月至1944年7月期间，共有4,174箱艺术品装满约138节车厢从巴黎运往德国。大部分艺术品在战后回归巴黎，也有部分作品至今未归还，仍保存于异地。

艺术

虽然有一些画家离开了巴黎，但许多艺术人则干脆留下并继续从事艺术工作。1940年秋天，乔治·布拉克回到巴黎并默默地继续创作。巴勃罗·毕加索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波尔多北部鲁瓦扬的一座别墅里度过。他后来回到巴黎继续在位于大奥古斯丁街的工作室工作。经常在他的工作室接待来访的游客，其中也包括德国人，有观众对于毕加索的作品表示赞赏，有的则表示怀疑。毕加索时常将他著名的反法西斯作品《格尔尼卡》制成的明信片作为纪念品分发给游客，并与来访的德国人（包括作家恩斯特·荣格）就艺术和政治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虽然他的作品被官方谴责为“颓废艺术”，不过毕加索的画作依然持续于德鲁奥酒店拍卖行和路易斯·莱里斯画廊出售。德国财务官员曾打开毕加索的银行金库以寻找可以没收的犹太人艺术品。然而由于金库里仅存放毕加索的私人艺术收藏品，毕加索将他们与他对画作所有权的描述搞混了，以至于财务官员什么都没拿就离开了。他还说服财务官员布拉克拥有的金库中画作实际上也是属于他自己的。

其他被视为颓废艺术的艺术家则包括瓦西里·康定斯基和亨利·马蒂斯，他们曾将画作从尼斯的住所寄到巴黎，虽然受到官方谴责，但仍继续在巴黎画廊的密室出售他们的作品。

影视方面，除了犹太演员被禁止表演外，一些知名演员，例如尚·嘉宾和电影导演让·雷诺阿出于政治或个人原因选择离开巴黎，但其他许多人留下来避开政治并专注于他们的艺术。其中包括演员费南代尔、电影导演兼剧作家萨沙·吉特里，以及歌手艾迪特·皮雅芙、提诺·罗斯、夏尔·特雷内和伊夫·蒙当。爵士音乐家金格·莱恩哈特与法国五重奏热俱乐部依然持续于俱乐部表演。1941年，莫里斯·舍瓦利耶在巴黎赌场上演了一部新歌剧：《卓悦巴黎》。其中剧中歌曲〈Ça sent si bon la France〉和〈La Chanson du maçon〉很快便成为热门歌曲。纳粹曾要求舍瓦利耶在柏林演出并为巴黎电台唱歌。尽管舍瓦利耶对此表示拒绝，但他曾前往德国专门向法国战俘表演，并成功换取十名战俘获释的机会。

战争爆发时，时年67岁的作家科莱特在她位于紧邻皇宫花园，薄酒莱(Beaujolais)的公寓里安静创作她的回忆录，她的丈夫莫里斯·古德凯(Maurice Goudeket) 因为是一名犹太人而在1941年12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尽管在德国大使奥托·阿伯茨的法国妻子的干预下，古德凯于几个月后便获释，但科莱特在经历此事件后，仍担忧丈夫在度过余下的战争岁月仍可能会被第二次逮捕的隐患。1944年，科莱特出版了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吉吉(小说)》 。

哲学家和小说家让-保罗·萨特依然透入于写作和出版领域；政治活动家西蒙·德·波娃为巴黎广播电台制作了一段关于音乐厅历史的广播；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女演员丹妮尔·黛丽尤前往柏林巡回演出，以换取释放其丈夫皆多米尼加外交官，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的波菲里奥·鲁维罗萨。曾在电影《天堂的孩子们》和《北方饭店》担任主演的女演员阿尔莱蒂，在此期间与德国空军军官汉斯·于尔根·苏林有过一段恋情，并以著名的还击方式回击了一名FFI成员，在巴黎解放后，她在审问时曾表示：“我的心是法国的，但我的心是国际的。”。

巴黎的一些区域是同性恋演员和艺术家经常光顾的地方；尤其是布洛涅林苑中的游泳池。演员让·马莱曾因同性倾向而受到官方骚扰，演员罗伯特-休格斯·兰伯特因疑似与一名他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军官发生关系，在同性酒吧遭到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1945年3月7日，兰伯特死于弗洛森堡集中营。

除了积极发展流行文化外，德国也不断努力通过文化来吸引巴黎人：1941年，他们在巴黎歌剧院组织了由柏林爱乐乐团主导的德国音乐节，在香榭丽舍剧院举办了柏林席勒剧院的戏剧表演，以及德国雕塑家阿诺·贝克的展览。

由于人员、设备和食物的短缺，法国电影业在此时面对发展困难的状况，但仍有几部被视为杰作的电影也在此时期间，其中包括在占领期间拍摄，但直到1945年才上映：由马赛尔·卡尔内执导的《天堂的孩子们》。

事件

反犹太主义

主条目：冬赛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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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巴黎街头的反犹太主义展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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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9月，巴黎一家餐厅外的德国标志宣布犹太人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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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犹太妇女必须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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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蒙马特犹太教堂和其他几个教堂遭到袭击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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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5月，一间位于玛莱区的一家犹太人商店被毁

自占领开始，巴黎的犹太人就遭到特别严厉的对待。1940年10月18日，德国当局在制定的雅利安条款中颁布法令，犹太人将享有特殊地位，并被禁止从事商业、工业等自由职业，从而影响大量地犹太人律师、医生、教授，店主，犹太人被禁止进入某些餐馆和公共场所，他们的财产也将被没收。

1942年5月23日，盖世太保反犹部门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秘密下令将法国犹太人驱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5月29日公告占领区内所有六岁以上的犹太人都必须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徽章。7月，巴黎的犹太人被禁止进入所有主要街道、电影院、图书馆、公园、花园、餐馆、咖啡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并被要求仅能乘坐地铁列车的末节车厢。7月16日至17日，根据德方命令，法国警察共围捕了13,152名犹太人（包括4,115名儿童、5,919名妇女和 3,118名男子）。未婚人士和没有孩子的夫妇则被带到巴黎以北约20公里的德朗西，8,160名男女老少或是家庭则是前往位于巴黎十五区街的冬期竞轮场。关押他们的冬期竞轮场极其拥挤，设施内几乎没有食品和水以及卫生设施。在德朗西、皮蒂维耶、博讷拉罗朗德情况类似。五天后，所有的犹太人被装入大屠杀列车，松到德朗西拘留营、皮蒂维耶拘留营、罗亚利厄-贡比涅博拘留营和恩拉罗朗德拘留营。

1943年和1944年期间，德国持续逮捕居住于巴黎的犹太人。到巴黎解放时，估计有43,000名来自巴黎地区的犹太人（约占社区总人口的一半）被送往集中营，并有34,000人于集中营死亡。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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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5月1日，法国总理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和负责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巴黎德国警察指挥官卡尔·奥伯格将军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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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一名巴黎警察向一名德国军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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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4月11日：国民革命阵线在冬期竞轮场会面，该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成立于1943年2月28日，目的是打击法国抵抗运动。其积极合作的警察单位被称为法兰西民兵

占领期间，许多巴黎人经常与维琪政府和德方合作，以协助他们负责城市管理、警察和其他政府职能。法国政府官员则可以选择共同合作或离职。1941年9月2日，所有巴黎地方法官都被要求宣誓效忠贝当元帅。只有保罗·迪迪埃（Paul Didier）拒绝了。与贝当元帅及其部长统治的维希法国政府不同，法国的投降文件则将巴黎置于占领区域，使该城市直接受德国，即法兰克福军事部(MBF)当局管辖。该部门则称：“法国政府将立即要求被占领区域的所有法国行政部门遵守德国军事当局的规定，并以正确的方式与他们合作。”警察局长和塞纳河州长则需要向军事部汇报。

负责监督党卫军、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帝国安全总局与法国警察及其附属机构密切合作。并建立了卡林格以对抵抗运动进行反叛乱行动。该组织的成员大多来自法国黑社会，多数成员在战争结束时被捕并被处决。纳粹安全机构还在警察局下设立了特种旅在巴黎，这些部队仅根据RHSA和党卫军行动，以抓捕抵抗战士和盟军特工，并围捕犹太人以将其驱逐出境为目标。被捕的囚犯也经常遭到特种旅的折磨。

1943年2月28日，维希法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准军事组织，即国民革命阵线，其活跃的警察部门被称为法兰西民兵。该组织的特殊功能是协助德国人抓捕定性为“恐怖分子”组织的抵抗组织，并在的前共产党大楼内设立了总部。路易大帝中学则被用作军营使用，并在欧特伊犹太教堂建立了一所军官候选人学校。

1943年4月11日，国民革命阵线在冬期竞轮场举行第一次大型集会。1944 年8月巴黎解放时，大部分成员选择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其中许多人在巴黎沦陷时前往德国的锡格马林根。没有离开的人则成为随后进行大清洗（épuration）的头号目标。

犯罪事件

占领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巴黎罪犯为马塞尔·珀蒂奥医生。珀蒂奥在第16区的勒苏尔街21号购买了一套房子，以化名尤金医生（Docteur Eugène），假装是协助犹太人从法国走私到阿根廷的抵抗团队负责人。先从客户那里收取一大笔预付款，然后让他们带着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到达住处。 当目标被带到他的“候诊室”时，珀蒂奥则说服他们必须接种疫苗才能进入阿根廷，给他们静脉注射致死剂，然后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在隔壁房间里看着他们死去。随后，他将他们的尸体切碎放入井中，并使用生石灰溶解。

珀蒂奥的活动很快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使得盖世太保于1943年逮捕了他，最终珀蒂奥的罪行在1944年巴黎解放后被发现，并被指控约谋杀27人，随后于珀蒂奥1946年受审后并被判处绞刑，并于1946年5月25日执行，珀蒂奥的住处最后在1966年被拆除。

抵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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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报纸《抵抗》创刊号 ，194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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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宣布德国人将劫持人质以报复袭击德国士兵，1941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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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抵抗军，1944年8月

自从德军在1940年6月占领法国之后，各种抵抗运动开始兴起反抗德国的统治，比如法兰西义勇游击队和其他效忠于法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些被称为马基斯的地下组织多半各自行事，导致反抗德国占领者的行动几乎是事倍功半、成效不彰。

1940年6月18日，部分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巴黎人听到的法国准将戴高乐在伦敦呼吁继续抵抗德国人的消息。由于当时较少人听到广播，该消息后来则已广泛印刷形式流传。6月23日，德国占领当局命令所有法国人交出他们拥有的任何武器和短波接收器，否则将面临严厉措施。因此巴黎内部，反对派基本是在孤立的状态下缓慢成立，8月2日，由贝当元帅带领的新政府以叛国罪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

巴黎第一次反对占领的非法示威发生在1940年11月1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国殇纪念日，这一天通常以爱国纪念仪式为特色。然而预料到会有麻烦，德国当局禁止在该天举办任何纪念活动，并将其定为正常的学校和工作日。尽管如此，巴黎中学（高中）的学生依然散发传单和传单，呼吁学生罢课并在凯旋门下举行无名烈士墓集会。英国广播公司也在10日广播此一事件。最终共有大约20,000名学生在乔治·克列孟梭的墓前和雕像前献上花圈和花束，中午，该场示威变得更加挑衅；一些学生举著具有自由法国象征的洛林十字抗议。随后则被警察赶走了。夜幕降临时，整题事件变得更具挑衅性。大约有3,000名学生聚集在一起，高呼“法兰西万岁！”、“安格莱特万岁！”，并闯入了受青年阵线欢迎的酒吧Le Tyrol，一个青年团体则在此时与警察发生扭打事件。下午6点，德国士兵抵达并包围了学生，并关闭了周围地铁站的入口。他们使用固定的刺刀向学生们冲锋，向空中开枪。最终维希政府宣布逮捕123人，共有一名学生在此冲突中受伤。被捕的学生随后被带到桑泰监狱、、米丁监狱和弗雷讷监狱，在那里他们遭到殴打、掌掴、剥光衣服，并被迫在倾盆大雨中整夜罚站。一些学生也受到伪装成行刑队士兵的威胁。由于示威的游戏，索邦大学被迫关闭，学生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到，拉丁区周围地区的治安则被密切关注。

另一起事件发生在11月10日；一位名叫雅克·邦塞尚（Jacques Bonsergent）的28岁法国工程师和他的朋友们参加完婚礼回家，在停电时遇到一群德国士兵并发生争吵。一名德国士兵在该事件中打了一拳。尽管邦塞尚的朋友逃脱了，然而邦塞尚本人却被逮捕，并拒绝将朋友的名字告诉警方，随后他被关进监狱19天，并在法庭被指控“对德国军队成员实施暴力行为”被判处死刑。最终邦塞尚在12月23日被行刑队处决，成为法国第一位因反抗占领而被处决的平民。1946年，地铁站雅克·邦塞尚站以他的名字命名。

1940年9月，一群位于特罗卡德罗夏乐宫的人类博物馆有关的学者组成了巴黎第一个重要的抵抗组织。12月15日，他们使用博物馆的油印机出版了一份四页的报纸《抵抗运动》，随后的运动以其名字命名。该小组是由出生于俄罗斯（归化为法国）的人类学家鲍里斯·维尔德领导，该报的第一期宣称：“我们是独立、纯粹的法国人，被选中来执行我们希望采取的行动。我们只有一个雄心、一种激情、一个愿望：重建纯粹和自由的法国。”他们收集大量资讯并建立网络，以帮助逃脱的法国战俘逃离该国。然而，他们于1941年1月被发现并被捕。2月22日，维尔德和其他六名领导人在该市西郊的瓦莱里安山堡垒被行刑队判处死刑并处决。

大多数普通巴黎人的抵抗都是象征性的：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鼓励下，巴黎学生们曾在墙壁、黑板、桌子和汽车侧面涂写了代表胜利的字母“V”。德国对此也试图加入“V”运动，并在爱菲尔铁塔和国民议会上放置巨大的“Vs”以象征着德国的胜利，但收效甚微。

法国共产党党员对占领政府及抵抗运动的态度较为复杂；由于该党长期以来一直谴责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在1939年8月23日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该党不得不改变基础方向。当共产党报纸《人道报》的编辑被法国政府关闭后，法国共产党曾向德国人请求恢复出版的许可并获得批准。尽管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允许他们出版报纸，但他们只字未提关于11月11日的爱国示威游行此事的报导。

但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之后，他们成为巴黎最为活跃、同时最有发声力量的组织，尽管他们仍然敌视戴高乐，并谴责戴高乐是英国的反动傀儡。1941年8月21日，一名化名为“法比恩”的的21岁共产主义者皮埃尔·乔治斯，在同伴吉尔伯特·布鲁斯莱因与其他参与抵抗运动的两名成员的帮助下，于巴尔贝斯-罗什舒阿尔站开枪射死了德国海军军官阿尔方斯·莫泽尔登。

在该事件后，德国人经常劫持法国平民作为人质。他们在巴黎处决了更多人质，希特勒得知此事后，对德国指挥官的手下留情大发雷霆，要求日后暗杀时每杀死一个德国人，必须处决一百名人质。在下一个德国人被杀害后，共有48名人质​​立即被行刑队射杀。戴高乐将军则在伦敦谴责共产党人士随意暗杀的政策，称无辜平民的生命代价太高，对战争没有影响，然而在暗杀事件仍在继续的情况下，作为报复，德国军方最后在瓦莱里安山堡劫持巴黎地区约1,400名人质，并处决了981人。1942年春天，巴黎的抵抗行动变得更加危险，布冯中学共有五名学生发动示威以抗议德国当局逮捕他们的一位老师。这场活动大约有一百名学生参加，高呼老师的名字并投掷传单。最后在警察的行动下，五名学生领袖被逮捕，并在1943年2月8日被审判和处决。

随着战争的继续，抵抗运动主要分为伦敦戴高乐将军的追随者和共产党团体。戴高乐将军开始寻求组成一个统一的抵抗运动委员会。1942年1月1日，他将此任务托付给让·穆兰。穆兰在1943年5月27日于巴黎创建第一次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会议，确立了各个游击队组织的初步合作。然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刚成立不久， 让·穆兰即遭到亲卫队逮捕。接下来三天穆兰遭到盖世太保克劳斯·巴比亲自折磨，在押往德国途中死亡。他的牺牲使委员会得以展开抵抗的工作。

1944年初，随着诺曼底入侵的临近，共产党人及其盟友控制了巴黎最大、装备最精良的抵抗组织自由射手和法国游击队 ，并在同年2月成为更大的伞式组织，即法国内务部队的一部分。在6月6日诺曼底入侵之后，自由射手和法国游击队准备在盟军和戴高乐将军抵达之前发动起义解放巴黎。

解放

主条目：解放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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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8月19日，巴黎开始了反对德国人的起义，警察总部和其他政府大楼被巴黎市民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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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法国民众于1944年8月25日观看法国第2装甲师的坦克及半履带车通过在巴黎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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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8月26日，夏尔·戴高乐将军率领庆祝巴黎解放的阅兵式。马塞尔·弗卢雷是右数第二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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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4步兵师的士兵看着埃菲尔铁塔

1944年，盟军发动反攻西欧，并在同年盟军在诺曼底进行登陆成功。此后盟军在诺曼底地区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到8月初提前达到了大君主作战的目标，控制了诺曼底地区的大部分。诺曼底地区落入盟军控制后，盟军部队已接近原来的法国首都巴黎，开始向巴黎及其周边地区推进。此时德国对巴黎的控制已经接近崩溃。7月14日，十万名巴黎人参加了被禁止的巴士底日庆祝活动。德国士兵向空中开枪，但法国警察无动于衷。8月10日，巴黎地区共有四万名铁路工人罢工，导致所有铁路交通中断。8月15日，德军新任巴黎指挥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军下令将关押在监狱中的三千名抵抗运动成员转移出城，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同一天，巴黎警方获悉郊区的警察正在被德国人缴械；他们立即罢工。在巴黎，大部分电力和煤气都被切断，几乎没有食物可用，地铁也停止运行。

8月19日，在戴高乐派驻巴黎代表雅克·沙邦-戴尔马的反对下，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联合呼吁立即起义。响应盟军，发动起义驱逐驻守巴黎的德军。并由共产党领导的地区领导人亨利·罗尔-唐吉上校指挥。当中原属维希法国，指挥过万警力的巴黎警察局亦转投起义军旗下加入起义，共有一千名警察占领了西岱岛上的警察总部。

德国方面，起义时大部分德军精锐部队已离开这座城市，但仍有2万名德军士兵驻守巴黎，其中5千是驻守城中。他们配备了大约80辆坦克和60门大炮。8月20日上午，由马塞尔·弗洛雷(Marcel Flouret) 率领的一小群抵抗运动战士走进巴黎市政厅要求转移行动。该建筑物随后被抵抗运动占领。并在丹费尔-罗什洛广场贝尔福雕像下方26米处的地堡指挥起义，巴黎人砍伐树木并撕毁铺路石来建造路障。德军、民兵和抵抗军之间爆发零星的狙击和巷战；双方都处决了各自的囚犯。抵抗军从阵亡的德国人手中夺取了武器，甚至缴获了卡车、坦克。

虽然抵抗军有大约两万名战士，但他们只有六十支手枪和几挺机关枪，而且没有重型武器加上物资弹药不足，因此起义军派出特使向盟军正规军求援。但按照当时计划，盟军打算于诺曼底登陆后绕过巴黎直接进攻德国境内，避免进入城市进行巷战，因此当时前线指挥的盟军将领曾拒绝法国游击队的求助。但在自由法国领䄂夏尔·戴高乐的游说下，盟军最高决策层决定改变计划，派出法国第2装甲师向巴黎进攻。

解放期间阵亡将士纪念碑

美国军队在香榭丽舍大街行军

盟军最初计划绕过巴黎，以避免巷战和避免伤害大量平民的必要性。然而，当巴黎起义的消息传到此处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同意派遣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的法国第2装甲师前往巴黎，并派遣美国第4装甲师支援。第2装甲师于8月23日清晨出发，共有16,000人、4,200辆汽车和200辆坦克。到24日下午，他们已抵达巴黎西郊和南郊。8月23日，勒克莱尔派出了一支由三辆坦克和十一辆半履带车组成的小纵队，由雷蒙·德龙内上尉指挥进入城市。晚上9点之前。德龙内抵达市政厅，在那里迎接他的是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乔治·皮杜尔和巴黎解放委员会指挥官安德烈·托莱。随后，他前往警察局会见了戴高乐的代表戴尔马。

勒克莱尔的第2装甲师主力和美军第4步兵师于25日上午进城。在荣军院和军事学院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抵抗，其中一些法国士兵被杀，坦克被摧毁。到上午结束时，德国人已经被击败，埃菲尔铁塔上悬挂着一面巨大的法国三色旗。

25日，法军对守城德军指挥官迪特里希·冯·寇尔蒂茨中将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在先前处决企图暗杀他的管理巴黎高阶将领们后，也许是出于对法国的报复，便计划进行有一天必须毁灭巴黎的事前准备，因此指派有着城市破坏者别名的寇尔蒂茨来到巴黎，他也依照指示将大量的炸药运往巴黎的某处，准备随时让巴黎成为焦土，然而冯·寇尔蒂茨在和瑞典总领事拉乌尔诺德林进行了谈判后，最终决定向盟军投降，没有执行希特勒发出的死守或与摧毁巴黎的命令。后来他本人于1964年在巴登-巴登家中受访时解释了他抗命的原因：“如果这是我首次抗命的话，是因为我知道希特勒是个疯子。”

25日下午，寇尔蒂茨从位于莫里斯酒店的总部前往巴黎蒙帕纳斯站，大约下午3时与勒克莱尔签署投降书。雅克·沙邦-戴尔马和罗尔上校也在现场，并建议罗尔上校也一同签署投降书。勒克莱尔则口述了一个新版本，并将FFI领导人的名字放在他自己的名字之前。自此，巴黎占领正式结束。

两个小时后，戴高乐抵达巴黎。他首先会见了勒克莱尔，然后前往陆军部，最后他则前往市政厅他对一大群巴黎市民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演讲，总结道：

巴黎！巴黎受辱！巴黎破碎！巴黎殉难！但现在巴黎解放了！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在法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支持和援助下，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由她自己，由她自己的人民解放，与法国作战，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

第二天，戴高乐步行在阅兵式中，率领凯旋门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到达协和广场，然后到达巴黎圣母院以庆祝巴黎的解放。29日，第2装甲师和随后到达的美军陆军第28步兵师也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了阅兵式。

此次战斗中法国抵抗力量和市民约有2,000人死亡，法军伤亡约300人；德军约3,200人死亡，5,000人受伤，12,800人被俘。还有大约 800名来自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和警察，以及来自自由法国和美国军队的100多名士兵死亡。

粮食危机

解放期间，巴黎的食物一天比一天还要稀少。由于法国铁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被盟军轰炸摧毁，因此将食物运到巴黎已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因为德国人已经剥夺了首都的资源。许多巴黎人走投无路，盟军士兵甚至仅拿出自己微薄的口粮相助。盟军意识到有必要让巴黎重新站起来，因而推动了一项计划让食品车队尽快到达首都。此外，还要求周围的城镇和村庄尽可能多地供应巴黎资源。

民政部授权每天以军事努力为代价进口多达2,400吨食品。一支标有巴黎生活（Vivres Pour Paris）的英国食品车队于8月29日进入巴黎，来自美国的供应品在被护送之前则通过奥尔良机场进行空运。英国每天则至少运送500吨，美国人则运送另外500吨物质。随着巴黎以外的法国平民也为首都带来本土资源，巴黎最终在十天之内克服了粮食危机。

后续及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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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人在协和广场庆祝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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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不久，被扣押的德国军官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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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被指控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的妇女被剃光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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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春天，音乐家在巴黎街头表演。人群中包括几名盟军士兵。

城市解放后，过去与德国人勾结的巴黎人立即受到惩罚。被指控与德国士兵进行性关系的妇女被剃光头并受到羞辱。尽管大多数控告者为男性，但也有许多女性被视为被报复的目标，一些巴黎人，包括与一名德国军官同居的可可·香奈尔在舆论下则悄悄离开了法国，直到1954年才回归。

在逮捕事件中，共有约9,969人被捕。并特地为与德国军队和警察合作的人设立一个军事法庭，经济和政治合作者则设立单独的司法法庭。在所有的被捕者，有1,616人被宣告无罪，8,335人被判有罪。在塞纳省，两个法庭判处了598名通敌者死刑，其中116人被处决；其他逃出法国的人则缺席审判。

解放并没有立即给巴黎带来和平。8月26日，德国的空袭造成1000人死亡和受伤，该城市和地区从9月3日开始遭受德国V-1飞弹的袭击；城市的食物配给和其他限制在战争结束时仍然持续，但恐惧的气氛已经消失。

在戴高乐将军的密切关注下，巴黎的政治生活逐渐恢复。8月27日，部长会议在马提尼翁府举行了自1940年以来的第一次会议。10月，临时市议会成立，但直到1945年3月和4月才正式召开会议。

《世界报》于1944年12月18日出版。1945年4月13日，就在战争结束前，一项新法令确定了自战争后首次市政选举的日期。最后选举于4月29日举行，法国妇女首次获得投票权。

另见

• 法国沦陷
•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占法国军事管辖区
• 解放巴黎

参考资料

参考书目

英文

• Cobb, Matthew. The Resistance - the French fight against the Nazis. Pocket Books. 2009. ISBN 978-1-84739-156-8. 
• Drake, David. Paris at War: 1939–1944 (2015), examines lives of ordinary Parisians as well as collaborationists and the Resistance.
• Portuges, Catherine; Jouve, Nicole Ward. Colette. Sartori, Eva Martin; Zimmerman, Dorothy Wynne (编). French Women Writer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ISBN 0803292244. 
• Rosbottom, Ronald. When Paris Went Dark. Hachette. 2014. ISBN 9781848547384. 
• Nicholas, Lynn. The Rape of Europa -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Paperpac. 1994. ISBN 0-333-63951-0. 

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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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beau, Yvan. Histoire d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3. ISBN 978-2-13-060852-3.  含有内容需登入查看的页面 (link)
• Fierro, Alfred.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d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6. ISBN 2-221--07862-4. 
• Héron de Villefosse, René. HIstoire de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59. 
• Sarmant, Thierry. Histoire de Paris: Politique, urbanisme, civilisation. Editions Jean-Paul Gisserot. 2012. ISBN 978-2-755-803303. 
•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2013. ISBN 978-2-253-13140-3. 

外部链接

• Documentary footage of liberation of Paris in 194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Paris Underground: Subterranean Resistance and the Nazi Occupa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