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理蕃计划
五年理蕃计划,或简称理蕃计划[1]:45,是1910至1915年间,台湾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在《马关条约》下取得福建台湾省后,为了向原住民领域扩张所采取的武力征讨策略,旨在迫使原住民归顺臣服,也是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重要的关键。[2]同时,也是现代国家权力正式进入原住民政权地区的重要时期,整个台湾岛自此真正由单一国家政府统治。
五年理蕃计划 | |||||||
日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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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 五箇年理蕃計画/五ヶ年理蕃計画 | ||||||
旧字体 | 五箇年理蕃計畫/五ヶ年理蕃計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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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编辑自明郑以来,大量中国移民到台湾,就因为拓殖垦地与原住民接触或冲突,甚至武装殖民,逐步占领原住民土地。清代虽然限制移民,确立国界,划界立碑,阻止与原住民政权间的冲突,但是源源不绝的汉人移民,仍不时越界进入山区,铤而走险,随着汉人增多与原住民政权的陆续瓦解,清朝在台领土范围也日渐增大。[3]
直到清末,列强觊觎台湾,罗妹号事件、牡丹社事件,让大清帝国察觉台湾的战略地位以及资本主义资源开发的重要,开始有系统性的计划并吞全台,将全岛纳入领土范围,并实施“开山抚番”,先透过外交手段在原住民政权境内设官制服,若不从,则以军事力量全面进攻,如大港口事件、加礼宛事件等事件,但最终并未完成。甲午战争后,福建台湾省等其他地区割让日本,日本则承袭此构想,逐步扩张领土范围。
从日治初期,日本对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的“台湾蕃族分布图”,所谓的“生蕃”地区几乎涵盖台湾岛一半以上的面积,可见其政治及经济资源的重要。
理蕃一词,于1904年伊能嘉矩主编之《台湾蕃政志》便已出现,1908年总督府出版之《理蕃概要》也有此词,1910年总督佐久间左马太计划用武力征伐原住民部落时,更命名为五年理蕃计划。
1902年(明治35年)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提出《关于蕃政问题之意见》,以马关条约与台湾住民国籍选择权的规定,认为台湾的原住民居住在日本帝国取得的割让土地上,有受日本政府承认成为日本帝国臣民的权利。此时台湾总督府认为汉人的武装反抗已经受到压制,而大致平定,此年爆发新竹赛夏族的南庄事件, 便吸引总督府的目光。 因此1903年成了理蕃政策大转变的一年,总督府认为以往的绥抚政策行不通, 必须改采武力征伐,故将理蕃事务移转到警察机关,所有蕃人蕃地相关事务,皆由警察本署管辖,蕃政与警政合一。
1906年佐久间左马太就任第五任台湾总督,由过去封锁围堵政策改为高压手段实施原住民政策,软硬兼施的手段没有顺利获得目的,遭到原住民的反抗而失败[4]。佐久间左马太要求台湾总督府警视总长大津麟平拟订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平定凶蕃”,“将蕃人所有的枪械及弹药全部没收,于蕃地设置永久性的驻在所以统御蕃人,拥护开发利源之企划”。[5]为了配合佐久间左马太的五年理蕃计划, 1909年10月废除警察本署,改设蕃务本署。
行动经过
编辑1910年(明治43年),订定“五年理蕃计划”,编列1630万日圆经费,企以军警联合以武力彻底讨伐原住民,迫使全台湾的原住民归顺。[6]
五年理蕃计划筹划于前两年达成“北蕃”讨伐,并全面推进隘勇线,于台湾南部则以安抚及调查为先,开辟道路以供未来镇压。 第三年则全力讨伐“太鲁阁蕃”。第四年则针对台湾南部、东部不肯归顺的原住民部落, 铺设东西向横贯道路。第五年将隘勇线全面改建成永久性道路。[7]
总督府讨伐的目的之一,根除原住民出草的行动,首先必须要求原住民交出武器。因此,以武力为后盾,先攻占重要据点,然后对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提出缴交武器和归顺的要求,若愿意“归顺”,交出枪支武器者,则发给补偿金。不从者,则武力攻击,炮轰反抗部落,震摄原住民,或派兵攻占,逼迫投降归顺。若原住民逃走遗留村落,则烧毁房舍,让原住民被迫投降。
五年计划理蕃事业期间,共出动军队三次:[8]
- 1910年5月的合欢(ガオガン,Gawgan,今三光),隘勇线推进。
- 1913年6月的奇拿饵蕃(キナジー,Qnazi)。
- 1914年5月起的太鲁阁战争。
军事行动都选定在5、6月发动,乃因雨量较少之故。
1914年(大正3年) 6月26日,佐久间左马太于战线视察中, 自断崖坠落而负伤,但6月29日后仍指挥军队持续对原住民发动攻击,直到8月10日トボコ等9个社原住民部落归顺,才结束。隔年1915年(大正4年)5月1日辞职,8月5日过世。 [9]
1915年(大正4年),所有部落几乎归顺,总督府并解除原住民武装、没收枪械,完成武力理蕃阶段,原住民部落政情稳定。同年7月,台湾总督由安东贞美继任,掌管原住民事务、具有军事性质的蕃务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单位管理, 结束了以武力讨伐原住民的政策, 转到偏向同化治理的政策面。[6]
结果与影响
编辑原住民方面
编辑原住民部落遭军队与警察的包围下,受到饥饿压迫与强大武力攻击,不得已归顺交出枪械。台南新报社随军记者楢崎冬花曾纪载,“一家离散,单只一人归顺的弯腰老蕃妇如疯狂似的,每日至附近的山中寻找至亲,……因饥饿而瘦削的蕃妇,宛然此世的饿鬼,那如丝线般的细手伸着手指……”。[10]
原住民方面的死伤人数,总督府的报告中并无留下任何记录,但是依据当时参加战争,步兵第一连队的下级兵士之的加藤洞源自传中记载:[a]
在卡秋固(カヨウ,Qacuq)社,原住民虽已投降,但依照讨伐本部的命令,于归顺日“点火烧蕃社”,不但逮捕住民,还以所提出的枪械不足为理由,以军刀“斩了一百二、三十人”。此外,在马赫坡(マエヘン,Mehebu)社“将七十五名生蕃推入穴中,士兵令其层层排列有如拍照般,然后在一声射击(号令)下枪杀之”。[11]
在对原住民的战事中,即便原住民已表明归顺而成俘虏者,也会依情况,毫无顾忌未经裁判而予以屠杀。[8]
总督府方面
编辑据《陆军省统计年报》统计,佐久间总督下之原住民战事,阵亡官兵(不包含警察官等)人数:[8]
- 1907年: 无
- 1908年: 5人
- 1909年: 2人
- 1910年: 86人
- 1911年: 无
- 1912年: 1人
- 1913年: 12人
- 1914年: 57人
现代国家权力正式进入原住民地区
编辑佐久间左马太完成大清帝国“开山抚番”未竟的事业,将现代化国家的权力,推展到台湾山地。在这之前,不论是大清帝国或是汉人殖民的势力,仅止于“番界”之外,未能完全有效进入或掌控原住民地区。但是,台湾总督府此时打破“民番”分界,将所有台湾原住民纳入国家体制管理,将法律、行政、警察、教育、卫生、医疗、农业经济等引入原住民部落,包含土地资源的运用,统归由国家管理。许多山地原住民部落被迁居平地,原传统领域收归国有。
参考文献
编辑- 书目
- 黄唯玲《日治时期“平地蕃人”的出现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 第19卷第2期, 2012年6月
- 台湾经世新报社《台湾大年表》南天书局(昭和13年四版)
- 陈永龙、郑安睎《卑亚南古道与聚落研究报告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文化园区管理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后藤干一《下级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审讨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讨究’ No. 9 (March 2007)
- 杉山靖宪,《台湾历代总督之治绩》,东京:帝国行政学会,1922。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31064(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1937。
- 引用
-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编). 遞信志 通信編. 臺北: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1928 (日语).
- ^ 吳密察 :《五年理蕃計畫》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永久失效链接]
- ^ 曾严奭,《清代台湾“民番界址红蓝线”田野现况调查与研究----以“南投市”及“名间乡”为范围》,修平学报第三十五期,民国一○六年九月
- ^ 黄铃华. 五年理蕃計畫. 《台湾历史辞典》.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文化数据库、远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中文(台湾)).[永久失效链接]
- ^ 台湾总督府警察本署,《理蕃志稿》第1卷(东京:青史社,1989复刻版),页694。
- ^ 6.0 6.1 黄铃华. 五年理蕃计划. 《台湾历史辞典》.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文化数据库、远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 ^ 而当时最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太鲁阁讨伐战,由佐久间总督本人亲自督阵。
- ^ 8.0 8.1 8.2 近藤正己,〈“殖民地战争”与在台日本军队〉,《历史台湾》第11期,2016,页5-33。http://mocfile.moc.gov.tw/files/201608/c71f64a4-c88f-4c79-b2a8-869d1af54057.pd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官报》第907号,大正4(1915)年8月10日,页174,“汇报-官厅事项-官吏薨去”刊载:退役陆军大将正二位勋一等伯爵佐久间佐马太于本月5日过世。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53015/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楢崎冬花,《太鲁阁蕃讨伐志》台北 : 台南新报社台北支局,1914年,页260。
- ^ 后藤干一《下级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蕃讨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讨究 9号,2007年3月,东京,页131-148。
注释
编辑- ^ 加藤洞源(1891-1952年)本名加藤新一,洞源为其法名,出生于爱知县丹羽郡岩仓町(现岩仓市)曾野。大正元年(1912年)因征兵进入台湾步兵第一连队,在理番事业之名的讨伐作战中,有两年的战斗经验。大正9年(1920年)成为神奈川县高座郡报恩寺住持,过世前一年完成回忆录,记载生蕃讨伐中悲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