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

(重定向自元祐黨爭

元祐更化,发生于王安石变法实行18年后,即在元祐年间(1086~1093),司马光一派掌权主政废尽新法的事件,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捩点

元祐更化时的主政者宣仁皇后及保守派领袖司马光

神宗病逝 编辑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病逝,变法派失去后台,由子赵煦年幼即位,是为宋哲宗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执政,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几尽罢新法,“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1],所谓“元祐更化”,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如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迫害贬黜。其中蔡确被贬至岭南(今广东),最后死于新州,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新法废除 编辑

在“元祐更化”之前,变法已进行十余年,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新法有利有弊,如将新推的免役法与原本的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处。由此苏轼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然而司马光自始至终都偏执反对王安石变法,废除新法之彻底带有十余年来政治上的个人仇恨情绪。苏轼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2],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诉司马光,但司马光执意如此,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回家后,怒呼:“司马牛,司马牛!”[3]而苏轼在给杨元素信中亦提到:“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4]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元祐诸公“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

哲宗恢复新法 编辑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权,改元“绍圣”,意为承绍圣人(其父神宗),哲宗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击元祐大臣[5]王夫之称哲宗亲政后,“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为然矣。”[6]

后果 编辑

 
记载元祐党人名字的石碑

哲宗继承神宗政策恢复新法,但因人易政的反复变换导致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不论好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使北宋末年的党争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直至北宋灭亡。[来源请求]

注释 编辑

  1. ^ 《宋史·后妃传》
  2. ^ 《东坡奏议集》卷三《辩 试馆职策问答子》
  3. ^ 苏辙《龙川别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4. ^ 《与杨元素书》
  5. ^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所云:“上(哲宗)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
  6. ^ 《宋论》卷七《哲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