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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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法语：Gironde）或吉伦特党人（法语：girondins），是指在法国大革命从1791年到1795年期间，源自于吉伦特省的一个政治派别。有时也称“布里索派”（Brissotins）或“长棍面包派”（Baguettes）。吉伦特派由国民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议员组成，代表为当时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它由一群有着私人友谊的人们组成的沙龙一般的松散团体，而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吉伦特派”在国民立法议会中第一次非正式的出现，用于描述来自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代表们提出的独树一帜的观点得支持者们。在1847年阿尔方斯·德·拉马丁的《吉伦特派的历史》出版之后就成为广为接受的名称。[2][3]。
吉伦特派 La Gironde | |
|---|---|
| 领导人 |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 |
| 成立 | 1792年9月6日 |
| 解散 | 1793年10月24日 |
| 总部 | 法国巴黎杜伊勒里宫 |
| 党报 | 《法兰西爱国者报》 《普罗旺斯信使》 《巴黎纪事报》 |
| 政治团体 | 雅各宾俱乐部 |
| 意识形态 | 自由保守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共和主义 内部派别: · 自由放任 · 废奴主义 · 联邦主义 |
| 政治立场 | 中间偏右[1]（国民公会时期） 历史上： 中间（立法议会时期） |
| 法国政治 政党 · 选举 | |
吉伦特派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同时也是雅各宾社会运动支持者。但随后和雅各宾俱乐部抱持激进主张的山岳派发生冲突，从而最终导致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暴动。吉伦特派的成员们被集体处决从而导致其覆灭，同时也象征着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开始。
吉伦特领导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曾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通过征服德国西部莱茵河两岸的土地，和支持波兰和荷兰的独立来控制西欧，并建立支持共和主义的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并将其纳入共和国势力范围。由此看出，在1792年至1793年期间吉伦特派是积极的主战派。吉伦特派其他著名的人物包括让-马里·罗兰和他的妻子罗兰夫人。他们的盟友是英裔美国激进民主主义派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布里索和罗兰夫人被处决，然后逃亡的让罗兰，也因得知自己行踪被泄漏而自杀。之后潘恩被捕，并险遭处决。名作马拉之死中的让-保尔·马拉，也正是被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黛刺杀的，但随后夏洛特·科黛也被处决。
历史
编辑兴起
编辑
十二个代表就组成了吉伦特派。在国民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两个组织内有六个人代表吉伦特派。这些人五个是律师：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马格里特-埃利·加代、阿尔芒·让索内、让-安托万·拉法格·德·格朗热纳夫和一个新教牧师约翰·杰伊，以及一个商人让·弗朗索瓦·迪科。在国民立法议会，他们代表的意见比起大多数稳健保皇主义的巴黎代表，虽然小巧精简也尚未明确表达共和主张(反对君主制)，却是相当“先进”的。
其他地方的一群代表加盟成为这些观点的支持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尼古拉·德·孔多塞、克洛德·福谢、马克·大卫·阿尔巴·拉苏尔斯、马克西曼·伊斯纳尔、阿尔芒·德·凯尔桑、皮埃尔-亨利·拉里维埃，然而，最重要的是，雅克·皮埃尔·布里索、让-马里·罗兰和在1791年11月16日当选巴黎市长的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接替因受左派攻击而辞职的市长让·西尔万·巴伊。
罗兰夫人的沙龙成了他们聚会地点，对吉伦特派的理念和政策形成有个强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所拥有党组织的凝聚力是由于布里索能量，后来被视为在雅各宾俱乐部大会的喉舌。因此也被称之为“布里索派”（Brissotins）。“布里索派”和“吉伦特派”成为雅各宾俱乐部其他不同派别随意谩骂斥责为民主敌人的名词。
1792年8月10，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和其他地区的国民军共同攻入杜乐丽宫，路易十六签署投降书后皇室受到国民立法议会的庇护，国王的权力被暂停。1792年9月20日，召集的国民公会第一个决议就正式的中止了君主制。 此后，“布里索派”和“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也成为敌人攻击的标靶。
外交政策
编辑在国民立法议会，吉伦特派代表在的基于爱国热忱反抗欧洲列强的民主革命原则下，他们支持一个对外积极扩张的外交政策。其领导人布里索就在国民议会中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以传播革命理念，之后被拿破仑实现。[4]他呼吁国民公会在1795年达成的目标——通过对德国西部莱茵河两岸的土地征服，建立独立的波兰和荷兰来控制西欧，并将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纳入共和国势力范围建立支持革命的政府。吉伦特派要求议会对奥地利宣战，认为这会激起爱国志士的革命意识，并从君主专制政府解放被压迫人民，同时也通过对外宣战测试国王路易十六对的忠诚度。因此在1792年至1793年，吉伦特派在国民立法议会是积极的主战派。[5]
山岳派对抗吉伦特派
编辑布里索的影响力还没有被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推翻时，吉伦特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导力量。在国民立法议会主战派取得优势，毫不犹豫的挑起民粹的激情并胁迫俱乐部的成员配合他们革命的步伐。1792年，他们迫使国王于选择他们的支持者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组阁[5]，其中还有让马里·罗兰、艾蒂安·克拉维埃和约瑟夫·马里·塞尔旺·德·热尔贝。1792年2月，他们被迫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宣战。 所发生这一切，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基本都是反对君主制。两者也都是主张民主和共和，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裂痕，都在扩大各自的影响力吸引支持，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尽管吉伦特派被指责为联邦主义者试图削弱中央政府，但确实是和山岳派一样没有分裂法兰西的意图。[6]但，两党领导人在雅各宾俱乐部以及国民立法议会，从来都是明确的对立。
阶级出身的气质是两党最主要的区分界线。吉伦特派是激进的，教条主义者和理论家，而不是有实践力的群体。他们从一开始主张开战，1792年 4月20日，因军队的不足及领导的失误造成严重的挫败，他们最初鼓励武装请愿，导致6月20日没有具体结果的示威，但随后惊惶，而一筹莫展。让-马里·罗兰是他们精神的典型，将外交事务转变为宣传鼓动公民道德的小册，各省放荡的暴民放火焚烧城堡时也无力制止。随着革命的发展，吉伦特派发现经常站在自己所导致结果的对立面。1792年8月10日废弃君主制的军变，和1792年发生的九月屠杀，名义上政府是他们控制着，但吉伦特派试图撇清九月大屠杀的责任。
随着1792年9月22日，国民公会的召开，吉伦特派志同道合的核心代表扩大了，如：布瓦耶-丰弗雷德，拉卡兹和弗朗索瓦·贝尔古安等五、六个中坚份子加入了的国民立法议会。新教牧师约翰·杰伊则加入了山岳派。再加上先前国民制宪议会代表重返国民公会加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如拉博·圣艾蒂安、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和奥古斯丁·贝尔纳·弗朗索瓦·勒戈阿兹尔·德凯韦莱冈，以及一些新人如：作家托马斯·潘恩，和受欢迎的政论家让-路易·卡拉。
衰亡
编辑吉伦特派提出召开国民公会暂停国王的职权。当路易十六不接受他们的劝告撤回他的否决，他们撤回不推翻帝制的承诺。当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焦急的掣肘他们曾经推动的革命运动。吉伦特派和历史学家皮埃尔·克洛德·弗朗索瓦·多努在他回忆录的观点，被认为的太过于梳理和太过于美化处理吉伦特派，以至于不能及时长期的保持他们受到干扰的名气，实际上他们更倾向致力于秩序的建立，这将意味着他们的权力保证。吉伦特派，在国民立法议会期间（1791年至1792年）曾经是激进的，在国民公会期间（1792年至1795年）成为保守派。[7]
革命未能带来所承诺的直接利益，这对吉伦特派造成困难，大众会很容易经由感觉推断革命已终结。更何况，他们意识到，不仅是他们的影响力，而且他们的安全性依赖于革命能够继续。
| “ | 让叛徒流血。这是拯救这个国家的唯一的途径。 | ” |
| ——让-保尔·马拉 | ||
在九月屠杀发生前如: 乔治·雅克·丹敦、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让-保尔·马拉以及他们的次级盟友都喊出血腥的口号。罗伯斯庇尔，痛恨吉伦特派，1792年9月就曾建议将他们列入取缔的清单，山岳派的人都渴望他们的垮台。
一群包括一些吉伦特派准备了宪法草案，被称为吉伦特宪法，这是在1793年年初提交给国民公会潘恩是其中之一的签名者。
1793年3月份，前线战争失利，引爆内政危机。当时在国民公会中没有明确派别的与会代表几乎占总数的一半，其余的群体是布里索派和雅各宾派。吉伦特派，拥有国民公会多数席位，控制执行理事会和并有多位是内阁部长，布里索在那里已经取代了罗伯斯庇尔，接管了各部门工作的控制权，他们相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政策辩护人在敌对阵营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的系统是建立在最纯净健全的判断。但山岳派他们的人缺乏论述或数字，却因狂热，或绝望，能量和勇气而成就了他们。这会是特别有实效的资产。更激进的雅各宾派有其背后的巴黎公社，属于各巴黎革命区的群众和国民自卫军，雅各宾俱乐部已经掌握了他们。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多数吉伦特派都赞成了“诉诸于人民”，这安排使攻击他们为保皇派的说词没有依据。他们谴责巴黎的把持并号召各省征集他们的需求，因此被质疑主张“联邦制”。他们强化了革命公社第一个公告是废除死刑，但在民众显露初步反对迹象时，就撤销了该法令。
在凡事可疑的时代氛围下，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是双重致命的。让-保尔·马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派系警告谴责：“法兰西会被出卖成为废墟”，他哭喊：“我们被出卖了！”（Nous sommes trahis!），在巴黎街头的各个宗派间回荡。[8]
巴黎对吉伦特派日益增强的敌视，在大选时显示这灾难性的结果。前吉伦特派曾两次当任战争部长的让-尼古拉·帕什，因无能遭到责难，1793年2月4日被国民公会罢黜，但获得让-保尔·马拉支持参选市长的职位，在1793年2月15日选举中胜出。山岳派实力因得到这个盟友的加入而显著增强，而他想以获得的新权力，报复罢黜他的前同事。市长帕什，与公社的检察官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和代理检察官雅克·勒内·埃贝尔，掌握了48个巴黎革命区的武装民兵，并准备以这武装力量对付国民公会。[9]
3月10日流产的骚乱吉伦特派感受到危机;1793年4月13日，吉伦特派以诽谤的罪名发出逮捕让-保尔·马拉的法令。他们无意中激起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讽刺批评，马拉被公诉反而提高了声望，4月24日革命法庭如预期宣判马拉无罪。
5月18日，他们任命十二人委员会以调查巴黎公社和确保国民公会的安全。 5月24日，逮捕巴黎公社代理检察官埃贝尔。[10] 国民公会主席马克西曼·伊斯纳尔强硬的发言谕示了不祥的凶兆。第二天，雅各宾俱乐部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号召人民起来反抗。雅各宾派宣告自己的革命暴动立场。在1793年5月27日和5月31日的暴乱，吉伦特派的政府中的功能已经被削弱了，在1793年6月2日，最终导致弗朗索瓦·昂里奥，巴黎国民卫队负责人，逮捕清除了国民公会吉伦特派的代表。
恐怖统治
编辑巴黎国民自卫队指挥官，弗朗索瓦·昂里奥在让-保尔·马拉的协助下，拟定名单，并胁迫国民公会发出命令，包括22吉伦特派代表和十二人委员会中的10名成员，在“人身安全保障制度之下”留置在自己的住所。
有人服从，其中包括阿尔芒·让索内、马格里特-埃利·加代、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让·比罗托和布瓦耶-丰弗雷德。其他的人，包括雅克·皮埃尔·布里索、让-巴蒂斯特·卢韦·德·库夫赖、弗朗索瓦·比佐、马克·大卫·阿尔巴·拉苏尔斯、让-安托万·拉法格·德·格朗热纳夫，等从巴黎逃脱，后续马格里特-埃利·加代、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及和让·比罗托加入，组织推动各省对抗首都的运动。这种挑起内战企图改变了国民公会先前的犹豫和害怕。国民公会在1793年6月13日，投票确认巴黎市曾当之无愧的有功于国家，并下令留置监禁叛变各省的代表，他们在大会的位置由”递补者”接替，开启了强而有力的措施对抗在各省的反抗运动。1793年7月13日，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黛刺杀了让-保尔·马拉，吉伦特派更增加的不受欢迎，并封死了自己的命运。[11]
法国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在东部有第一次反法同盟（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军队的前进，在西部有保皇党及教会结合旺代省反征兵叛乱的威胁，以及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内战的爆发，是促成了随之而来恐怖统治的因素。
1793年7月28日，国民公会发布法令，宣布21名代表为国家的敌人和叛徒。他们是夏尔-路易·安蒂布尔、小布瓦约、布瓦耶-丰弗雷德、雅克·皮埃尔·布里索、让-路易·卡拉、加斯帕尔-塞弗兰·迪沙泰尔、让-弗朗索瓦·迪科、夏尔·埃莱奥诺·迪弗里什·德·瓦拉泽、让·迪普拉、克洛德·福谢、让-弗朗索瓦·马丁·加尔迪安、阿尔芒·让索内、雅克·拉卡兹、马克·大卫·阿尔巴·拉苏尔斯、克洛德·罗曼·洛兹·德·佩雷、皮埃尔·勒阿尔迪、伯努瓦·莱斯泰尔-博韦、阿格里科尔·曼维埃尔、夏尔·亚历克西·布吕拉尔、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和路易-弗朗索瓦·塞巴斯蒂安·维热，其中五人来自吉伦特省的代表。
1793年10月24日，国民公会接受了在最后“起诉书”中的另外39人，指控他们背信弃义的野心，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他们是“联邦主义者”，最重的指控是——他们该为背叛同僚企图引发内战负责。[12][13]
吉伦特派的审判（17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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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10月24日，革命法庭开始对起诉的21人进行审判，裁决是已经决定的结果。10月31日，他们走上断头台，36分钟砍下22个头颅。[14]
那些单独或群体已经出逃到外省者，大多数不是被抓获处死，就是自杀了。这些人包括夏尔·让·马里·巴尔巴鲁、弗朗索瓦·比佐、尼古拉·德·孔多塞、让-安托万·拉法格·德·格朗热纳夫、马格里特-埃利·加代、阿尔芒·德·凯尔桑、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让-保罗·拉博·圣艾蒂安和弗朗索瓦·特罗菲姆·勒贝基。1793年11月15日，让-马里·罗兰他妻子被处决后一个星期，在卢昂自杀了。极少数逃脱者，其中包括让-巴蒂斯特·卢韦·德·库夫赖，他的回忆录描绘出逃亡的苦难细节。[15]
吉伦特派作为烈士
编辑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吉伦特派幸存者努力重新进入国民公会，但直到1795年3月5日，他们才正式复职。同年10月3日，国民公会在严肃的亚西西圣方济各瞻礼日举行仪式推崇吉伦特派为“自由的烈士”。[16]
在罗兰夫人的自传中，她强调女性美德和牺牲之间的连系被大众所认知而重塑她的历史形象。1975年出版的德罗兰夫人回忆录，是她在1793年以吉伦特派同情者身份被关押在监狱时写的。此书涵括了她为吉伦特派所做的工作，当时她的丈夫让-马里·罗兰是内政部长。该书引起的回响如同让-雅克·卢梭的《朱莉，还是新爱洛伊斯》通俗畅销小说，将她的美德和母亲在受苦和抚恤期间对她的牺牲连结在一起。罗兰说，她母亲的去世是她“从贤惠的女儿到革命女英雄的漫长历程（odyssey）”的动能，引导她为她的自己的生活和政治信仰了最大的牺牲——她的死亡和牺牲。她帮助她的丈夫逃跑，1793年11月8日她被处决后一个星期，他丈夫也自杀了。[17]
理念
编辑吉伦特派是小贵族、佃农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其成员主要来自法国南部吉伦特省的波尔多，这群人有推动联邦制的动机。
受到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制的理念，人权和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的影响，吉伦特派最初支持君主立宪制。但“瓦雷纳出逃”发生后，路易十六企图逃离巴黎启动对革命的反击，多数的吉伦特派成为共和派，少数成为保皇党。
在执政的早期，吉伦特派支持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拿破仑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法国的吉伦特派也是第一个提出废除奴隶制度主张者。
在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当政时期，因为没有右派，政治光谱中，可放置在中间偏左的位置，但当1792年9月20日国民公会成立后，他们通常被认定为右派。
主要成员
编辑选举结果
编辑| 国民立法议会 | |||||
| 选举年份 | 总投票数 | 占总投票数的百分比 | 赢得席位数 | +/– | 领导人 |
|---|---|---|---|---|---|
| 国民公会 | |||||
| 1792年 | 705,600 (第3名) | 21.4 | 160 /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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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Like the moderate group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the Girondins are described as "rightist", but in fact the rightists were the royalist, out from the Convention.
- ^ J. F. Bosh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9), pp. 185-91.
- ^ 《日本大百科全书》，“ジロンド派”，小学馆，东京，1994.
- ^ Thomas Lalevée, « National Pride and Republican grandezza: Brissot’s New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French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 (Vol. 6), 2015, pp. 66-82.
- ^ 5.0 5.1 Brace, Richard Munthe. General Dumouriez and the Girondins 1792–1793.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51, 56 (3): 493–509 [2016-01-10]. doi:10.2307/184843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13）.
- ^ Bill Edmonds, "'Federalism' and Urban Revolt in France in 179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83) 55#1 pp 22-53,
- ^ Robert J. Alderson. This Bright Era of Happy Revolutions: French Consul Michel-Ange-Bernard Mangourit and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ism in Charleston, 1792–1794. U.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8: 9 [2016-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4）.
- ^ Jack Fruchtman, Jr. Thomas Paine: Apostle of Freedom. 1996: 303 [2016-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5-11）.
- ^ Bette W. Oliver. Orphans on the Earth: Girondin Fugitives from the Terror, 1793-94. Lexington Books. 2009: 55–56 [2016-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5）.
- ^ "History of the Girondists" Page 27, 1848. [2016-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 ^ Marisa Linton. 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P. 2013: 174–75 [2016-02-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4）.
- ^ D.M.G. Sutherland, France 1789–1815.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2nd ed. 2003) ch 5
- ^ Simon Schama, Citizens (1989) ch 18
- ^ Simon Schama, Citizens (1989) pp 803-5
- ^ Oliver, Orphans on the Earth: Girondin Fugitives from the Terror, 1793-94
- ^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Recollections of a Provincial Past. Oxford UP. 2005: 274 [2016-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4）.
- ^ Lesley H. Walker, "Sweet and Consoling Virtue: The Memoirs of Madame Roland,"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01) 34#3 pp 4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