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
吕
| 吕澂 | |
|---|---|
| 字 | 秋逸、秋一、秋子、鹙子 |
| 本名 | 吕锺渭 |
| 出生 | 1896年1月10日 大清江苏省丹阳县 |
| 逝世 | 1989年7月8日（93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别名 | 吕渭 |
| 民族 | 汉族 |
| 职业 | 佛学家、美学研究者 |
| 儿女 | |
吕澂精于英、日、梵、藏、巴利文等语言，长于佛教文献比对与义理探讨。吕澂对印度佛学及藏传佛学有深入的造诣，在佛学研究方面上与印顺法师齐名。
生平 编辑
少年时的吕澂，就读江苏镇江县立中学，毕业后进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并考入江苏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1914年，至金陵刻经处，随欧阳渐居士研读佛学。
1915年，赴日本修读美学，次年归国，受刘海粟之邀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教务部教务长。是时21岁，已撰有“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美学概论”等著作。
1918年，协助欧阳渐创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支那内学院于南京正式创立，吕澂长驻此院，进行佛学研究。1924年支那内学院创办《内学》年刊，吕澂曾在此发表多篇著作。1937年，因抗日战争，支那内学院迁至四川。1943年，欧阳渐病故，由吕澂接任院长与教务主任，继续在四川教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院于1952年停办，之后成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1966年，71岁的吕澂因文革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于北京清华园，直至1989年7月逝世，虽然身体康健，但为避祸，此段时期没有新作品问世。
学术成就 编辑
吕澂指出，中国佛学的核心思想，有关心性本净方面的理论，虽然源自印度，但是从北魏以来，通过中国佛教思想家的变通、调和乃至别有用心的改造，终于生成与印度不同的理论体系。“本净”是明净、寂净之意，是不与嚣动的烦恼同类，而“本觉”则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脱成佛的角度讲，“本净”是“可能的”、“应然的”，而“本觉”则是“现实的”、“已然的”。就佛教实践角度讲，印度佛学“本净说”，汉语佛学“本觉说”，两者在价值意向上是根本不同的。吕澂力辨两者思想截然相异：“性寂”为“革新”；“性觉”为“返本”。前者以“境界依”，可以为道日进、以达解脱之圣域；后者误“情性为性觉”，扩充之即成标榜个我、反致沉沦之绝渊[2]。
吕澂深谙英、日、梵、藏、巴利等语，治学领域广泛，不仅涵盖印度、中国与西藏的三系佛学，而且对梵藏佛典的校勘及版本目录等文献学亦极为精审。吕澂的批判精神更多地表现在追溯佛法本源上，他的考典，是由华译本而上溯藏译本与巴利本，梵本，欲求接近佛陀之“圣言量”，而后假“圣言量”作为改革佛教的思想泉源，因此复古背后的目的实亦涵摄了创新的成分。
争议 编辑
吕澂根据《楞伽经》魏译本与刘宋译、唐译二本之间，有些地方存在由于根本教理分歧而导致的明显差异，认为这是出自菩提流支的误解[3]，而《大乘起信论》于此等处完全同于魏译本，可断定《大乘起信论》是根据魏译《楞伽经》而写作，因而此论是在中国写成，并推测其可能出自修习“一行三昧”的禅宗四祖道信宗门之中[4]。
现代学者如程恭让、陈玉萍等依据梵文本《楞伽经》对吕澂的考证进行了认真审视[5]。程恭让针对吕澂在魏译《楞伽经》找到的“错误”翻译，将其对应梵文与三种汉译本之翻译进行了比较，认为魏译本与梵文本虽略有不同，但并非如吕澂所说“全盘错了”[6]。有关诤论距离盖棺定论仍为时尚早。
吕澂认为《楞严经》是伪经，著《楞严百伪》文章，引起众多汉传佛教信徒对他的不满。吕澂认为“《楞严》一经，集伪说之大成”，他写作了〈楞严百伪〉一文，对《楞严经》提出了101个疑问，从各种角度来证明它是伪作[7]。
因历史上，清末知识分子对“考据”或辨伪特别用力与着墨，甚至太激。故也有一说认为，吕先生对于佛学之考伪用力甚深，而过于考究伪经之力。
著作 编辑
注释与引用 编辑
- ^ 吕澂先生悼词. [2018年4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21）.
- ^ 《吕澄、熊十力往复函稿》：“唯其革新，故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开展。庶几位育，匪托空谈。此中妙谛，未可拘拘本体俗见而失之也。唯其返本，故才起具足于已之心，便已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至于禅悦飘零，暗滋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
- ^ 吕澂《“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但古今人所见经论之相关，大都以《起信》和魏译本《楞伽》（菩提流支译，十卷）的比较为据，而《楞伽》经本在魏译之外，还有刘宋译（求那跋陀罗译，四卷）、唐译（实叉难陀译，七卷），魏译本的文义和它们都很有出入，这里面就会有诸译的是非问题。今以《楞伽》现存的梵本（日本南条文雄校刊，1923年出版）为标准来刊定，梵本的中坚部分，非但译出较晚的唐译本和它相同，即较早的刘宋译本也和它相同，可见它是始终未曾有过变化，在宋唐之间译出的魏本独独时与之异，这自然不会有特别的梵本为魏译所据，而只能是魏译的理解上有问题，翻译的技巧上有问题而已。”
- ^ 吕澂《“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不久，周武帝实行毁灭佛教的政策，佛教界发生了一度紊乱，人也散了，书也烧了，这时酝酿着的新禅法却也借此传播到各地。象在舒州[山+儿]山地方，就有人传新法于道信，而有一行三昧的提倡。一经阐扬，重敞禅风的东山法门也跟着出来了。等到周武的灭法事故过去，这一新禅法又继续风行北地而成了主流。我们推想，在这段时期内，如有人将新禅的理论方法笔之于书，自然会成为一部很好的止观教程。——《大乘起信论》可说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由于北禅传统重视马鸣，所以它伪托为马鸣的原著，译人不便杜撰，便付阙如，恰恰其时真谛的译籍陆续北传，所以也有人推测它也是真谛所译，因而《法经录》里有那一段“人云真谛译，……”的记载。”
- ^ 姚彬彬<现代佛学思想系谱之分野──以《大乘起信论》真伪之争为契机>：“他认为，只要证明《起信论》思想来源于魏译《楞伽经》之误，便可判定其为伪经，故他结合《楞伽经》的梵文本与宋译本，跟魏译本进行了细致对勘，……认为作为《起信论》主导思想的“一心二门”与“心性本觉”诸说，皆是从误译而妄加引申的。这样，吕澂通过缜密的文本考证，使《起信论》之为中国人伪托之作的说法，得到了似乎是非常扎实的铁证。使得至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就文本本身而言，类乎《起信论》不伪的观点，似乎绝少再有人再提出了。不过吕澂的研究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比如在1970年代，台湾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在其《佛性与般若》中便对吕澂的文本分析提出了批评，他在书中又认真比对了《楞伽经》的宋译本和魏译本，认为吕澂所说的“误译”，多属成见在先的牵强之解，甚至存在有意读破句子的地方，故牟先生认为《楞伽经》的两译本并无二致。……2004年，大陆学者程恭让重新结合梵文本对勘了《楞伽经》两个译本的〈刹那品〉，认为吕澂的解读的确颇有牵强和过度诠释之处。由此看来，这个问题尚颇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于德隆<对吕澂《大乘起信论》考证的再审视>：“程恭让〈《楞伽经》如来藏段梵本新译及对吕澂关于魏译相关经文批评的再批评〉一文中，引用吕澂据以论证魏译《楞伽经》错误的梵文经文，与三种汉译本之相应部分比较，认为魏译本与梵文本虽略有不同，但并非如吕澂所说“全盘错了”。陈玉萍《<楞伽经>与<大乘起信论>关系之研究－－以吕澂的观点为线索》中，将魏译《楞伽经》相关部分与梵文经文进行了详细比较，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吕澂误解了原意。”
- ^ 程恭让〈《楞伽经》如来藏段梵本新译及对吕澂关于魏译相关经文批评的再批评〉：“总之，《楞伽经》梵本第六刹那品中如来藏段的魏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是不应讳言，也不必讳言的。吕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学术史上最为精专的学者，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为中国佛教文献学，特别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问题，这是吕先生的历史功绩，是我们今天应当予以高度评价的。
不过，吕澂先生对《楞伽经》如来藏学说思想意义的理解有所偏差，他有关的学术工作深受《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思想论战的促发，遂使得他在高抬《楞伽经》如来藏学说思想价值的同时，对魏译中的某些“错误”，不知不觉中会有所“放大”，乃至失真。
学术史和思想史之间是应当谨守必要的界限，或维持必要的分疏的，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时应当充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吕澂先生对《楞伽经》梵本第六品中如来藏段魏译的批评，就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 ^ 吕澂〈楞严百伪〉：“唐代佛典之翻译最盛，伪经之流布亦最盛。……至于《楞严》一经，集伪说之大成，盖以文辞纤巧，释义模棱，与此土民性喜鹜虚浮者适合，故其流行尤遍。……一门超出而万行俱废，此儱侗颟顸之病深入膏肓，遂使佛法奄奄欲息，以迄于今，迷惘愚夫坚执不化者犹大有人在。邪说不除，则正法不显，辞以辟之，亦不容已也。”http://www.xianfengfoxue.com/lvcheng/article.php?articleid=7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链接 编辑
- 吕澂居士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