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éng(1896年1月10日—1989年7月8日[1]),谱名锺渭,原名秋逸,又作秋一秋子鹙子,男,江苏丹阳人,中国佛学家,与其师欧阳渐共同创办支那内学院,复兴了唯识学。其兄为画家吕凤子,与语言学家吕叔湘同族。

吕澂
秋逸、秋一、秋子、鹙子
本名吕锺渭
出生(1896-01-10)1896年1月10日
 大清江苏省丹阳县
逝世1989年7月8日(1989岁—07—08)(93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别名吕渭
民族汉族
职业佛学家、美学研究者
儿女

吕澂精于英、日、梵、藏、巴利文等语言,长于佛教文献比对与义理探讨。吕澂对印度佛学及藏传佛学有深入的造诣,在佛学研究方面上与印顺法师齐名。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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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的吕澂,就读江苏镇江县立中学,毕业后进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并考入江苏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1914年,至金陵刻经处,随欧阳渐居士研读佛学。

1915年,赴日本修读美学,次年归国,受刘海粟之邀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教务部教务长。是时21岁,已撰有“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美学概论”等著作。

1918年,协助欧阳渐创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支那内学院于南京正式创立,吕澂长驻此院,进行佛学研究。1924年支那内学院创办《内学》年刊,吕澂曾在此发表多篇著作。1937年,因抗日战争,支那内学院迁至四川。1943年,欧阳渐病故,由吕澂接任院长与教务主任,继续在四川教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院于1952年停办,之后成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1966年,71岁的吕澂因文革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于北京清华园,直至1989年7月逝世,虽然身体康健,但为避祸,此段时期没有新作品问世。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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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澂指出,中国佛学的核心思想,有关心性本净方面的理论,虽然源自印度,但是从北魏以来,通过中国佛教思想家的变通、调和乃至别有用心的改造,终于生成与印度不同的理论体系。“本净”是明净、寂净之意,是不与嚣动的烦恼同类,而“本觉”则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脱成佛的角度讲,“本净”是“可能的”、“应然的”,而“本觉”则是“现实的”、“已然的”。就佛教实践角度讲,印度佛学“本净说”,汉语佛学“本觉说”,两者在价值意向上是根本不同的。吕澂力辨两者思想截然相异:“性寂”为“革新”;“性觉”为“返本”。前者以“境界依”,可以为道日进、以达解脱之圣域;后者误“情性为性觉”,扩充之即成标榜个我、反致沉沦之绝渊[2]

吕澂深谙英、日、梵、藏、巴利等语,治学领域广泛,不仅涵盖印度、中国与西藏的三系佛学,而且对梵藏佛典的校勘及版本目录等文献学亦极为精审。吕澂的批判精神更多地表现在追溯佛法本源上,他的考典,是由华译本而上溯藏译本与巴利本,梵本,欲求接近佛陀之“圣言量”,而后假“圣言量”作为改革佛教的思想泉源,因此复古背后的目的实亦涵摄了创新的成分。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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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澂根据《楞伽经》魏译本与刘宋译、唐译二本之间,有些地方存在由于根本教理分歧而导致的明显差异,认为这是出自菩提流支的误解[3],而《大乘起信论》于此等处完全同于魏译本,可断定《大乘起信论》是根据魏译《楞伽经》而写作,因而此论是在中国写成,并推测其可能出自修习“一行三昧”的禅宗四祖道信宗门之中[4]

现代学者如程恭让陈玉萍等依据梵文本《楞伽经》对吕澂的考证进行了认真审视[5]程恭让针对吕澂在魏译《楞伽经》找到的“错误”翻译,将其对应梵文与三种汉译本之翻译进行了比较,认为魏译本与梵文本虽略有不同,但并非如吕澂所说“全盘错了”[6]。有关诤论距离盖棺定论仍为时尚早。

吕澂认为《楞严经》是伪经,著《楞严百伪》文章,引起众多汉传佛教信徒对他的不满。吕澂认为“《楞严》一经,集伪说之大成”,他写作了〈楞严百伪〉一文,对《楞严经》提出了101个疑问,从各种角度来证明它是伪作[7]

因历史上,清末知识分子对“考据”或辨伪特别用力与着墨,甚至太激。故也有一说认为,吕先生对于佛学之考伪用力甚深,而过于考究伪经之力。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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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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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吕澂先生悼词. [2018年4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21). 
  2. ^ 《吕澄、熊十力往复函稿》:“唯其革新,故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开展。庶几位育,匪托空谈。此中妙谛,未可拘拘本体俗见而失之也。唯其返本,故才起具足于已之心,便已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至于禅悦飘零,暗滋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
  3. ^ 吕澂《“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但古今人所见经论之相关,大都以《起信》和魏译本《楞伽》(菩提流支译,十卷)的比较为据,而《楞伽》经本在魏译之外,还有刘宋译(求那跋陀罗译,四卷)、唐译(实叉难陀译,七卷),魏译本的文义和它们都很有出入,这里面就会有诸译的是非问题。今以《楞伽》现存的梵本(日本南条文雄校刊,1923年出版)为标准来刊定,梵本的中坚部分,非但译出较晚的唐译本和它相同,即较早的刘宋译本也和它相同,可见它是始终未曾有过变化,在宋唐之间译出的魏本独独时与之异,这自然不会有特别的梵本为魏译所据,而只能是魏译的理解上有问题,翻译的技巧上有问题而已。”
  4. ^ 吕澂《“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不久,周武帝实行毁灭佛教的政策,佛教界发生了一度紊乱,人也散了,书也烧了,这时酝酿着的新禅法却也借此传播到各地。象在舒州[山+儿]山地方,就有人传新法于道信,而有一行三昧的提倡。一经阐扬,重敞禅风的东山法门也跟着出来了。等到周武的灭法事故过去,这一新禅法又继续风行北地而成了主流。我们推想,在这段时期内,如有人将新禅的理论方法笔之于书,自然会成为一部很好的止观教程。——《大乘起信论》可说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由于北禅传统重视马鸣,所以它伪托为马鸣的原著,译人不便杜撰,便付阙如,恰恰其时真谛的译籍陆续北传,所以也有人推测它也是真谛所译,因而《法经录》里有那一段“人云真谛译,……”的记载。”
  5. ^ 姚彬彬<现代佛学思想系谱之分野──以《大乘起信论》真伪之争为契机>:“他认为,只要证明《起信论》思想来源于魏译《楞伽经》之误,便可判定其为伪经,故他结合《楞伽经》的梵文本与宋译本,跟魏译本进行了细致对勘,……认为作为《起信论》主导思想的“一心二门”与“心性本觉”诸说,皆是从误译而妄加引申的。这样,吕澂通过缜密的文本考证,使《起信论》之为中国人伪托之作的说法,得到了似乎是非常扎实的铁证。使得至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就文本本身而言,类乎《起信论》不伪的观点,似乎绝少再有人再提出了。不过吕澂的研究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比如在1970年代,台湾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在其《佛性与般若》中便对吕澂的文本分析提出了批评,他在书中又认真比对了《楞伽经》的宋译本和魏译本,认为吕澂所说的“误译”,多属成见在先的牵强之解,甚至存在有意读破句子的地方,故牟先生认为《楞伽经》的两译本并无二致。……2004年,大陆学者程恭让重新结合梵文本对勘了《楞伽经》两个译本的〈刹那品〉,认为吕澂的解读的确颇有牵强和过度诠释之处。由此看来,这个问题尚颇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于德隆<对吕澂《大乘起信论》考证的再审视>:“程恭让〈《楞伽经》如来藏段梵本新译及对吕澂关于魏译相关经文批评的再批评〉一文中,引用吕澂据以论证魏译《楞伽经》错误的梵文经文,与三种汉译本之相应部分比较,认为魏译本与梵文本虽略有不同,但并非如吕澂所说“全盘错了”。陈玉萍《<楞伽经>与<大乘起信论>关系之研究--以吕澂的观点为线索》中,将魏译《楞伽经》相关部分与梵文经文进行了详细比较,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吕澂误解了原意。”
  6. ^ 程恭让〈《楞伽经》如来藏段梵本新译及对吕澂关于魏译相关经文批评的再批评〉:“总之,《楞伽经》梵本第六刹那品中如来藏段的魏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是不应讳言,也不必讳言的。吕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学术史上最为精专的学者,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为中国佛教文献学,特别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问题,这是吕先生的历史功绩,是我们今天应当予以高度评价的。
    不过,吕澂先生对《楞伽经》如来藏学说思想意义的理解有所偏差,他有关的学术工作深受《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思想论战的促发,遂使得他在高抬《楞伽经》如来藏学说思想价值的同时,对魏译中的某些“错误”,不知不觉中会有所“放大”,乃至失真。
    学术史和思想史之间是应当谨守必要的界限,或维持必要的分疏的,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时应当充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吕澂先生对《楞伽经》梵本第六品中如来藏段魏译的批评,就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7. ^ 吕澂〈楞严百伪〉:“唐代佛典之翻译最盛,伪经之流布亦最盛。……至于《楞严》一经,集伪说之大成,盖以文辞纤巧,释义模棱,与此土民性喜鹜虚浮者适合,故其流行尤遍。……一门超出而万行俱废,此儱侗颟顸之病深入膏肓,遂使佛法奄奄欲息,以迄于今,迷惘愚夫坚执不化者犹大有人在。邪说不除,则正法不显,辞以辟之,亦不容已也。”http://www.xianfengfoxue.com/lvcheng/article.php?articleid=77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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