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制 (北洋政府)

(重定向自普通市

市制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一种行政区划制度,下设“特别市”及“普通市”两种城市建置,其中前者与同级,属于第三级行政区(县之上尚有,再上有),而后者则由县所管辖,属于第四级行政区;两者皆具地方自治团体法人地位。北洋政府的市制于中华民国建立时设立,曾一度被废除,于1921年(民国十年)复置,国民政府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于当时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中复废。其后特别市转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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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月18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朝朝廷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县治所在城厢地方称“城”,人口五万以上的村庄屯集地方称“镇”,不满者称“乡”[1][2][3]:14。1911年11月21日(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江苏临时议会成立,通过了《江苏暂行市乡制》,并于次年1月经修正颁发施行[4]。北洋政府于1914年(民国三年)初设立了“京都市政公所”(即北京市[5],惟同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停办各级自治,此市制遂被废止[3]:6

1921年(民国十年)7月3日[6][7],北洋政府以“大总统教令”的形式颁布《市自治制》[8][9]:415,计8章、78条[9]:415,规定首都、省会、商埠、县治城厢及其他人口满一万的地方可设市[10]。同年9月9日,又公布《市自治制实行细则》,从而恢复市的建制[9]:415,并以国法的形式确认市为“自治团体”和“法人”[7],并将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7][9]:415,其中前者的地位相当于县,而后者则由县领导[7]。北洋政府随后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6月17日公布《市自治制施行日期及实施区域令》,规定自当年9月1日起,以京都(即北京)为特别市[6],不久又于同年11月18日颁布《青岛市施行市自治制令》,定青岛为特别市[11]。惟《市自治制》因当时的政治原因未能在全中国推广[3]:16,施行日期亦较短暂[9]:416。1928年(民国十七年),取代北洋政府的国民政府颁布了《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继续把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的“”,惟前者由国民政府直辖,而后者则隶属于省政府[3]:8,《市自治制》遂废[9]:416。由县管辖的市直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12月25日方再于由日本手上接收的台湾省以“县辖市”的形式复设,时有宜兰市花莲市两县辖市[12]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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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暂行市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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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暂行市乡制》规定“市”有两种,“一是县治所在城厢地方,二是村庄屯集人口满五万以上的地方”[3]:14。《市乡制》将市组织分为董事会和议事会,分别作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自治的权力有了一定的扩大。在名称上把前清的“城”改称为“市”,为近代中国首次采用“市”为行政区划名称[3]:6。《市乡制》亦规定“市乡专办地方公益事宜,受本省民政长及本管县知事之监督”;议事会议决的事件同样必须先呈县知事查核后,方可移交董事会执行;县知事同样有解散议事会或董事会,撤销议员或董事职务的权力。《市乡制》又规定市乡各设“公所”为市乡议事会、董事会办公之地,惟上海例外,其沿用了光复之初的名称,仍称“市政厅[4]

市自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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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制》规定首都、省会、商埠、县治城厢及其他人口满一万的地方可设市[10][13],并设“特别市”及“普通市”两种城市建置,其中前者由内务部认为必要时呈请大总统明令规定,并受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监督(惟京都受内务总长监督),而后者则受县知事监督[14]。《市自治制》下,市均设“自治公所”为执行机关、“自治会”为议决机关。特别市由市长市佐理员组成,而普通市则由市长和市董组成[15],其中市长由市自治会的居民中具有市自治会会员被选举资格者选举[14],以执行市自治会的决定和办理市内各项行政事务[15]。中国各市均未采用《市自治制》设市[11][16][注 1]

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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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江苏暂行市乡制》 《市自治制》
颁布日期 1911年11月21日[4] 1921年7月3日[6]
颁布机关 江苏临时议会[4]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6]
施行日期 1912年1月[4] 1922年9月1日[6]
设市要求 县治城厢,否则人口须满五万[3]:14 首都、省会、商埠或县治城厢,否则人口须满一万[10]
上级监督 省民政长、县知事[4] 特别市: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京都为内务总长)[14]
普通市:县知事[14]
行政机关 董事会[3]:6 自治公所[15]
行政机关成员 董事[4] 市长[15]
市佐理员(特别市)/市董(普通市)[15]
立法机关 议事会[3]:6 自治会[15]
立法机关成员 议员[4] 会员[14]
例子 京都市政公所[5] 京都[6]、青岛[11](皆为特别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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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俞鹿年的《中国官制大辞典》误称青岛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11月18日采用《市自治制》之特别市自治制。[16]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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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 维基文库. 1909-01-18. 
  2. ^ 陈瑞云. 現代中國政府:1919-1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98 [2019-10-13]. 
  3. ^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 4.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2019-10-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4).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湖南省历史学会.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2. 中华书局. 1983: 416, 417 [2019-10-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4). 
  5. ^ 5.0 5.1 刘君德; 靳润成; 周克瑜. 中国政区地理 51. 科学出版社. 1999: 118 [2019-11-26]. ISBN 978703007383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4). 
  6. ^ 6.0 6.1 6.2 6.3 6.4 6.5 朱汉国; 杨群. 中華民國史 5. 四川出版集团. 2006: 2007 [2019-10-13]. ISBN 978722007007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16). 
  7. ^ 7.0 7.1 7.2 7.3 沈荣华; 金海龙. 地方政府治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83 [2019-10-13]. ISBN 978780230285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4). 
  8. ^ 金双秋. 中国民政史 2.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638 [201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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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1.0 11.1 11.2 孙百刚; 曲虹; 寿杨宾; 吴本新 (编). 第四章 施政紀要. 青島市志·政權志.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2. 第一节 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局) [2019-11-29]. ISBN 7-5085-0023-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8). 
  12. ^ 纪俊臣. 大道之行: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民主檔案專題選輯. 内政部. 2011-10-01: 194 [2019-11-28]. ISBN 978986028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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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倪正太; 陈晓明. 民国职官辞典. 黄山书社. 1998: 90 [2019-10-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4). 
  16. ^ 16.0 16.1 俞鹿年. 中國官制大辞典 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862 [2019-11-26]. ISBN 9787207011732.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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