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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小说

拉丁美洲文學特有文類

独裁者小说（西班牙语：novela del dictador）是拉丁美洲文学的一种文类，以典型的高地酋独裁者为主题，具有警世性质。

Head and shoulders of curly haired young man with sideburns and moustache, dressed in 19th century clothes.
独裁者胡安·法昆多·基罗加（Juan Facundo Quiroga）

独裁者小说启发自19世纪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作品《法昆多》（批判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报导文学），在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达到顶峰。萨米恩托确立了这类型小说的目标，既不是分析特定独裁者的统治，也不是历史考究，而是探讨权威人物普遍的抽象性质[1]。Raymond L. Williams将此文类定义为从历史纪录创造虚构独裁者，使作者可以用具体的独裁者形象解释暴权普遍性质的小说[2]。

独裁者小说的故事通常有历史原型，政治主题强烈，反思权威主义的普遍性质。一些小说中虽然出现真实存在的独裁者，但会有大量虚构情节，且不会在书中分析经济和政治，例如奥古斯托·罗阿·巴斯托斯的《Yo, el Supremo》（巴拉圭的弗朗西亚）、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山羊的盛宴》（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某一些小说中的独裁者为虚构人物，如阿莱霍·卡彭蒂尔《Reasons of State》中的独裁者形象由好几名历史人物复合而成。

独裁者小说对拉丁美洲文学影响非常大，因为许多此类小说的作者抛弃了传统线性叙事，而采用模糊读者与角色视角的新颖叙事风格。

文学语境 编辑

拉丁美洲文学书写威权政治的传统可追溯至16世纪的墨西哥史学家卡斯蒂略与哥马拉[3]。19世纪拉丁美洲已经有批判政治权力的著作[4]，如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法昆多》。

独裁者小说与1960至1970年的文学爆炸运动密不可分。Gerald Martin认为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El señor Presidente,1946）是第一部真正的独裁者小说[5]，但直到文学爆炸才开始蓬勃发展。许多著名的独裁者小说如《Yo, el Supremo》、《独裁者的秋天》、《El recurso del método》在文学爆炸末期（1970年代）出版，Raymond L. Williams认为人们此后才普遍以“独裁者小说”指称探讨军事独裁的作品[6]，Sharon Keefe Ugalde认为这同时也是在风格产生重大革新的年代：小说打破传统叙事角度，甚至从独裁者的角度讲述整个故事；作家也在书中探讨“语言”的力量，以小说情节隐喻“暴权生自语言，也败于语言”，例如《El Gran Burundún Burundá ha muerto》中独裁者下令禁止了所有形式的语言[7]。Gerald Martin认为独裁者小说《Yo, el Supremo》代表了文学爆炸的结束[5]。

主题与风格 编辑

独裁者小说结合了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策略[8]。阿莱霍·卡彭铁尔是独裁者小说作家之一，开创了后来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先河[9]，但不是所有独裁者小说都一定会采用这种书写风格。

独裁者小说的重要主题是权力[9]。除了独裁者掌握的巨大权力，作家们用以发声、谴责独裁者的工具——写作—语言也具有同等强大的力量。例如，巴斯托斯的《Yo, el Supremo》中，小说主题围绕解构各种形式的话语权。

贯穿拉丁美洲独裁者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本地独裁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相互依存，在文学爆炸时期被频繁讨论[10]。例如，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山羊的盛宴》 (The Feast of the Goat) 中，特鲁希略在失去中情局的支持后不久就面临严重反对，此前因其反共倾向被关押超过32年[10]。

性别也是独裁者小说的重要主题。拉丁美洲的国家肖像经常强调健康、快乐、多产和爱国的女性的重要性，但许多名著讽刺政府的言行不一——经常将积极的公民预设成男性。男子气概的探讨在独裁者小说中经久不衰，某些时候反映现实社会的性别暴力与厌女现象。

历史语境 编辑

真实的独裁者 编辑

自独立以来，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受到专制政权的控制，依旧摆脱不了殖民的阴影——其中一个群体统治另一个群体。殖民历史也造成了种族冲突，以强势的政府权威压制它却使得暴君借机诞生。为了获得无限权力，独裁者经常修改宪法，废除阻止他们连任的法律[11]。典型的独裁者形象为男性，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几乎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1]，强硬策略包括放逐或监禁反对派，打击新闻自由，建立由强大军事力量支持的中央政府，并完全控制自由思想[11] [12]。尽管有许多负面批评，部分独裁者依旧对国家有正面贡献，特别是在大萧条期间，拉丁美洲激进主义政府抓准了时机，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更成功——国际贸易崩溃意味着本地制造商可以填补出口消失而留下的市场空白[13]。

二十世纪美国对拉美政治的干预也成为独裁者小说的主题。本地独裁者在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接受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但也转而通过反美、爱国运动取得人民的支持。

“国父”计划 编辑

1967年，在与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利奥·科塔萨尔和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Miguel Otero Silva）会面期间，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发起了一个计划，由一系列描绘拉丁美洲独裁者的传记组成，计划名称为“国父”（Los Padres de la Patria）[10]。原定由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负责曼努埃尔·奥德里亚，豪尔赫·爱德华（Jorge Edwards）负责巴尔马塞达·费尔南德斯，何塞·多诺索负责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胡利奥·科塔萨尔负责伊娃·裴隆[14]。该计划没有完成，但它激发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一系列小说，如卡彭铁尔、罗阿·巴斯托斯、马奎斯和巴尔加斯·略萨[15]。

流派与演变 编辑

先驱 编辑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肖像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法昆多》和荷西·马摩尔（José Marmol）《Amalia》均出版于19世纪，都是20世纪独裁者小说的先驱。《法昆多》是一部社会学论文[16]，但作者又借由批评18世纪的独裁者胡安·法昆多·基罗加（Juan Facundo Quiroga）来讽刺当时的阿根廷领导人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是第一次有人在著作中质疑独裁者为何能够掌握庞大权力[16]。同时，作者又广泛的调查阿根廷的历史与文化，其探讨主题之广使之至今仍被视为拉美文学的奠基者之一[17]。萨米恩托自叙“在小说文本中，小说家通过无所不知的声音取代了上帝”[1]，从而使写作与力量（话语权）产生了关联，后世的独裁者小说袭承了这个精神。

《Amalia》以后殖民时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背景，由两部分组成，是作者本人的半自传，讲述罗萨斯统治下的生活，也试图将独裁问题视为一种结构问题[2]。

二十世纪初，西班牙作家拉蒙·德尔瓦莱-因克兰的文学批评《Tirano Banderas》 (1926) 对那些以批判权力结构和现状为目标的作家产生了关键影响。

经典独裁者小说 编辑

  • 《总统先生》（El señor Presidente，1946）是危地马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外交官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于1946年创作的小说。小说探讨了独裁的本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谴责拉丁美洲独裁者的政治小说[18]。虽然小说没有明确指出其背景，但主角的原型来自1898-1920年该国的总统曼努埃尔·何塞·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18]。通过时空设定的暧昧不清，《总统》代表了与以往叙事的决裂。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根据政治小说的写实程度来评断其优劣[19]。阿斯图里亚斯对梦境意象、拟声词、明喻和重复的独特使用，加上风格和观点的突然变化所组成的不连续结构，源于超现实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影响[20]。此外，它前卫地使用了一种后来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技巧[21]。《总统先生》后续影响了一个世代的拉丁美洲作家，成为早期的"新小说"和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先驱[21]。
  • 豪尔赫·萨拉米亚·波达（Jorge Zalamea）的《伟大的布隆敦布隆达已死》（El gran Burundún Burundá ha Muerto，1951）描述了虚构独裁者“Burundún”的崛起、执政与葬礼[22]。然而在葬礼中，独裁者的尸体不知何故被一只巨大的鹦鹉取而代之，与大量的文件纠缠包裹在一起[7]。Keefe Ugalde认为《Burundún Burundá》在独裁者小说的演变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中间点[23]。
  • 安立奎·拉弗卡德（Enrique Lafourcade）的 《阿哈布国王的盛宴》（La Fiesta del rey Acab，1959）描绘了虚构的独裁者César Alejandro Carrillo Acab，并以有力而尖锐的讽刺针对特鲁希略和其他类似的政权。
  • 阿莱霍·卡彭铁尔《国家的理由》（El recurso del método，1974）的主角综合了几位真实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古巴独裁者格拉多·马查多。[24] 这个虚构的人物为了追求精致，在欧洲度过了他的半生[24]，可联想到萨米恩托著作中“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这部小说本质上是悲喜剧，是卡彭铁尔唯一一部结合了悲剧和喜剧元素的小说[24]。
  • 加布列·加西亚·马奎斯的《族长的秋天》（1975）详细描述200多岁的虚构独裁者El Macho的生活[10]。本书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重述拥有无限权力的典型加勒比暴君的同一个故事。虚构的独裁者源于数名现实生活中的独裁者，包括哥伦比亚的皮尼利亚、西班牙的佛朗哥和委内瑞拉的戈麦斯。小说的关键人物之一是致力于服务独裁者的印第安将军Saturno Santos[27]。作者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矛盾：“拉丁美洲的‘族长’（指独裁者）们把他们最亲密的支持归功于他们长期以来的受害者；如果没有印第安人，美洲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28]。作者的祖国哥伦比亚不承认该国的印第安人口，因此他更谨慎的说明印第安人对拉丁美洲的重要性[28]。
  • 露易莎·华伦苏埃拉的《蜥蜴尾巴》（Cola de lagartija，1983）书名来自一种酷刑名称[5]，设定在胡安·裴隆于1973年返回阿根廷后的时期，当时阿根廷总统深受荷西·罗培兹·雷加（José López Rega）的影响。这部小说专门探讨了在军事压迫政权下男女关系的性质。
  • 托马斯·埃洛伊·马丁尼兹（Tomás Eloy Martínez）的《裴隆的小说》（La Novela de Perón，1985）混合使用了历史事实、虚构和文献，重述了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裴隆的生平故事[6]。作者构建了这位史实人物一个更私人的形象，而不是准确符合历史的。这种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裴隆的早年经历和教养，以将他晚年行为的动机理论化，可以与萨米恩托对法昆多的类似分析方式联系起来[5]。
  •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山羊的盛宴》（La fiesta del chivo，2000）讲述了拉斐尔·特鲁希略的晚年。故事中特鲁希略因为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统治地位减弱而感到愤怒，尽管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而成为美国的长期盟友，但美国政府在发现他广泛侵犯人权后撤回支持[10]。小说包括数个相互交织的故事线——特鲁希略、他的杀手，以及他的顾问的女儿Urania Cabral——以Urania的故事开始和结束，根据记忆和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来构建叙事[23]。小说揭示了多米尼加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和社会环境[10] 。

半独裁者小说 编辑

讨论政治但不以独裁者的统治为中心的拉丁美洲小说被非正式地归类为“半独裁者小说”[30]。例如胡利奥·科塔扎尔的《Libro de Manuel》（1973）是一部关于城市游击队及革命的后现代小说，它要求读者审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语言、性和“解释的方式”（the modes of interpretation）[30]。《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1994），朱莉娅·阿尔瓦雷斯（Julia Álvarez）讲述了史实人物米拉巴尔（Mirabal）姐妹的故事，她们是反对特鲁希略政权的异议人士[31]。这部小说试图阐明官方对米拉巴尔姐妹死亡的模糊纪录，不是为了确定她们发生了什么，而是确定她们如何影响国家的政治[31]。在仿日记〈Intimate Diary of Solitude〉（诗集《Empire of Dreams》的章节，1994）中，主角射杀了文学爆炸的叙述者反抗他对虚构叙事的独裁控制。罗伯托·博拉尼奥的《遥远之星》（1996）的故事始于1973年9月11日，当时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对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发动了政变[32]。作家兼文学教授雷蒙德·莱斯利·威廉姆斯（Raymond Leslie Williams）将上述小说描述为半独裁小说，属于政治小说，但其主题不同于独裁小说，脱离了“故事的权力结构”（the politics of the stories）[30]。

遗绪 编辑

虽然很难确定19世纪独裁者小说的确切起源，但它的影响了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大部分小说创作于20世纪中叶，各有独特的文风，运用“新小说”的手法，摒弃传统文学现实主义的形式结构， [4]认为“现实很容易观察”的假设是一个叙述缺陷[33]。作为一种体裁，独裁小说重新定义了“小说”的文学概念，以迫使读者审视政治和社会习俗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故事在地域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倾向探讨普世性质，因此会进行解构——扭曲客观的时间线、拆解现实以分析，这种书写习惯使读者得以积极的主动解读文本[33]。除了叙事实质外，小说家还重新定义了作者、叙述者、人物、情节、故事和读者的正式文学类别，以检验“作者”与“权威”之间的词源联系，其中小说家的形象（作者）对故事的讲述变得非常重要。在独裁者小说中，作家们质疑小说家掌握话语特权的传统叙事角色等同于扮演了独裁者的角色[34]。

参见 编辑

参考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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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González Echevarría 1985
  4. ^ 4.0 4.1 Swanson 1995
  5. ^ 5.0 5.1 5.2 5.3 Martin 1989
  6. ^ 6.0 6.1 Williams 2003
  7. ^ 7.0 7.1 Martin 1989
  8. ^ Williams 1998
  9. ^ 9.0 9.1 William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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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31.0 31.1 Hickm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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