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阿片特许问题

〈台湾阿片特许问题〉为1930年3月2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为连横。

台湾阿片特许问题
全名：台湾阿片特许问题
语言	中文 文字：汉文
出版地点	日治台湾

背景

台湾日治时期之初，日本人即开始禁阿片（鸦片），1898年总督府颁布台湾阿片令，禁止一般人民吸食阿片（鸦片），仅限经医师证明而领有牌照之阿片烟瘾者，可购吸官制烟膏。借由牌照审 核，政府已渐禁阿片，又加上台湾人的自觉，抵制阿片逐渐有成，吸食者显著减少，因此阿片专卖的收 入也就跟着减少，当时台湾阿片的进口是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独占。

大意

连横考据历史，主张“阿片”虽有害处，但也“有益”，关键在于“用之得宜”，并认为阿片难以立禁。连横引用数据，证明渐禁已成功的逐渐降低吸食人数。世界各地皆有吸食阿片之习惯，不仅台湾而已。另举禁酒令反而导致美国人更是设法到公海疯狂喝酒，所以台湾不应该严禁阿片。最后认为经由医师诊察，给予特许之管制措施，能达成“不禁自禁”之效果。

1.首段：本段开宗明义强调阿片之害，及采取管制措施之必要性。

“ 台湾阿片问题，比月以来，议论沸腾，或以为当行励禁，或以为须再特许，究之皆一偏之论，未能尽其全也。夫天下之事物，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是故利害之中，必当权其轻重得失，而后可以无憾。夫阿片之为利为害，论者多矣，不须赘言。顾以全世界而观之，出产之多，消费之巨，若以台湾吸食之量而比之，不及百分之一，似乎不成问题；然为国计民生起见，亦不得不善为处置。 ”

2.第二段：考查历史，主张阿片虽有害处，但也有益处，关键在于“用之得宜”。

“ 查阿片之传入台湾，始于兰人统治之时，距今已三百年。归清以后，移民渐至，旷野渐开，而榛莽未伐，瘴毒披猖，患者辄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幸免，此则风土气候之关系，而居住者不得不吸食阿片；如俄罗斯人之饮火酒、南洋土人之食辣椒，以适合环境，而保其生命。故台湾人之吸食阿片，为勤劳也，非懒惰也；为进取也，非退守也！平心而论，我辈今日之得享受土地物产之利者，非我先民开垦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尽力开垦，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然则阿片之害，人言啧啧，而以台湾历史观之，故亦有利也。夫乌头毒药也，可以杀人，而亦可以治病；河豚美味也，可以爽口，而亦可以损生，惟在用之得宜尔。 ”

3.第三段：参考过去，认为阿片难以立即禁止。

“ 道光十年，闽浙总督孙尔准以各省消用阿片甚钜，耗民损财，奏请禁止。十八年，复因御史黄爵滋之奏，下诏严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并于澳门焚毁英商阿片一万三千六百余箱。英人不服，遂至构兵，而订江宁之约，其禁遂弛。当是时，台湾兵备道姚莹亦奉庭旨，励行严禁，然以订约之故，时令不行，而吸食者犹故也。光绪十年，法人之役，台湾戒严，兵备道刘璈以台湾阿片既不可禁，又须购之外国，损失甚大，奏请拨给官庄，许民播种，自产自给，以挽利权，庙议许久；而台湾之阿片乃愈盛。夫台湾人民吸食阿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染之既久，积之也深，自不能一时断绝；虽过去之事，而亦足为今日之参考也。 ”

4.第四段：引用数据，证明渐禁的做法，已成功的逐渐降低吸食人数。

“ 帝国领有之初，政府则议禁止，嗣因习惯上、人道上之故，乃立渐禁方针。是时，特许吸食者十六万人，阅今三十余年，仅有二万五千人，使非渐禁之功效，则此三十年间，户口之增加，富力之日进，吸食者当在三十万人以上。则此次再请特许者二万五千人，亦不过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强尔，无大关系，亦不成大问题，又何事议论沸腾哉！唯今日阿片问题，关系国际信义，固不可不权其利害之大小轻重，以期无憾！ ”

5.第五段：观察外国，实则世界各地皆有吸食阿片之习惯，不仅台湾而已。

“ 夫世界今日之吸食阿片，非仅台湾也。支那为阿片最盛之国，十数年来，外标严禁之名，内收税金之实，则各省武人据地称雄，拥兵自卫，莫不勒取阿片之巨利；国民政府虽言禁止，而法令早已不行！南洋群岛以及产地之印度、波斯、土耳其尚多吸食，则欧洲人士亦有饮用，且多属上流社会；美为文明之国，而报载吸食阿片者达二百万人，可谓怪事！夫美国固励行禁酒矣，然而密输者如故，密饮者如故，牟利之徒且以汽船设大酒馆于公海之上，以供游客之豪饮，而政府无如何也。 ”

6.末段：认为经由医师诊察始给予阿片特许之管制措施，得达成“不禁自禁”之效果。

“ 台湾阿片之害，政府无难禁止，然为习惯上、人道上而观，故有再行特许之议，命各保甲晓谕有瘾者自行申请，再由医师诊察，以验其瘾之轻重，可谓周至！今若迟疑不决，收回成命，则当局失信于保甲，保甲失信于人民，而政府之威严损矣！闻台北市内各保甲已联名申请照行，此亦民意也。夫治民者，在安民，不在扰民；在顺人之情，不在拂人之性。今政府既有特许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议而行。其受特许者，苟非体气之大弱，痼疾之瘾愈，自任改除；即旧时之特许者，互相劝勉，冀断其瘾，以促成政府渐禁方针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台湾阿片不禁自禁，岂非持平之道哉！ ”

连横之名被冒用

连横反对鸦片之立场鲜明，但此文却与他过往写过有关于鸦片的文章完全不一样，多有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立场不同之处，有杜撰之嫌。例如：首段，因本文为叙事文，雅堂先生不应在叙事文中突兀地加油添醋并夸张地加上自己的感受，不但用词不当、夸大不实的说法，前后矛盾的逻辑，根本不具备医学常识而且与历史不符，可见本段明显的造假。

第二段，吸食鸦片，只会使人懒散昏昏欲睡，而非勤劳。翻开台湾的开垦史，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和进步的农业技术，才得以开恳，和鸦片完全无关，此段于开恳纪已记载在台湾通史内，雅堂先生怎么可能在此处写与他的台湾通史完全相反的内容。

第四段，既然在三十年当中可不禁自禁，已降至二万五仟人，又何需再增加二万多名吸食鸦片的人? 多二万多人吸食鸦片能给日本帝国带来多少利润?有这个必要吗?逻辑不通。且与信义有何关系?是日本对外的信义?还是日本对台湾的信义?日本何时对台湾人有过信义?何况本段违背本文章写的达到不禁自禁的说法，自相矛盾的文字。

末段，三十年下来，既然只剩二万五千人，可以不禁自禁，又何需增加鸦片特许?已经降到二百分之一，为何要再开特许，再花三十年来不禁自禁呢?不矛盾吗?且无视之前的谬论，扯到保甲实在扯太远了，既然都已在三十年内降到了二万五千人，何须还要保甲再去张罗找人来吸食鸦片?反正日本人本就经常失信于台民，多一次少一次又会怎样?

此外，他的许多诗文也道尽了鸦片之害，如其曾于台湾通史中详细记载近代鸦片管制之历史，其中载有：“及道光十八年，下诏禁止，以林则徐督两粤，毁英人阿片一万三千六百余箱。英人不服，遂至构兵。台湾道姚莹亦奉旨禁止，初犯者刑，再犯死，一时阿片几绝。”他曾在旅游杭州时发现杭州地区禁烟令甚严，违禁偷抽者置死，并将此经历写入大陆游记中：“阿芙蓉流毒久矣，而毅然刷涤，则浙人之福也。”（白话大意：鸦片散布毒害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现下定决心禁止，是浙江人的福气啊。）于台湾诗乘中亦形容吸鸦片者为鬼或者是与鬼为伍：

“ 乌烟鬼云：“乌烟鬼，少年状貌真魁伟。如何转盼须臾尔，变化魍魑难向迩？可怜昼亦如夜时，生亦如死期。寄言三五少年子，莫向红尘作鬼嬉。乌鬼含冤白鬼笑，故鬼前驱新鬼啸。风雨回首一灯昏，数点青燐犹照耀。区区蛮触越南都，令行禁止风霜俱。白日如镜照寰宇，鬼乎何处藏其躯”！按阿片烟传入台湾，始于荷兰之时，其后滋盛。道光十年诏禁各省种卖，从闽浙总督孙尔准之奏也。十九年复禁，遂与英人开战，而立江甯之约，至今为害。台人谓吸烟者为乌烟鬼，以其与鬼为伍也. ”

“ （白话大意）吸食鸦片的人说：“像我这样吸食鸦片的人，以前年轻的时候，相貌体态有多壮硕。为何在吸食鸦片短暂时间后，却变得像鬼一样，原来的样貌却难在眼前出现了？就算白天也像是晚上，就算活着也像死掉一样可怜。提醒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随着繁华社会像鬼般吸食鸦片玩乐。吸食鸦片的人背负怨恨，而非法贩卖鸦片的人却很开心，有烟瘾者只想再吸食鸦片，而刚染上烟瘾者就像发疯一样。在风雨中回头想戒除鸦片，看似有一盏微弱的灯指引，但近看却是许多青绿色火焰的鬼火照耀着。南方一些小争执引起战争，造成朝廷难以下令禁止。但禁令若能像镜子反射世间一样落实，吸食鸦片的人就再也难以躲藏了。”鸦片传入台湾，自荷兰占领时期开始，之后越来越盛行。道光十年下令禁止各省贩卖，是依据闽浙总督孙尔准的建议。道光十九年再次下令禁止，却因此与英国开战，战后被迫签订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使鸦片到今日仍是祸害。台湾人说吸食鸦片的人是鬼，因为这些人就像跟鬼在一起一样。 ”

其他见解

学者林文月于其著作指出，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年）三月二日，台湾日日新报刊载〈台湾鸦片烟特许问题〉一文，署名为“台湾通史著者连雅堂氏对于此回问题致本社意见书”─所谓“此回问题”是指日本当局鸦片特许政策引起台胞反对之问题─内容大概是说鸦片有弊亦有利，无需严禁，可以采用日本政府渐禁方针。此文一出，全台舆论哗然，雅堂顿成众之矢的，实则这里面是有些复杂的故事的。当日本人预备禁烟时，雅堂曾私底下同朋友开玩笑，在漫谈中说：“其实鸦片也有好处，可以治瘴疫（即疟疾），清朝的义勇军长年处于深山密林之中，瘴气弥漫，他们若非抽鸦片烟，怕是早都受了瘴气之毒死光了。”想不到这些话语，后来却辗转传出，就有人冒用他的名，将这些话语再加以渲染，并署上他的名字，在报端刊登出来。......虽然无法具体指出冒名写作此文的人名，但其中是颇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的。原来，在连震东这位年轻有为的后辈入台湾民报做记者。这个消息引起该报社某些干部以及老记者的忌妒和恐慌。因为震东学有专长，中、日文俱佳，且是名门出身，有人生怕相形见绌，所以极力阻挠。遂有好事者假雅堂之名，撰此文投稿于《台湾日日新报》，以图阻碍连震东进入报社。其实此前，雅堂也曾经撰文讨论过鸦片烟的问题，态度一向积极公正。例如当他民国元年至杭州时，闻禁烟甚严，所以无人敢抽烟，犯者处死，便批评道：“阿芙蓉流毒久矣，而毅然刷涤，则浙人之福也。”后来在编撰《台湾诗乘》的时候，也在卷三里提及：“阿片烟传入台湾始于荷兰之时，甚后滋盛。道光十年诏禁各省种卖，从闽浙总督孙尔准之奏也。十九年复禁，遂与英人开战，而立江宁之约，至今为害。台人谓吸烟者为‘乌烟鬼’，以其与鬼为伍也。”而被人冒名刊登此文章，所以未反驳辩解，原因之一，是那些话虽是恶意的渲染夸张之辞，却也的确源自于自己一时有朋间的谈笑，其二，则已略知此是背后有人想要阻止震东进入报社。这种事情虽是委屈冤枉，但如果撰文笔战起来，怕是只有愈说愈不清楚；况自己年纪已大，而震东方出道，他不愿因自己树大招风，反而害了儿子的前途，于是只是默默忍气吞声。......《台湾民报》方面，既然因那篇文章而闹得满城风雨，林献堂也就不便聘请连震东入社。后来，震东改入了“昭和新报社”为记者。

台湾阿片特许问题文中有抄自相距10年前连横所发表台湾通史中之段落，然其立场与连横一贯主张不同，连横在大陆游记里，赞颂禁止鸦片是人民的福气；又在台湾诗乘中引用李华乌烟鬼之诗作，形容吸鸦片者就像鬼一样，是与鬼为伍。在此前提下，岂有可能忽然在台湾阿片特许问题改变主张，改口称赞吸鸦片者是勤劳进取的人？故学者林文月指出台湾阿片特许问题一文为他人冒用连横名义发表，以阻碍连震东进入报社乙节，实其来有自，并非空穴来风：

“ 当日本人预备禁烟时，连横曾私底下同朋友开玩笑，在漫谈中说：“其实鸦片也有好处，可以治瘴疫（即疟疾），清朝的义勇军长年处于深山密林之中，瘴气弥漫，他们若非抽鸦片烟，怕是早都受了瘴气之毒而死光了。”想不到这些话语，后来辗转传出，就有人冒用他的名，将这些话语再加以渲染，并署上他的名字，在报端刊登出来。虽然无法具体指出冒名写作此文的人名，但其中是颇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的。原来，在连震东由日本学成返乡之际，以家学渊源，颇有意于服务报界，而当时林献堂也极有意思聘请这位年轻有为的后辈入《台湾民报》做记者。这个消息引起该报社某些干部以及老记者的忌妒和恐慌。因为连震东学有专长，中日文俱佳，且是名门出身，有人生怕相形见拙，所以极力阻挠。遂有好事者假连横之名，撰此文投稿于台湾日日新报，以图阻碍连震东进入该报社。 ”

“ 其实，前此，连横也曾经撰文讨论过鸦片烟的问题，态度一向积极公正。例如当他民国元年至杭州时，闻禁烟甚严，犯者处死，所以无人敢抽烟，便批评道：“阿芙蓉流毒久矣，而毅然刷涤，则浙人之福也。”后来在编撰《台湾诗乘》的时候，也在卷三里提及：“阿片烟传入台湾始于荷兰之时，甚后滋盛。道光十年诏禁各省种卖，从闽浙总督孙尔准之奏也。十九年复禁，遂与英人开战，而立江宁之约，至今为害。台人谓吸烟者为‘乌烟鬼’，以其与鬼为伍也。” ”

“ 而被人冒名刊登此文章，所以未反驳辩解，原因之一，是那些话虽是恶意的喧染夸张之辞，却也的确源自于自己一时朋友间的谈笑，其二，则已略知此是背后有人想要阻止连震东进入报社。这种事情虽是委屈冤枉，但如果撰文笔战起来，怕是只有愈说愈不清楚；况自己年纪已大，而连震东方出道，他不愿因自己树大招风，反而害了儿子的前途，于是只得默默忍气吞声。连震东体念父亲的用心，一半是为了自己而受气。不禁悲痛盈胸。不过，他却因而暗自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勤奋努力，好自为之，为慈父争一口气，这样才不致辜负他老人家的心意。《台湾民报》方面，既然因那篇文章而闹得满城风雨，林献堂也就不便聘请连震东入社。后来，连震东改入了“昭和新报社”为记者。儿子能继承衣钵，连横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自己半生为报人，所写所做，一向都是仗义直言，他所期许于连震东的，也是这一原则。 ”

学者郑喜夫认为台湾阿片特许问题其中有连横的论点，例如连横一向反对“直接禁止鸦片”，认为应该“渐禁鸦片”。但郑喜夫认为此篇文章不像是连横写的，论述矛盾、气势不连贯、答非所问、论理错误，举证也有不当之处，与连横之文笔相差甚远，所以不是连横所撰写。可能是有人欲陷害连震东及排挤他所冒名写作，显非连横所撰写：

“ 按此文之笔法，固有类先生所为者，而综观全文，其可疑处亦不少，试举二端：其一、此文首段云：“台湾阿片问题，比月以来，议论沸腾，或以为当行励禁，或以为须再特许，究之皆一偏之论，未能尽其全也。”而末段则云：“今政府既有特许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议而行。其受特许者，苟非体气之大弱，痼疾之瘾愈，自任改除；即旧时之特许者，互相劝勉，冀断其瘾，以促成政府渐禁方针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台湾阿片不禁自禁，岂非持平之道哉！”前者以须再特许及当行厉禁二说皆一偏之论，未得其全，而后者以特许之策可照议而行，且目为持平之道。何所言自相冲突之甚！以先生之明于事理，而长于论说，断断不致为此不通之言。其二、文中述日人渐禁政策一节云：“帝国领有之初，......特许吸食者十六万人，阅今三十余年，仅有二万五千人，使非渐禁之功效，则此三十年间，户口之增加，富力之日进，吸食者当在三十万人以上。”乃其下接云：“则此次再请特许者二万五千人，亦不过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强尔，无大关系，亦不成大问题，又何事议论沸腾哉！”文气不相连贯；而其下“唯今日阿片问题”句以下，至“以供游客之豪饮，而政府无如何也”句止，亦多前言不对后语，牛头不对马嘴之处；他如论理之谬误、举证之不当，比比皆是。足见此文实非先生之手笔。 ”

“ 虽然，此文部分为先生之意见。盖先生谂知吾国禁烟之痛史，自道光年间，立严禁之条，而犯者如故，反不若彼行渐禁之策者，得徐收其效之为愈也。先生与朋辈聚谈，尝为是言。是时先生子震东留日学成返台，林献堂因震东在学时尝向台湾民报投稿，将延为该报记者，而该报社部分干部及记者如谢春木等，嫉震东之中、日文并佳，恨相形之见绌，力为阻挠。遂有好事者，假先生之名，撰此意见书而投诸台湾日日新报，以遂其摒震东于台湾民报社外之目的。（据连震东先生口述。其后震东先生讲先父生平事迹略述，于阻挠其入民报社者仅提及谢春木之名。）台胞方藉鸦片特许问题，义正严词，以与日人奋战，骤见此左袒之文，咸怒不可遏，因未遑深思细研，立加声讨，口诛笔伐，纷至沓来，非特震东不果入台湾民报社，即先生亦几不见容于台胞矣！ ”

诗人皆奉行“创意原则”，每次撰文定采新鲜的词藻，字字经典，仅此一首，鲜有重复采用与曾发表过之文章一模一样文字之举，更甚至颠覆自己先前之主张，更是前所未见，亦与诗人的特性有违。故本文究竟是否为连横之创作，亦或他人为坏其名声之伪作，实不能无疑。观发表此文之刊物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日新报系于公元1898年由日人守屋善兵卫并购台湾新报与台湾日报而成，为台湾日治时期创办，并偏向日本官方立场的报纸，也被称为总督府的“御用报纸]。由此可知，若要于该报上登此篇文章就要经过日籍总编辑同意才行。然以谢春木个人的身份如何在台湾日日新报得以刊登此文呢? 想必是得到了日本人的相助。 所以，日本人在这事件上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日籍总编辑要用连横的名义发表此篇文章的话，连横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办法，因为日本报社根本不会让连横发表相关反驳的文章。再者，根据吴三连及蔡培火著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有记载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出版之初，收到了台湾各界的广大回响，还有很多的邀约包含林献堂的文化协会，到处讲解台湾通史及乙未战争，而多次引来日本警察的关注及遭到举牌制止，甚至差点被捕。连横之著作台湾通史是台湾历史上第一部按通史体例撰修的史书。连横积数十年主力，游历大江南北搜集史料，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写成此书，并于1920年出版。1921 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连横被尊聘为讲师，讲授“台湾通史”等，于全台各地举办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举办巡回讲演、放映电影、开设书局、演出戏剧等，几乎每场讲习会都盛况空前。而连横之著作“台湾通史”，其内容也包含对台湾人民以卵击石、坚贞抵御日侮的历史详情，再加上民众参与讲习会之盛况，引发日本人之不满，甚至遭日本人强迫解散举行到一半的讲习会。由此可见，此篇鸦片特许问题之幕后驱使并不简单，也并不单纯。很明显的是要打击雅堂先生的人格，还有他在文人在诗人界的地位。并且日本人在占领之初，本想拉拢文人及意见领袖，但不是都成功的。因此藉毁坏这些人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才能降低这些人对台湾人思想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出现超乎原本刊登主文的原意，其意根本就不在鸦片，而是毁掉雅堂先生的名声和地位。

文字注解

1.大正10年（民 10，1921），由蒋渭水、林献堂所领导执行之“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于北中两地，举办台湾文化讲习会，雅堂被尊聘为讲师，讲授“台湾通史”等。

2.1921年夏，受到林献堂首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的启蒙运动影响，蒋渭水于是（1921）年 10 月 17 日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该会推由林献堂任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会员有1033人。“台湾文化协会”在章程中，虽揭橥助长台湾文化发达的抽象目标，惟其设立动机及目地则是促进台湾岛民的民族自觉与争取其地位。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主要有发行会报、设置读报社（共13处）、举办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举办巡回讲演、放映电影、开设书局、演出戏剧等，其方法是以都市为中心，然后次第扩至地方村落。当时台湾并无有力的对立势力，全岛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巧妙地与此启蒙运动结合起来，甚至以个人名义公然支持该运动。1925 年可说是“文化协会”讲演会的狂热时代，地方会员每逢有事即邀请干部开讲演会，并动员民众，大鸣爆竹，举行傍若无人的大欢迎会，以壮声势。每次讲演，日本当局均派警察临场监视与记录，倘演讲内容触犯日人的禁忌，则日警即行下令中止演讲。1925 年冬，台北警察署对该地演讲的取缔太严，主持人则大为光火，乃蓄意使王敏川一连讲一个多月，每晚在讲坛上坐着讲论语，一般听众心里亦知此系与警察斗法，故他们虽在凄风冷雨的寒夜，亦准时捧场无误。

3. 台湾文化协会开设各种专题讲习会，属于“通识教育”，讲者都是一时之选，只可惜经常因为言论批评时政，被勒令中止或甚至讲者被拘留。以1923年为例，在台北读报社开讲的有“台湾通史讲习会”讲师连雅堂（9月 11 日至 9 月 24 日）、“通俗法律讲习会”讲师蔡式谷（9月28日至10月13日），但因内容讽刺总督府非法压迫台湾人，以致在中途被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