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献堂
林朝琛（1881年10月22日—1956年9月8日），字献堂，号灌园，台湾雾峰林家出身的政治运动者、作家及政治人物等。他是台湾日治时期台湾议会民主运动者，也是雾峰林家在当时的主要领导者，以及雾峰林家所在地区社会的领导人之一。
| 林献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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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贵族院议员 | |||||||
| 任期 1945年4月3日—1946年7月4日 | |||||||
| 君主 | 昭和天皇 | ||||||
| 继任 | 议席废止 | ||||||
| 选区 | 台湾敕选议员 | ||||||
 台湾省参议会第1届参议员 | |||||||
| 任期 1946年5月1日—1951年12月11日 | |||||||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 | |||||||
| 任期 1949年7月—1950年3月 | |||||||
| 继任 | 黄纯青 |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81年10月22日 大清福建省台湾府彰化县猫罗堡阿罩雾庄 | ||||||
| 逝世 | 1956年9月8日（74岁） 日本东京都杉并区久我山 | ||||||
| 墓地 |  台湾台中市雾峰区雾峰林家花园 | ||||||
| 国籍 | 大清（1881年－1895年） 大日本帝国（1895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1956年） | ||||||
| 政党 | 无党籍 | ||||||
| 配偶 | 杨水心（1898年结婚） | ||||||
| 儿女 | 林攀龙等4位 | ||||||
| 父母 | 林文钦（父） | ||||||
| 亲属 | 雾峰林家 | ||||||
| 职业 | 政治运动者、作家 | ||||||
| 知名于 |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 ||||||
| 汉语名称 | |||||||
| 繁体字 | 林獻堂 | ||||||
| 简化字 | 林献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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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社会政治运动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也长年致力于台湾地方自治之推行。战后，他因政治立场与中华民国政府不合，反对三七五减租及征收余粮等政策等，受到了大量来自政府的政治压力而避居，最终于日本过世。[1]
早年时期
编辑他出身望族雾峰林家，诞生于阿罩雾（今台中市雾峰区），为雾峰林家顶厝支系中5位堂兄弟（纪、烈、献、澄、阶）的老三，因此又被人称“阿罩雾三少爷”。[2]父亲林文钦原是清末秀才，献堂与板桥林家的林熊征同辈。7岁时，林献堂于自家开设的家塾蓉镜斋接受汉学教育。1893年，父亲林文钦中恩科举人，筑莱园于雾峰，娱养罗太夫人，林献堂(11岁)就读于莱园。
1895年，林献堂14岁时，台湾依《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在祖母罗太夫人的命令下，林献堂携带家族迁往泉州避难，不过一年后[来源请求]又决定返台，以治产业。
1898年，林献堂(18岁)与杨水心夫人结婚。1899年（明治32年），专心于外销樟脑的父亲林文钦于香港病逝。林献堂于19岁时接掌家庭事业，之后台湾总督府为拉拢他，委任他担任雾峰参事、区长（1902年），并于1905年授予绅章，同年出任台湾制麻株式会社取缔役（相当于董事）。
青年时期
编辑
与梁启超会面
编辑- 1907年于奈良旅行时与清末维新运动要角梁启超会面。林献堂向梁请教台湾自治之道，梁启超衡量当代中日政经情势，直言清朝在今后三十年内断无法帮助台湾达成自治之目标，但是梁以爱尔兰争取自治的过程来启发林献堂，鼓励林献堂以非武力运动模式对抗的新方向。
- 1910年加入栎社。
成立台中中学校(台中一中前身)
编辑- 1913年林献堂与其雾峰林家同辈兄弟林纪堂、林烈堂等人，联合台湾北、中部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表达台湾人出钱成立台中中学校的意愿，两年后（1915年5月）台中中学校（今台中一中）成立，有知名外甥李白滨前来就读。后又在雾峰创办莱园中学(今明台高中)。
新民会
编辑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编辑- 1921年（大正10年）1月起林献堂等人开始向帝国议会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要求设立台湾议会，展开长达14年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3]。
《台湾总督田健治郎日记》显示田总督原本待林献堂甚佳，但从林献堂开始带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后，田的态度丕变，视林献堂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4][5]
台湾文化协会时期
编辑- 1921年（大正10年）10月，与蒋渭水在台北大稻埕静修女子学校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仿效国民党的制度，推举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林幼春等人为常务理事。
- 为了激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台湾文化协会于1923年（大正12年）以《台湾民报》作为宣传工具，林献堂担任台湾民报社长。
- 除此之外，为了打破在台日本人及御用绅士垄断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业的状况，林献堂、吴子瑜等人花了2年筹设大东信托株式会社（1926年12月30日在台中市吴子瑜家中创立总会，1927年2月21日在台中市荣町旧商工银行事务所（今继光街与民族路口）开办业务，1947年因陈炘死于二二八事件，因此并入华南银行），林献堂出任董事长，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炘担任总经理，而吴子瑜为重要股东。
- 台湾文化协会于1927年（昭和2年）1月内部左右派分裂，转向由左派控制，林献堂也退出台湾文化协会。[6]
- 由于文协的核心精神在于“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因此除了在政治与社会制度上的运动推行，林献堂、杨肇嘉、张星建等人至1930年代之间，亦是台湾美术的重要协力与赞助者，台湾艺术家如颜水龙、郭雪湖、杨佐三郎、李石樵、陈澄波、廖继春、郭柏川等，皆可从《灌园先生日记》当中发现林献堂等人对台湾艺术家的支持与赞助，不仅买画、金钱捐助，更是出席如赤岛社展览会、台湾美术展览会、台阳美术展览会等艺文活动。
中年时期
编辑环游世界378天（1927年5月15日至1928年11月8日）
编辑林献堂出发前，为亲自体验、寻找前人走过的游览点，已读过康有为《意大利游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与《欧游心影录》，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黄朝琴〈游美日记〉，以便琢磨游记的写作技巧。
- 1927年5月15日，47岁的林献堂与其二儿子林犹龙搭乘“凤山丸”从基隆出发，林犹龙刚从东京商科学校（今一桥大学）毕业，新婚不久。送行的亲友有堂哥林澄堂、弟弟林阶堂等人。途径厦门，到达香港，5月21日换搭欧洲航线“鹿岛丸”，林献堂搭一等舱，票价92英镑（将近日币1000元）。“鹿岛丸”行经香港、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也门。
- 1927年6月14日，汽船抵达非洲埃及、苏伊士，林献堂父子前往埃及金字塔、人面狮像参观。
- 1927年6月20日，抵达欧洲法国之马赛。林献堂的大儿子林攀龙当时正在牛津大学就读，特地来马赛港和他们会合，加入旅程，一起前往巴黎等地参访。不过在林献堂带着二儿子前往美国时，必须继续完成学业的林攀龙为父弟送行。
- 1928年8月28日，以〈环球一周游记〉开始于《台湾民报》连载，共刊载152回。
《台湾新民报》
编辑林献堂环游世界回国后，加入蒋渭水、蔡培火等人组成的台湾民众党。1930年（昭和5年）3月29日，《台湾民报》增资改组，并易名为《台湾新民报》，林献堂膺选为社长。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编辑1930年（昭和5年）8月17日，林献堂与蔡培火等人成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于台中，主张确立民主主义，采取合法手段，以争取政治自由与地方自治，出席者达227人，并推林献堂、土屋达太郎为顾问，随即于全岛24个地方巡回演讲“施行地方自治”一议题。但是自治联盟常遭到民众党及左翼阵营的批评及抵制，民众党并做出禁止党员加入自治联盟的决议，蔡培火、陈逢源等跨党份子都遭除名，林献堂也愤而脱离台湾民众党。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是总督府最能接受的社会运动团体，1931年（昭和6年），日本殖民政府大举镇压台湾的政治、社会团体，无论台湾民众党（1927-1931）、新文协（1927-1931）、台湾共产党（1928-1931）、台湾农民组合等组织皆被查禁，唯独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还能正常运作。
雾峰一新会
编辑1932年至1936年雾峰林家在雾峰重要的“社区总体营造”活动，除了在林献堂日记中留下丰富的史料外，也出版了一些一新会的资料（可参考许雪姬、周婉窈等相关作品）。
祖国支那事件
编辑1936年3月，林献堂参加华南考察团前往厦门、上海等地游历。林在上海对华侨团体致词时，有“此番归来祖国视察”等语，为日本间谍报告给台湾军司令部，5月《台湾日日新报》报导此事，对林大加抨击。台湾军参谋长荻洲立兵便意图以羞辱林献堂来警告台湾人。于是当6月17日林献堂应台中州知事之邀参加始政纪念会时，荻洲立兵便唆使右翼团体生产党的浪人卖间善兵卫当众掌掴林献堂，骂道：“为什么你在上海清国奴欢迎你的席上，说回到了祖国？”，此即“祖国支那事件”。该事件使得林献堂与杨肇嘉避走东京。
林献堂在1939年6月的日记中写到，曾有内地日本人得知卖间触犯“横领”（侵吞罪），询问林献堂是否要借此报复，林献堂则答以他与卖间素无仇恨，卖间不过受人嗾使，林献堂一笑以谢之，从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林献堂本人的道德情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编辑-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召开第四次全岛大会后，便自行宣布解散。
- 战争时期，林献堂分别出任台湾总督府评议会(1941)、大屯郡事务长(1944)、贵族院敕选议员(1945)。
- 1937年5月18日至1938年12月11日之间，林献堂曾与家族成员旅居日本，并在其所著的灌园先生日记当中表示原因，第一是因头眩欲静养之故，第二是因祖国事件问题被台日之恶宣传，使人误解甚深，在台湾不免特别受到注意。
- 1939年间，因台湾米谷统制政策、台湾米谷输出管理法案即将施行，林献堂曾在其日记当中多次提及对此政策的担忧，担心米价减少，税金增加将影响农民收入生计。[7]
- 1944年，战争期间林献堂被请托担任皇民奉公会组织大屯郡支会的事务长，这使其在战争期间尾端，疲于各类支会主催的会议、活动与公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编辑
- 1945年，林献堂代表台湾人民参加南京受降式观礼，却为日本第十方面军参谋谏山春树所骗而没有出现。原本林献堂、罗万伡、林呈禄、陈炘、蔡培火、苏维梁等六位台湾仕绅奉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之命要参加受降式，在8月31日从台湾飞抵上海，9月8日到达南京，准备第二天参加受降典礼，但临时接到日本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的通知说，不必参加典礼，而林献堂竟然没有争取，造成遗憾。次日，何应钦询问林献堂为何没有参加，随后将受降书让林献堂看，并带其参观受降场地并描述当日情况。[8]
- 1946年5月，林献堂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之后又担任台湾省通志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主任委员（今台湾文献馆的前身）馆长。
- 1946年10月下旬，蒋中正来台巡查，于24、25日到达中部时24日下午林献堂与之会面。 [9]
- 1947年2月，出任彰化银行首任董事长，负责接收与改组工作。月底，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时，担任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遭受冲击，林献堂将严家淦带到雾峰林家大宅中躲避，以性命担保，保护他的安全。在事件中，林献堂也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中地区时局处委会负责人。事件过后，林献堂曾被国民政府列名为“台省汉奸”，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虽然1945年二战结束后，林献堂一度积极参政并担任台湾省议会参议员[10]，但旋即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时，眼见国民政府接收人员腐败酿成民变，朋友遭到逮捕遇害，使他内心受到创伤，对祖国“中国”深感失望[11]；加上当局的土地政策对其家业的打击[12][13]，故而远走他乡，到日本休养。至死不回台湾。
逝世
编辑- 1949年9月，林献堂以治疗头部晕眩为由，离开台湾，寓居日本，留下了伤感的诗句：“异国江山堪小住，故园花草有谁怜。”
- 1955年，蔡培火奉国民政府之命劝说返台，林献堂告之不归的理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曾受先圣人之教训，岂敢忘之也。台湾者，危邦、乱邦也，岂可入乎，居乎。非仅危乱而已，概无法律，一任蒋氏之生杀与夺；我若归去，无异笼中之鸡也。” [14]
- 1956年9月8日，林献堂病逝于东京杉并区久我山寓所“潜园”[15]，享寿74岁，之后遗体运回台湾，于9月21日在台北开南商工职校之灵堂举行公祭，公祭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严家淦、副主委黄朝琴及杨肇嘉，委员张道藩、黄国书、郑彦棻、蒋渭川、连震东、谢东闵等。副总统陈诚以下官员多人均到场行礼致祭。再由其夫人、两子及杨肇嘉护送下移回台中雾峰安葬。[16]
家庭
编辑1898年，林献堂与杨水心夫人结婚，育有三子（林攀龙、林犹龙、林云龙）一女（林关关）。
- 林攀龙（1901年5月2日-1983年1月16日）：1922年3月在熊本市日本基督教会受洗，返台后加入雾峰教会，后来成为长老。1925年3月自东京帝大毕业，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宗教与哲学。1928年11月4日学成归抵台湾。1930年3月5日，再度赴欧洲留学，转学德国慕尼黑大学主修哲学、文学，1932年2月2日学成返台。1935年4月2日，林攀龙娶曾珠如为妻，有一位嗣子林博正。
- 林关关（1906年1月23日-1997年）：1924年3月自东京淑德高等女学校肄业二年后返台，四月插班入台南长老教女学校（今长荣女中前身）三年级，1926年卒业。1930年1月3日，与高金声牧师的儿子高天成医师结婚。婚后随夫婿先在台南盐水行医两年多，期间高医师曾当选为盐水基督长老教会长老。再赴日本，先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1938年荣获帝大细菌学医学博士；她也在东京日本女子大学进修二年肄业。1948年夫妇返台定居，次年高应台湾大学傅斯年校长之聘，任台大医院教授兼外科主任，1953年晋升为台大医院院长。1964年8月13日，高天成因积劳成疾，享寿61岁。高夫人于1997年逝世，享寿92岁。
- 林云龙（1908年8月14日-1959年2月）：1924年入法政大学预科，1930年毕业于该校政治科。返台后于入新民报社为政治部记者，四年后辞职，旋被任命为雾峰庄长，四年任满，卸任后仍回台湾新民报社，任营业局长。战后曾任省议员，南华化工公司董事长，台湾炼铁公司董事长，并被举为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民四十七年为彰化银行公股董事。翌年二月因脑溢血逝世，年五十三。
1947年，林献堂外遇，照顾其孙林博正的佣人杨秀玉为他生下一子。在杨水心得知后，林献堂于1948年与杨秀玉达成和解，支付补偿金，杨秀玉与其子离开林家[17]。
著作
编辑
林献堂著作以1927年文协分裂时，以到欧美游历时留下的日记而编辑成的《环球游记》最为脍炙人口。林献堂留下自1927年至1954年的《灌园先生日记》（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出版），为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献之一。
后世评价
编辑和林献堂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举隅
编辑（按照作者姓氏威妥玛拼音顺序排列）
- 张惠珍. 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 台湾文学学报. No. 6. 2005: 89–120.
- 张炎宪引言. 林獻堂對民族運動的貢獻. 台湾文献 50. No. 4. 1999: 95.
- 张怡敏. 日治時代台灣地主資本累積之研究：以霧峰林澄堂系為個案 (国立政治大学地政学系博士论文). 2001.
- 张正昌. 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 台北: 益群书店. 1981.
- 周婉窈，1989，日治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
- 锺美芳，1986，日据时代栎社之研究。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朱珮琪， 2000，台湾日治时期菁英教育的摇篮：以台中一中为例。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洪德青，2015，华府跫音：排湾族与国务院、林献堂与樱花考、大使馆与党外圈，你所不知道的60个台美故事。台北：猫头鹰出版社。
- 徐千惠，2002，日治时期台人旅外游记析论：以李春生、连横、林献堂、吴浊流游记为分析场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 许雪姬，1998，林献堂著“环球游记”研究。台湾文献 49，no. 2：1-33。
- 许雪姬，1999a，皇民奉公会的研究：以林献堂的参与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no. 31：167-211。
- 许雪姬，1999b，林献堂先生与台湾社会活动：以雾峰一新会为中心。台湾文献 50，no. 4：100-108。
- 许雪姬， 2002，反抗与屈从：林献堂府评议员的任命与辞任。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no. 19：259-96。
- 黄富三，2004，林献堂传。南投县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 黄裕元，2000，论人物研究与民族观：以林献堂之“民族思想”为例。史汇，no. 4：95-116。
- 若林正丈著，何义麟等译， 2007，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台北：播种者出版公司。
- 赖西安（李潼），1978，台湾民族运动倡导者：林献堂传。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 李潼，1999，阿罩雾三少爷。台北：圆神出版社。
- 廖振富，1996，栎社三家诗研究：林痴仙、林幼春、林献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
- 廖振富，1999，反战与反皇民化的呼声：日治末期的林献堂诗。台湾文献 50，no. 4：61-77。
- 廖振富，2016，追寻时代：领航者林献堂。台北：远景。
- 台湾省咨议会编著，2001，台湾省参议会、临时省议会暨省议会时期史料汇编计划：林献堂先生史料汇编，黄正义计划主持。台中县雾峰乡：台湾省咨议会。
- 天下杂志影视中心制作，1999，为台湾筑梦的人，林献堂（1881-1956）：力争台湾人尊严（VHS）。台北：天下杂志。
- 伊藤干彦，2005，日治时代后期台湾政治思想之研究：析论台湾抗日运动者的抗日思想。台北：鸿儒堂出版社。
相关条目
编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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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闻获（天皇）同意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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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博正主讲，林兰芳记录. 說我霧峰林家--日治時期臺灣地方社會變遷演講系列之二 (PDF): 23–24. 2004-10-0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05-12-17）.
- ^ 林献堂. 灌園先生日記 廿七: 一九五五年. 1955-10-24.
- ^ 林承俊.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 上善人文基金会. 2021. ISBN 9789860603309.
- ^ 台灣耆宿林獻堂先生身後哀榮. 典藏台湾.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08）.
- ^ 李毓岚〈丈夫日记中的妻子与情人――以杨水心、林玉盏、李招治为例〉，发表于《兴大人文学报》第65期，2020年9月。页87-126。
- ^ 若林正丈. 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播种者文化. 2007: 172. ISBN 9789576966248.
书籍
编辑- 黄富三. 《林獻堂傳》.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4-11.
论文
编辑- 顾敏耀. 〈台灣古典詩與二二八事件——以林獻堂、曾今可及其步韻詩為主要研究對象〉. 《台湾古典文学系谱的多元考掘与脉络重构》 (桃园: 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 2010.
外部链接
编辑
- 林献堂博物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戴宝村：林献堂与近代台湾民主运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台湾省咨议会：林献堂[失效链接]
- 黄富三，战后初期在日台湾人的政治活动 ―林献堂与廖文毅之比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日本交流协会, 2004
| 前任： 林祖密 |
雾峰林家 家长 |
后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