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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U-2击坠事件

1960年U-2击坠事件发生在冷战期间的1960年5月1日，一架美国洛克希德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最初以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否认该机制造目的以及该趟任务性质，但当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向外界展示被俘机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和U-2侦察机残骸（整体架构尚存）时，美方终于承认该机进行了秘密的间谍活动。由于两个礼拜后，东西方首脑将会于巴黎举行四国首脑会谈，这件事让美方极为尴尬，也使美苏关系降到冷战以来的低点。[2]

1960年U-2击坠事件
冷战的一部分

与被击落同型号之U-2侦察机
日期1960年5月1日
地点
 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阿拉米尔附近[1]
结果
  • 美苏关系降到冷战以来的低点
  • 加利·鲍尔斯被控间谍罪成立入狱
  • 于巴黎召开的四国首脑东西会谈以失败的结果收场
  • 美国加快对间谍卫星科罗娜计划的研发速度
  • 苏联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恶化
参战方
 美国
 苏联
伤亡与损失

1名飞行员被俘虏

1架U-2侦查机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所驾的U-2侦察机部分残骸，现存于莫斯科的中央军事博物馆内。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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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次击坠事件同型的洛克希德U-2侦察机，该型机亦有蛟龙夫人（Dragon Lady）的外号。
 
与此次击坠事件同型的两架S-75导弹防空导弹。

1957年7月，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拜托巴基斯坦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允许美国于巴基斯坦境内建设秘密情报机构的据点，以及能供U-2侦察机起降的基地。最后该案决定于距白沙瓦市区16公里远处建设白沙瓦空军基地（英语：Peshawar Air Station），整个建筑由美国国家安全局管辖，内并有一架巨大的通讯消息拦截器。对于美国来说该基地的位置极为优良，因为它十分靠近苏联与中亚的边界处，使美国情报部队能监视苏联的导弹测试措施、基础设施以及拦截其相互联络的机密电报等。而U-2侦察机也被允许自巴基斯坦空军白沙瓦机场（英语：PAF Base Peshawar）起飞，透过“高空间谍行动”获得重要情报。这同时也是在以卫星监测苏联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这些行动明显违背了国际法或相关航空法，但由于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当时在军事技术上仍不成熟，只有防空导弹能到达U-2侦察机所在的高空，而战斗机难以进入如此的高空拦截。面对难以击坠的U-2侦察机，苏联已对这种只能“悄悄地”以雷达监控的侮辱忍耐许久。然而在击坠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美国空军发现U-2侦察机的高空优势逐渐丧失。苏联国土防空军逐渐投入更加先进的雷达、面对空导弹等，导致U-2侦察机在高空没有绝对的优势。在得知此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定减少U-2侦察机对苏联的侦测，而且在出任务前往往会临时改变任务计划，以扰乱苏联的追踪。

1960年4月9日，一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下辖的U-2C侦察机跨南部国界，侦察苏联位在帕米尔高原周遭的重要军事设施核武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STS）、部署有Tu-95长程战略轰炸机的多隆空军基地（英语：Dolon (air base)）、由苏联防空军下辖的面对空导弹试验场以及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4时47分时苏联防空军发现该机，但此时这架U-2C已在苏联的边境飞行超过250公里。尽管苏联军队马上派遣数批次的米格-19战斗机和Su-9拦截机试图于航程中拦截，但都失败。最后该飞机离开自苏联西北方领空离去，并于11时32分成功降落至一座简易机场。很显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次侦察行动十分成功；并决定在苏联消极的外交反应下，于4月29日改派遣另一架U-2侦察机于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起飞再次侦察。[3][4][5]该项任务计划U-2侦察机由南往北飞越苏联的领空，并沿路进行侦照，但这次任务航行也成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最后一次批准的侦照计划。

事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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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所驾U-2侦察机的“GRAND SLAM”飞行计划，1960年5月时在《Text of Indictment on Spy Pilot Powers》中被揭露。

4月28日，由飞行员格伦·唐娜薇所驾驶的洛克希德358号U-2C侦察机，自位在土耳其的因切尔利克空军基地出发前往位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空军基地，而任务当天所使用的航空燃油也早在前一天透过美国空军的C-124运输机运抵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空军基地。而驾驶组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与备用机组人员鲍伯·埃里克松则随后搭乘C-130运输机前往白沙瓦空军基地。4月29日上午，于白沙瓦空军基地等待的机组人员知悉任务因故延迟一天。于是鲍伯·埃里克松将原本的358号U-2C侦察机驶回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改由约翰·薛恩自因斯里克空军基地驾驶另外一架360号U-2C侦察机到白沙瓦空军基地。4月30日，因天候不佳，前往苏联国境的任务又延迟一天。[5]

1960年5月1日（巴黎四国首脑东西会谈举行前第15天），天气开始转好。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360号U-2C侦察机自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升空，任务代号为“GRAND SLAM”。在该侦察计划中，加利·鲍尔斯将会飞越苏联领空，并陆续拍摄叶卡捷琳堡与普列谢茨克附近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基地及周遭地区，最后在挪威的博德机场降落；其中任务路途中除了自土耳其飞往出发地外，只会进入两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领空。苏联防空部队自中亚哈萨克、西伯利亚开始，持续发布红色警报并传达到苏联北部，并不断对U-2C侦察机进行雷达追踪。

最后苏联空军高层决定拦截该架飞机，苏联首先派出一架转场路过此地的Su-9拦截机试图拦截。但由于U-2C侦察机极高的飞行高度（70,000英尺（21,000米）），逼使该机不得已采未携带弹药的方式试图达到高度，企图以撞击的方式拦截侦察机，但仍因飞行员未能发现目标而失败；[3]随后U-2C侦察机进入地空导弹防区，地空导弹部队第一轮发射的14枚S-75防空导弹，[5]其中一枚成功于杰格佳尔斯克处击伤了加利·鲍尔斯的U-2C侦察机，并迫使他跳伞逃生。[6]在准备于可直接呼吸的高空使用降落伞时，加利·鲍尔斯一度无法顺利拔断他与机体连接的氧气管，他一直尝试多次才成功跳伞，此时飞机早已因失速出现了尾旋。在成功跳伞后不久，另一枚导弹直接击中U-2，如果此时加利·鲍尔斯仍在机舱内必然会丧命。

尽管在他手上有一枚于训练时拿到的改造过1美元硬币，内含具神经毒素的刺针以用来自杀，但加利·鲍尔斯最后并没使用到它；同时，他也没依规定引爆机舱内小量的炸药将飞机炸毁，这最后也成为其在苏联领空侦查的重要证据。[7]在他跳伞并降落至苏联土地不久，一度被误认为是苏联空军的飞行员，但农民发现这位外国人不会说俄语，马上被识破并遭到逮捕；[3]而鲍尔斯的座机则严重受损，最后于叶卡捷琳堡附近坠毁，但由于地空导弹部队未能及时确认U-2是否被击中，又发射了多枚防空导弹，在击毁超过30分钟后他们才停止红色警戒状态。[3]同时，由于当时苏联不同部队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极弱，防空军拦截机的地面引导指挥员亦没有获知该区域有地空导弹正在执行防空作战任务的消息，仍然命令两架米格-19P战斗机战斗机继续追踪U-2；而这两架的敌我识别器又因国际劳动节，并没遵照每月第一天更改敌我辨识代码的规定。[8]结果，在后来持续发射的防空导弹中有一发误击了其中一架米格-19P战斗机 ，飞行员当场牺牲。[5][9]而根据1976年9月驾驶着米格-25战斗机降落日本北海道函馆的苏联飞行员维克托·贝仑科忆述，当时有另外一架监视鲍尔斯座机的苏联战机亦被另一枚防空导弹击中[9]。

苏联随后于残骸中找寻侦察机所拍摄的底片，并仔细研究美国透过它可能获得的情报。其中在被击坠前，该机曾成功拍摄位在奥焦尔斯克钚生产设施。[10]苏联推断美国企图透过设施内的冷却系统旁的植物及其数量，换算制造时会产生的能量，从而推出苏联可能拥有的钚数量。换言之，美国能借此确定苏联有多少核武器仍在生产。[11]而一份报告指出该架U-2C侦察机之所以遭击坠，是因为苏联为这高敏感区域设置大量防空导弹及防空炮塔的缘故。此外，在乌拉山脉一旁的工业地区，苏联也架设庞大的防空网以击毁“好奇的”美国侦察机。

美国的掩饰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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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漆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机体颜色和虚构飞机序号的U-2侦察机，摄于1960年5月6日爱德华空军基地。
 
位于国家密码学博物馆（英语：National Cryptologic Museum）展示的U-2残骸。

在身为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加利·鲍尔斯于5月1日前往苏联执行任务但反遭击坠，其人失去联络超过4天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一份非常详细的新闻稿，内容中提到一架U-2在进行有关天气研究的资料搜集时，在土耳其北部偏离方向并“失去踪迹”。[12]新闻稿中他们推断驾驶员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但自动驾驶仍在运作，甚至还谎称：“驾驶员在紧急频道上表示遇到了氧气供应问题。”为了令事件更让人信服，1960年5月6日一架U-2侦察机被涂装成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机体颜色，并于爱德华空军基地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发总部前，向传播媒体展示。尽管国家航空航天局一直宣称U-2是为了高空气象研究而设计的，但当时已有些观察家怀疑该项声明。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得知事件后，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各国宣布其击落了一架间谍机，并故意没有提到飞行员的任何事情。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早认为驾驶员已经死亡，于是立刻发表声明指苏联所宣称的间谍机实际上是一架“天气调查飞机”，驾驶员在飞越土耳其时透过无线电说“氧气系统供应出现了问题”，随后因为昏迷而误入了苏联领空。白宫指认这两架为同一架飞机，并宣称美方“绝对没有故意侵犯苏联的领空，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曾有过”。为此，美方还把所有U-2紧急停飞，进行了“氧气系统问题”的检查。

在美国掉入苏联的陷阱后，5月7日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表了一个惊人言论：

不单只是鲍尔斯生还，飞机残骸也基本上十分完好。苏联军方更成功寻回侦照的照相机，并将加利·鲍尔斯所摄的底片冲洗出来。随着这些东西能证明该架飞机的确为侦查机的事证曝光，导致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蒙受屈辱，而也使协助“隐瞒”的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尴尬。[14]而鲍尔斯的求生包（英语：Survival kit）也被寻回，其中包括价值7,500卢布的货币和一些女性首饰。到了今日，大部分飞机残骸和求生包中的一些物品都在莫斯科的中央军事博物馆展出。而有少部分的遗物回到了美国，于国家密码学博物馆（英语：National Cryptologic Museum）展示。[15]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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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苏联最高军事法院对加利·鲍尔斯案的判决书》

之后由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英国首相麦美伦以及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于巴黎召开的四国首脑东西会谈，最后以失败的结果收场。这其中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这件事情道歉的要求，于是赫鲁晓夫在5月16日先行离开会谈会场。

5月23日，苏联要求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控诉美国对其所做的事情。[16]该次会议持续了四天，除了对U-2侦察机进入苏联领空侦照外，双方也互相指控对方派遣间谍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并互相指责在巴黎会谈时的态度及政策失败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在此时提出了开放天空的提案，[17][18][19]在美国及亲美国家的强力推动下，最后苏联代表团以一票反对之差通过该项议案。[20]不过，另外一项简易的议案谴责了美国闯入苏联领空，并禁止其持续该行为的议案也被通过。[21]

1960年8月19日，加利·鲍尔斯于苏联军事法院被控间谍罪成立，判入狱3年及苦役7年。其中，他在法院上的辩护词令苏联官员印象深刻，他向诸位苏联高层说：“法官，我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敌人。”他在服刑了一年又九个月后，在1962年2月10日苏联决定用他来交换另一位在美国纽约因间谍罪而被捕的克格勃上校鲁道夫·阿贝尔。[12]最后双方于连接西柏林和东德的波茨坦处一座大桥交换俘虏，随后搭机回到美国。[22]此时柏林墙已建造半年左右，而东德和西柏林两者愈来愈孤立。

U-2击坠事件也意味着高空侦察已不可行，因为连U-2侦查机都可能被防空导弹击坠，美国决定加快对间谍卫星科罗娜计划的研发速度。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决定请洛克希德公司开发具3倍马赫的超音速侦察机——A-12侦察机，以取代U-2侦察机，而这也成了SR-71黑鸟式侦察机和D-21无人侦察机的开端。

U-2击坠事件也严重损害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并恶化了苏联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甚至，苏联开始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量交流，透过军事援助反击亲美的巴基斯坦，使身为南亚第二大国的巴基斯坦备受印度的威胁。为了巩固自身于巴基斯坦的地位，身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总长的哈立德·马赫穆德·阿里夫（英语：Khalid Mahmud Arif）在谈到这一事件说：“巴基斯坦感到她被美国欺骗，因为美国一直在巴基斯坦的领土，暗中进行这些秘密的间谍行动。”[23]最后美国于1970年1月7日关闭在巴基斯坦的情报据点。

围绕击落产生了一系列的版本，最离奇的编造是关于一名苏联间谍潜入U-2飞机上用一根带有磁性的螺丝钉替换了高度表上的一颗，使鲍威尔误认为到了安全的7万尺高空。据一名为西方服务的格鲁乌间谍潘科夫斯基声称一共发射了14枚导弹击落U-2[24]。据2010年CIA的解密文件，有很长期时间上美国高层都不相信鲍威尔的飞行回忆，认为他是叛逃者，原因在于NASA提供的监测报告显示U-2飞机最后的飞行是从65,000英尺（20,000米）降到了34,000英尺（10,000米）。现在有力的解释是雷达显示的是一颗SA-2击中的谢尔盖·萨福罗诺夫中尉驾驶并打算撞击U-2的米格-19，谢尔盖·萨福罗诺夫本人后来不治身亡被追绶红旗勋章[25]。1996年一名名叫伊戈尔·门秋科夫的飞行员声称他驾驶一架改造后去除武器的苏-9用尾流干扰了U-2使它坠落，他说如果被导弹击中U-2的飞行员是不可能生还。[26] 2000年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之子）写书称门秋科夫根本没有撞中U-2，第一颗导弹在U-2近处爆炸从而撕裂了尾翼使得飞行员得以跳伞[27]。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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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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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Samoylov, Boris, Загадка первомая 1960 года – часть I [Riddle of May Day 1960 – Part I],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Military-Industrial Courier, VPK) (4 (421)), 2012-02-01, (4 (421)) [2013-05-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5） （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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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Schwartz, Stephen I. (1998). Atomic Audit: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0.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 679. ISBN 978-0-8157-7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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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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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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