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鎮反

二月鎮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年2月發生於四川省成都市的一起政治事件，並最終導致李井泉及成都軍區捲入文化大革命。

背景

1967年1月29日，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為主的造反派衝擊成都市公安局，砸抄辦公室，搶走文件檔案資料及槍支彈藥等，並扣押公安局局長等21名幹警。1月30日晨，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協助公安局搜捕了之前搶劫公安局的為首分子宋本立、黃全章等13人，查獲了被搶走的物資。

經過

1月30日當晚，約2萬多人在人民南路廣場聚集抗議公安局捕獲罪犯。2月1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在成都散發傳單說「成都市公安局1月30日收繳『1·29』事件中被搶劫物品，是市公安局、成都軍區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罪惡陰謀」；煽動群眾將鬥爭矛頭指向成都軍區。成都地區的軍內「造反組織」對地方「造反派」衝擊市公安局的行動表示聲援，並對軍區鎮壓「造反派」提出抗議。2月11日，成都軍區逮捕了軍內「造反派」50餘人。當天下午至18日，「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等群眾組織，散發傳單，召開大會，遊行示威。

2月18日凌晨，成都軍區廣播了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17日批發的《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團同志們的信》。信中肯定了軍區派出部隊協助公安機關捕捉搶劫成都市公安局幾名首犯，對嚴重違反中央軍委命令的少數軍內人員採取措施是完全正確的。警告「造反派」，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繼續煽動群眾把鬥爭矛頭指向軍隊，衝擊軍區機關，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他們全部負責。下午，成都軍區派出直升飛機在成都地區散發了這封信。圍困軍區的「造反派」開始撤離。2月28日，四川省公安廳發出《關于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布告，並開始在全省各地逮捕「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分子。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發布緊急通告，取締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八二六戰鬥團」、「紅衛兵團」、「川棉戰鬥團」。成都地區抓了3.3萬多人，取締「造反組織」1100多個。

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4月6日，中央軍委發布《十條命令》，規定不准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加以取締，對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概不追究。成都地區停止「鎮反」並陸續釋放被捕人員，被取締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等造反組織重新恢復活動。「二月鎮反」被當做「二月逆流」在四川的具體表現而被徹底否定。

影響

二月鎮反被否定後，「造反派」組織很快恢復活動，與支持「二月鎮」的「保守派」組織「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簡稱「產業軍」）的矛盾迅速激化。雙方不斷發生摩擦，很快升級為武裝械鬥。從5月開始，大規模武鬥事件開始出現。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簡稱「紅十條」）下達後，以「產業軍」為核心的「保守組織」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瓦解。此後，成都地區的「造反派」組織分為「紅成」和「八二六」兩大派。與「紅成」派觀點相同的工人群眾組織主要有以東郊工業區大型工廠工人為主的「紅衛兵」；與「八二六」派觀點相同的工人群眾組織有「造反兵團」和「紅衛軍團」等。1967年6月以後，兩大派衝突日趨激烈，最終發展為之後持續時間長達1年的武鬥。

原中共宜賓地委第二書記劉結挺和其妻原中共宜賓市委第一書記張西挺，因在職期間違法亂紀而被開除黨籍。1966年6月，二人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之機，潛往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告狀。10月，串通北京來成都的紅衛兵，再次潛赴北京，通過王力與康生、江青取得聯繫。1967年3月，康、江為劉、張「張目平反」，安插在僅由4人組成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內。1967年5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新任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為組長，新任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劉結挺為副組長，張西挺為成員。《決定》給李井泉等戴了「走資派」的帽子，說他們把四川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給群眾組織「產業軍」戴了「保守組織」的帽子。《決定》不僅否定一大批幹部，也壓制了許多群眾。劉、張不僅進入領導核心，還分別兼任省革籌辦事組組長、政工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