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權 (國軍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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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早年生涯
編輯1899年9月13日，張權生於直隸省武強縣張家莊一個貧窮農民家庭。14歲考入保定的直隸省立第七中學。中學畢業後，考入陸軍第一預備學校。18歲時，張權進入保定軍官學校炮科第八期學習，成績優異，未畢業便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學校炮科第13期學習。1922年，畢業回到中國。不久，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十九師副師長。[1][2]
抗日戰爭
編輯抗日戰爭爆發後，張權出任第一戰區河南省少將警備副司令、代理司令兼少將游擊司令。部隊常化整為零，同日軍日夜周旋。民國27年（1938年）5月，張權奉命來到湖南省湘潭縣創建裝甲部隊，任少將團長。民國28年（1939年），升任陸軍戰車防禦炮教導總隊中將總隊長。張權被譽為中國機械化反裝甲兵種創始人。他曾率該部在滇緬會戰中屢創日軍，其中在滇緬會戰臘戍戰役中，張權所轄的戰車防禦炮教導總隊配合陸軍作戰，一天內擊毀日軍坦克40多輛。[1][2]
抗日戰爭時期，張權部隊總部駐四川省壁山縣，離重慶周公館中共中央南方局很近。中共中央南方局知道張權長期以來傾向中共，周恩來便親自通過張治中將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王亞文介紹給張權。民國30年（1941年），中國共產黨黨員王亞文奉派來到戰車防禦炮教導總隊任上校秘書。此後，張權多次來到重慶周公館，會見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張權曾對王亞文說：「北伐時我曾以師事祖涵公林伯渠。現在，周、董二位對我的指點使我受益匪淺。願和他們常談心。」[1][2]
張權和王亞文的關係日益親密，也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認為中國非實行馬列主義不可。張權曾對董必武說：「救國要靠共產黨，做人要做共產黨那樣的人，抗日就要跟着共產黨走。」不久，張權向中共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經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周恩來、董必武等研究，認為：「張權不入黨起的作用更大，對工作更加有利。」並且要王亞文向張權解釋，以中共黨組織的名義正式通知張權：「共產黨組織是了解你的。希望你在軍隊中起更大的作用。」[1][2]
內戰情報
編輯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張權感到很痛心，曾經向王亞文說：「蔣介石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內戰他是一定要打到底的。垮也是一定垮到底的。」[1][2]
民國37年（1948年），張權攜家眷定居上海狄斯威路麥加里（今溧陽路965弄）38號。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部長沙文漢按照董必武的意見找到王亞文，並且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及陳毅、劉伯承任命王亞文負責上海的國民黨海、陸、空軍策反工作。當時淮海戰役即將爆發，張權接受了王亞文交給的打探情報的任務，親自來到濟南、徐州、南京及沿線視察，了解華東前線國軍布防等情況，深入參謀本部地下保密室領出絕密的「參謀本部作戰地圖」，隨後將將情報及作戰地圖交給中共地下黨的王亞文、陳約珥報送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前敵總指揮部。張權還曾兩次到江陰要塞，勸說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和51團團長劉仲泉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1]
渡江戰役前夕，張權再次接受中共黨組織委託，視察江防。回到上海後，張權來到王亞文家，與王亞文和王亞文的妻子張瑞元三人用三天三夜繪製出一張巨大的「長江沿線布防圖」。該圖被迅速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前敵指揮部，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此圖為參考進行指揮，取得了渡江戰役的勝利。[2]
策劃上海叛變
編輯蔣介石集中20多萬軍隊及軍警特務防守上海，構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並且命令湯恩伯、毛森要死守上海。為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裡應外合攻占上海，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準備策動國軍叛變。民國37年（1948年），張權將侄婿秦然軒從台灣調來上海擔任虬江倉庫少校主任、起義司令部交通科長，以保全虬江倉庫內的萬噸美國兵器、彈藥、通訊設備，使虬江倉庫成為叛變部隊的武器供應點。張權還策反駐上海的國軍某些師長、軍長參與叛變，同曾經擔任師長的李錫祐懇談，促成李錫祐同意協助叛變。張權還利用標着特別通行證的吉普車，兩次來到吳淞要塞，並多次來到大場、寶山、羅店、閔行、月浦、徐家匯、真如、南翔等防區調查，連夜繪出簡圖，提供給中國人民解放軍。[1][2]
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張權等人制定了叛變計劃：浦東的國軍320師師長方懋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其陣地時豎起白旗，使解放軍可直接開入上海市區。劉仲泉的國軍炮兵51團向薀藻浜、張華浜打出去，使解放軍可以順利入城，駐上海市區的鍾勉的機械化炮團、51軍王秉鉞部和王挽危的182師響應配合出擊。已賦閒的李錫祐在解放軍攻占上海前一個多月才來到上海，駐江灣的132師有其舊部下，可說服李錫祐率其舊部下叛變。張權的好友李艦長的軍艦在吳淞口炸沉，可使國軍軍艦無法駛出吳淞口。鄭振華控制並封鎖機場，張權率精兵進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隨後配合解放軍圍攻復興島，活捉蔣介石、蔣經國父子。[2]
張權為策反而做的工作受到中共上海黨組織讚揚，沙文漢稱：「張權是一個頂好的參謀長，能幹、有辦法，要好好發揮他的作用。」[2]
這些讓國軍叛變的計劃經軍委地下電台報請中國人民解放軍前敵指揮部陳毅、劉伯承批准，由沙文漢宣布張權為上海市中心區城北起義軍司令，王亞文為政委，鄭振華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設副司令。叛變計劃在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時舉行，司令部設在吉祥路121號，以四川北路施高塔大樓（今山陰大樓）作為基地，到時升起義旗，各部隊隨即策應，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1][2]
但是，因為駐復旦大學國軍一三二師中校參謀科長張賢告密，1949年5月15日張權遭特務逮捕，上海叛變計劃未能實施。在刑訊逼供下，張權拒絕坦白。1949年5月21日，中華民國政府以銀元販子擾亂金融的罪名，將張權、李錫祐處決於南京路西藏路大新公司（今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門前，張權被處決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1]
張權被處決後的第六天，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張權的遺體後來在普善山莊找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張權為革命烈士。1949年8月24日召開追悼大會，張權的靈柩葬在虹橋公墓，後來移葬上海市烈士陵園。中共上海市委評價張權的一生：「張權雖非中共黨員，但在思想、行動、工作、作風上都與共產黨靠近，烈士對於蔣匪幫反革命的血腥統治具有深切的仇恨，對中國人民勝利則抱充分信心，在共產黨領導下瓦解匪軍士氣，迎接上海解放，都有相當功績。」1982年3月，張權又被推薦為「著名革命烈士」。[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