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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 (社會學)

此條目介紹的是社會學的概念。關於心理學領域的概念，請見「社會心理學」。

在社會學中，社會心理學（也稱為社會領域心理學），研究的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1][2]儘管社會學中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向與許多心理學領域有着相同實質性的主題，但它相對更強調社會結構和文化對個人結果的影響，例如：人格、文化、個人的影響以及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

研究人員關注更高層次的分析，主要關注的是群體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安排。社會學的這個子領域被廣泛認為具有三個主要觀點：符號互動主義、社會結構和人格以及結構社會心理學。[1]

該領域的一些主要主題包括社會地位、結構權力、社會文化變遷、社會不平等和偏見、領導力和群體動力學、社會交換、群體衝突、印象形成​（其他語言）和管理、對話結構（英語：Conversation_analysis）、社會化、社會建構主義、社會規範與偏差、身份與角色、以及情感勞動。

數據收集的主要方法是抽樣調查、實地觀察、小插圖研究（心理學）​（其他語言）、現場實驗​（其他語言）和對照實驗。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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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社會學）誕生於1902年，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 ( Charles Cooley)進行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題為「人性與社會秩序」 ，其中引入了「鏡中自我」的概念。

隨後，社會學家愛德華·阿爾斯沃思·羅斯​（其他語言）於 1908 年出版了第一本社會學方面的社會心理學教科書，即《社會心理學》 。幾十年後，雅各布·L·莫雷諾 (Jacob L. Moreno)​（其他語言）於1937年創辦了該領域的主要學術期刊，名為《社會計量學》。 1978年，它的名稱改為「社會心理學」，次年改為現在的名稱，即《社會心理學季刊》。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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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互動論

20世紀20年代，威廉·托馬斯 ( William Thomas)​（其他語言）和多蘿西·托馬斯 (Dorothy Thomas)​（其他語言）提出的理論，不僅成為了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的基本原則，並且成為了整個社會學的基本原則。

1923年，兩人提出了情境定義的概念，隨後於1928年提出了托馬斯定理（或托馬斯公理）[3]：

如果人們將情況定義為真實的，則其後果也是真實的。 — 威廉·托馬斯 ( William Thomas)​（其他語言）和多蘿西·托馬斯 (Dorothy Thomas)​（其他語言）《美國的孩子：行為問題和計劃》（1928 年），第 14 頁，第572章。

社會行為者、社會團體或亞文化對於情境的這種主觀定義被羅伯特·金·默頓解讀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即「精神高於物質」），成為符號互動論的核心概念。

芝加哥大學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喬治·賀伯特·米德被公認為是符號互動主義的創始人，他的著作對整個社會心理學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然而，米德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兼弟子、社會學家赫伯特·布魯默於 1937 年創造了該框架的名稱。

行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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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開始發展一種控制論行動理論(社會學)​（其他語言），隨後帕森斯的學生兼同事羅伯特·弗里德·貝爾斯 (Robert Freed Bales)​（其他語言）將其應用於小組研究。貝爾斯使用行為編碼（社會科學）​（其他語言）方案、互動過程分析，對群體中的社會關係進行了一系列觀察性研究。[4]在哈佛大學任職的 41 年期間，貝爾斯指導了一群傑出的社會心理學家，他們關注群體動力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其他主題。[5]

主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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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互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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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符號互動論

當代符號互動主義的概念源自喬治·賀伯特·米德和馬克斯·韋伯的著作。在這個循環框架中，社會互動被認為是意義構建的基礎；意義隨後影響社會互動過程本身。許多符號互動論者認為自我是一種核心意義，它既通過社會關係構建，又對社會關係產生影響。

符號互動主義的結構學派利用來自宏觀社會學​（其他語言） 文化 (年號)、自然語言、社會制度或組織（社會學）的共享社會知識來解釋微觀層面上相對持久的社會互動和心理模式，通常使用定量方法來研究這些問題。愛荷華學派[6]，身份理論 [7][8]和情感控制理論​（其他語言）[9][10]，是這一傳統的主要研究項目。後兩種理論尤其關注行為如何控制心理狀態，這表明了該方法的潛在控制論性質，這在米德的著作中也很明顯。此外，情感控制理論提供了角色理論​（其他語言）和標籤理論的數學模型。

過程符號互動論源自芝加哥社會學派，他們認為社會互動背後的意義是情境化的、創造性的、流動的，而且常常存在爭議。因此，這一傳統的研究人員經常使用定性和民族誌方法。《符號互動》是一本由符號互動研究學會創辦的學術期刊，於 1977 年問世，是該領域學者進行實證研究和概念研究的中心渠道。

後現代符號互動論認為，自我和身份的概念越來越支離破碎，越來越虛幻，認為理論嘗試都是元敘事，其權威性不高於其他對話。《SAGE 定性研究手冊》詳細介紹了這種方法。[11]

社會結構與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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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研究視角涉及大規模社會系統與個人行為和心理狀態（包括感覺、態度和價值觀以及心理能力）之間的關係。[12]一些研究人員關注健康問題以及社交網絡如何為病人提供有用的社會支持。另一條研究路線涉及教育、職業和社會階層的其他組成部分如何影響價值觀。一些研究評估了不同結構位置的個體的情緒變化，尤其是幸福與疏離和憤怒之間的變化。

結構社會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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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社會心理學與其他兩種主流社會心理學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理論試圖解釋行為者（無論是個人、團體還是組織）對社會結構的出現和維持，通常假設社會結構具有更大的穩定性（尤其是與符號互動論相比），最明顯的是假設個體行為者之間的差異很小。[13]其他兩種社會心理學方法試圖模擬社會現實，而結構社會心理學則力求簡約，目的在於解釋儘可能廣泛的現象，同時做出儘可能少的假設。 結構社會心理學更多地使用具有明確陳述的命題和範圍條件的形式理論來指定預期的應用範圍。[14]

社會交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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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社會交換論

社會交換論強調社會行動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個人選擇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益，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該理論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替代方案的比較水平」假設：行為者對特定情況下最佳替代方案的感覺（即淨收益最高或淨成本最低的選擇；類似於「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

社會交換理論與古典經濟學理論（例如理性選擇理論）有許多共同的基本特徵。然而，社會交換理論與古典經濟學的不同之處在於，社會交換預測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僅僅是對商品的評價。例如，社會交換理論已被用來預測人類戀愛關係中的行為，它考慮了每個參與者對成本（例如，經濟依賴）、利益（例如吸引力、化學反應、成人依戀​（其他語言）），和替代方案的比較水平（例如，是否有任何可行的替代伴侶可供選擇）的主觀感受。

期望狀態和狀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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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狀態理論​（其他語言）及其流行的子理論地位特徵理論認為，個人利用可用的社會信息來形成對自己和他人的期望。例如，群體成員利用關於能力的刻板印象來確定誰在特定任務上相對更熟練，然後表明一個人在群體中的權威和地位。為了確定其他人的相對能力並相對應地分配等級，這些成員利用一個人在社會中的類別（例如種族、性別、年齡、教育等）；他們在當前任務上的已知能力；以及他們觀察到的主導行為（例如怒視、語速、打斷等）。

雖然表現出主導行為和（例如屬於某個種族）與實際能力沒有直接聯繫，但關於誰擁有多少社會價值的隱性文化信仰​（其他語言）將驅使群體成員表現得「好像他們相信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有用的貢獻」。因此，該理論已被用來解釋地位等級制度的興起、持續和實施。[15]

實質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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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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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會影響每個人的生活。當一個人的思想、行為和感受受到他人影響時，就會產生社會影響。這是一種影響個人行為的互動方式，可以在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發生。這是一個影響社交、順從、領導和社會變革方式的基本過程。[16]

戲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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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擬劇論

微觀社會學的另一個方面旨在關注社交環境中的個人行為。該領域的一位特定研究人員歐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聲稱，人類傾向於相信他們是舞台上的演員，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個人將根據個人「觀眾」的反應行動，或換句話說，他正在與之交談的人的反應來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就像一齣戲一樣，戈夫曼認為，交談和交流的規則是存在的：表現出自信，表現出真誠，避免違規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尷尬局面。違反這些規則會讓社交場合變得尷尬。

群體動力學（群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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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群體動力學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群體動力學是指權力、地位、正義和合法性如何影響群體內部的結構和互動。德國社會理論家格奧爾格·齊美爾( Georg Simmel)的研究開創了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即學者們研究群體規模如何影響群體成員之間互動的類型和質量。研究群體過程的人也會研究群體之間的互動，例如穆扎弗·謝里夫​（其他語言）的 強盜洞實驗​（其他語言）。

最初，群體可以被描述為二元論（社會學）​（其他語言）（兩個人）或 三合會（社會學）​（其他語言）（三個人），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如果二人組中有一人離開，該群體就會完全解散，而三人組則不會。這種區別表明了群體規模的基本性質：群體中每增加一名成員，群體的穩定性就會增加，但任何兩個成員之間的親密程度或互動程度都會減少。

一個群體也可以根據其成員以及為什麼彼此認識來區分。從這個意義上講，個體群體成員屬於以下群體之一：

  • 主要群體：由通過表達性紐帶聯繫在一起的親密朋友和家人組成
  • 次要群體：由通過工具性紐帶聯繫在一起的同事、同事、同學等組成
  • 參考群體：由不一定彼此認識或互動，但彼此使用彼此作為適當行為的比較標準的人組成

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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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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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罗伊·鲍迈斯特；凯瑟琳·沃斯 (2007)。SAGE 参考 - 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号码：10.4135/9781412956253. [2024-03-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3-25）. 
  2. ^ ^卡里莫娃，纳扎卡特 (2022-12-15) “意识形态与公共心理之间互动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 (PDF). [2024-03-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1-12. 
  3. ^ Chandler、Daniel和 Rod Munday 编辑。2011.《托马斯定理（Thomas axiom）》. [2024-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2-13）. 
  4. ^ 艾迪生韦斯利.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024-01-10 （中文）. 
  5. ^ Miller, Dan E. 2011。“走向交互理论：爱荷华学派”。象征性互动三十四：340–48。. [2024-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2-13）. 
  6. ^ Miller, Dan E. 2011。“走向交互理论：爱荷华学派”。象征性互动三十四：340–48。. [2024-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2-13）. 
  7. ^ Stryker、Sheldon和Peter J. Burke。2000.“身份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社会心理学季刊63：284-97。. [2024-05-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9-21）. 
  8. ^ 彼得·J·伯克 (Peter J.)和扬·E·斯特茨 (Jan E. Stets)。2009.身份理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4-05-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4-01-28）. 
  9. ^ Heise, David R.（英語：David_R._Heise） 1979。理解事件：影響和社會行動的構建。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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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Ridgeway，塞西莉亞 L.（（英語：Cecilia_L._Ridgeway）2014）。「為什麼地位對不平等很重要（英語：Cecilia_L._Ridgeway）」 。美國社會學評論。79（1）。美國社會學協會：1-16。號碼：10.1177/0003122413515997。S2CID 17880907 。檢索日期： 2020 年4 月 24 日。
  16. ^ 史密斯、喬安妮·R.、溫尼弗雷德·R.路易斯和 P.韋斯利·舒爾茨。2011。「簡介：行動中的社會影響。」 群體過程和群體間關係（英語：Group_Processes_&_Intergroup_Relations），14(5)：599–603。 號碼： 10.1177/13684302114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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