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女比例失調

在中國，由於文化影響和政府政策，女性人口明顯少於男性，導致人口性別比例失衡。這種現象有時被稱為「中國消失的女性」或「消失的女孩」。

性別歧視是導致女童生存劣勢的主要原因。重男輕女在中國很普遍，因為男性可繼承姓氏和財富，並主要在成人後照顧他們的父母。若限制生育數量，父母會以自己的長遠利益來考慮生育男孩或女孩，而父母基本上會選擇男孩。中國父母將家庭資源傾斜在男性子嗣上，導致了中國女性的短缺和人口性別比例極不平衡。中國的性別比例相對來說是全球範圍內最不平衡的國家。

2016年12月堪薩斯大學的研究報告稱，「消失的女孩」與人口性別比例失調可能主要是行政上的漏報造成的。而自 1982 年以來，多達 1000 至 1500 萬的中國女性沒有按時登記在人口報告中。中國家庭為了在女孩出生時避免處罰，大多數選擇不報告或者延遲報告的女性的出生，因此這些女性可能在出生十到二十年後才出現在政府人口普查數據中。根據調查結果表明，從前對於中國人口比例的研究里，中國男女比例差異可能被極度的誇大了。人口學家認為中國政府應改變政策，積極將未報告的女性人口進行統計，並予以社會福利上的支持。

背景

阿馬蒂亞·森提到，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着女性死亡率的惡化和性別比的上升。儘管中國傳統上一直歧視婦女，但中國女性人口的顯着下降發生在1979年之後，即鄧小平實施中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次年。 森總結說，中國婦女的環境惡化有三個原因，特別是自 1979 年以來。

1979年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旨在控制家庭規模，這意味着除了一些例外之外，大多數中國家庭都屬於「獨生子女家庭」。 由於重男輕女的傾向，這些強制措施導致了對女孩的忽視，甚至導致了殺女嬰。中國似乎沒有將性別選擇性受精或受孕前做法系統化； 因此，據推測，10%的女童在受孕後的某個時刻失蹤：無論是在子宮內，還是在嬰兒早期。1979 年改革後的幾年裏，女嬰死亡率急劇上升； 一些統計數據表明，從1978年到1984年，女嬰死亡率翻了一番。

經濟改革後，衛生服務出現了普遍危機，因為中國廣泛的農村衛生保健項目的資金以前主要來自農業生產大隊和集體。當經濟改革廢除這些傳統結構時，它們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取代，這意味着農業仍然集中在家庭內部，而中國廣泛的農村醫療保健系統中的公共設施的可用性受到限制。 一般來說，醫療服務限制的影響是中性的，但在重男輕女的中國農村社會，醫療服務的減少對婦女和女童產生了顯着的負面影響。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減少了婦女對有償農業勞動的參與。與此同時，農業以外的就業機會對婦女來說普遍稀缺。 根據森的合作性衝突分析，「誰在從事生產性工作，誰為家庭的繁榮做出了多少貢獻，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這種系統性變革對家庭中的女性的影響是負面的，因為女性在家庭事務中的討價還價能力較小。 他們的家人。 這一現實促使家庭更喜歡男孩而不是女孩，這導致對女童的照顧減少。

原因

中國性別比高的原因是強烈的重男輕女、獨生子女政策、容易性別選擇性墮胎、食物短缺、女孩出生時不登記以及對女性的歧視和虐待等綜合因素 。

中國歷史傳統文化中的重男輕女

重男輕女是中國儒家父權文化的傳統。男孩受到青睞的原因有很多：人們認為兒子可以延續家族血統、延續家族姓氏、有更高的工資收入能力、提供祖先崇拜、通常是繼承權的接受者，而女孩往往被認為是經濟負擔 。 結婚後，她們通常成為丈夫家庭的成員，不再對年邁或生病的父母承擔責任。

隨着社會經濟的進步、現代化和婦女地位的提高，中國許多城市地區的男孩偏好有所下降。 但在一些嚴格的傳統家庭和農村地區仍然存在，並在獨生子女政策下重新發揮作用。 女性短缺最嚴重的地區是中國農村地區，每 100 名女性生育 140 名男性。

20世紀計劃生育措施

毛澤東在 1949 年至 1976 年間的整個領導過程中，在相信人口眾多是權力的源泉和認識到人口過剩的危險之間搖擺不定。儘管毛澤東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考慮了經濟學家關於可能建立全國性計劃生育組織的建議，但他後來在大躍進期間又重新主張人口快速增長。

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全國範圍內的饑荒導致人口增長率飆升，全國各地設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 然而，直到1971年以後，人口控制運動才真正開始實施，當時中央政府提倡採取一些自願措施，例如推遲結婚年齡、固定生育間隔年數以及限制生育兩個孩子。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於1978年上台。在他的領導下，避孕措施成為計劃生育領域的優先政策。鄧小平認為人口控制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並在生殖控制方面竭盡全力以實現這一目標。在經濟和發展野心緊迫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政府於 1979 年實施了獨生子女政策。

獨生子女政策

參見：獨生子女政策

整個 20 世紀 70 年代，中國經歷了人口大幅增長。 為了通過限制人口增長來改善環境和經濟條件，中國於 1979 年實施了獨生子女政策。該政策制定了一系列規則，規定了政府批准的中國家庭的組成：每個家庭允許生育一個孩子，如果違反規定，將面臨罰款到強制絕育等後果。 該政策在居住密度通常較高的城市地區得到嚴格執行，其效果因地區而異：在全國少數民族中執行力度並不大，而且有一些例外情況。 由大多數人漢族人口組成。 還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孩子有殘疾的家庭提供津貼。

北京中國兒童中心主任陳雪峰表示，「不可否認，獨生子女將創造一個不一樣的社會，我們首先要增強獨生子女社會交往、互動和發展的機會和能力。」 中國的獨生子女可能被認為是被寵壞的、自私的、不合群的。一胎化政策被稱為「對中國人口和經濟發展影響最重大、影響最深遠的政策」。 中國人口的生育自由被用作社會現代化的政治工具。

獨生子女政策凸顯了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 其結果包括性別選擇性墮胎、遺棄女嬰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殺害女嬰的比率上升。該政策還導致女性出生和收養的漏報現象增多。中國衛生部門將新生兒性別失衡描述為世界上「最嚴重、最持久」的現象，這是該國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的直接後果。所有這些因素導致了嚴重的「女性失蹤」現象，其社會後果就是單身男性過多以及有婦女因為婚姻和性而被綁架和販運。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取消 然後是2021年的三孩政策。

糧食短缺

導致獨生子女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國難以克服的糧食短缺，這賦予了政府對農村社區及其土地所有權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力。 1956年之後，國家或地方政府通過強制沒收和低於市場價值的補償，宣稱擁有所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 結果，農民籌集資金的能力受到限制，因為他們無法出售、出租或購買土地來種植更具經濟可行性的土地或使用土地作為貸款抵押品。 政府對土地的控制也降低了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為農民無法從他們生產的農作物中獲利，從而導致大規模飢餓，並加深了社會精英與最弱勢群體之間的分歧。

中國黃河流域、西南、華南、華北平原的連續乾旱進一步加劇了糧食短缺問題 ，以及1958年至1960年的長江。 這導致中國幾乎每個地區的農業條件都十分惡劣，並引發了1959-1961年中國大饑荒。

總體而言，中國政府利用糧食短缺來增強其對先前開放土地的權力。 在許多情況下，當地政治人物會利用糧食安全的虛假承諾來操縱其公民遵守新規定。然而，糧食短缺給共產黨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更多的合法性和權力也導致數百萬人死亡，並促使獨生子女政策的開始。 中國的糧食安全取決於原料挑戰，因為中國無法在國內生產足夠數量的大豆等飼料穀物，而這些飼料穀物是維持其不斷擴張和迅速擴張的畜牧業所必需的。 因此，中國嚴重依賴進口來滿足這一需求。

性別選擇性墮胎

重男輕女、獨生子女政策和產前性別識別技術助長了墮胎合法的中國部分地區墮女胎風氣的蔓延。 性別選擇性墮胎手術會導致男性出生過多，從而嚴重扭曲人口中的性別比例。據《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數據，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1990年為111，2001年為117，2005年為121，2010年為119。研究人員發現，針對性別的選擇性墮胎可能會在人群中造成長期的社會問題。女性的缺乏可能不利於性別平等：女性數量的減少意味着公民權力的減少。在婚姻對社會進步至關重要的地區，新娘和母親的短缺可能會導致綁架、強迫婚姻和暴力事件增加。

後果

由於中國男性過剩，導致婚姻擠壓的出現。另外由於女性更容易選擇高嫁，這使得貧窮和未受過教育的中國男性結婚會非常困難，而喪偶、離異的男子要是再婚也變得困難。不結婚的男子還有可能遭到歧視和被人議論，並且感到孤獨感和挫敗感，進而出現心理問題。有學者估計，中國境內的未婚男子主要位於農村地區。

由於男性結婚困難，造成聘金昂貴的現象，甚至有婦女被拐賣到農村。

參見

• 中國女性
• 失蹤的亞洲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