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10]:19,由启蒙老师改邓希贤[11]:8,1927年正式改名为邓小平,男,四川广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革命家及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8年至1989年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邓小平定位为党和国家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2][13]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
邓先圣、邓希贤
同志
Deng Xiaoping 001.jpg
1978年的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副职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前任首任
继任陈云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副主席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
秘书长杨尚昆
前任华国锋
继任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19日
副主席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
秘书长杨尚昆
前任首任
继任江泽民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第3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副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
秘书长齐燕铭 刘澜涛
前任周恩来
继任邓颖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副职伍修权王铮迟浩田
前任黄永胜
继任杨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四 → 第三 → 第一)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0年9月10日
总理周恩来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2年9月12日
主席毛泽东 华国锋 胡耀邦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1年6月28日
主席毛泽东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亦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
任期
1956年9月13日-1967年3月25日
党主席毛泽东
前任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主席)
自 己(中共中央秘书长
继任胡耀邦(1980年)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任期
1977年7月21日-1987年11月2日
领袖华国锋(1976-1981) 胡耀邦(1981-1987) 赵紫阳(1987-1987)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主席毛泽东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68年10月31日
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
任期
1978年12月22日-1989年11月9日
总理华国锋 赵紫阳 李鹏
主席职务废除 李先念 杨尚昆
总书记胡耀邦 赵紫阳 江泽民
党主席华国锋 胡耀邦 → 职务废除
前任毛泽东
继任江泽民
个人资料
性别
出生(1904-08-22)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大清四川省广安州[注 1]协兴乡牌坊村
(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
逝世1997年2月19日(1997岁-02-19)(9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死因帕金森病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配偶张锡媛(1928年-1929年结婚)[2]:218
金维映(1931年-1933年结婚)[3]:24
卓琳(1939年-1997年结婚)[4]:22-23
儿女邓林
(1941-09-12) 1941年9月12日79岁)
邓朴方
(1944-04-16) 1944年4月16日77岁)
邓楠
(1945-10-15) 1945年10月15日75岁)
邓榕
(1950-01-25) 1950年1月25日71岁)
邓质方
1952年8月(68岁)
学历广安县立中学(中途转学)[5]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6]
巴耶中学(辍学)
[7]
莫斯科中山大学(短期学习)[8]
学位
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9]
母校广安县立中学(现广安中学)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校址现为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巴耶中学(现名阿兰·沙巴梯耶中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
职业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革命家
宗教信仰
军事背景
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共内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
邓小平
Deng Xiaoping (Chinese characters).svg
繁体字 鄧小平
简化字 邓小平
学名(希贤)
繁体字 希賢
简化字 希贤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注 1][14]:93-94祖籍江西吉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经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介绍和影响下加入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三落三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后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斗争,1957年还参与了反右运动并扮演重要角色[15]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中共党内仅次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其子邓朴方因批斗而半身瘫痪,他本人也被软禁在江西。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死后,邓小平于1973年第二次复出政坛,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周恩来工作。而后因其整顿文革混乱引发毛泽东和“四人帮”不满,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销所有职务,保留党籍;毛泽东死后,于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第三次复出政坛,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领导地位,取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恢复全国高考、主导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领导中越战争、推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直至习近平2018年修宪后被改回[16][17]、倡导计划生育、推行义务教育,提出一国两制,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8];1982年主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和现行的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和思想[19][20][21][22][23]。1985年,他主导了解放军百万大裁军;1986年,他启动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并试图再度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最终因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而失败,邓小平也于同年11月辞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提速。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24]。邓小平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25]。中国共产党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称以其部分政治理念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为“邓小平理论”,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邓小平的政策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推动的改革还缔造了“中国硅谷深圳[26][27][28][29][30]。他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31][32]美国总统吉米·卡特[33]乔治·布什[34]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35]马来西亚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马哈迪·莫哈末[36]等人也对他有高度的评价;却也因为未能彻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受到争议,后者被有些人认为是其晚年的污点[37][38][39]

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编辑

家族背景编辑

邓氏亲族邓时敏曾任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40]:17。邓时敏雍正十年中举,乾隆元年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后升为侍讲,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10]:23。嘉庆年间朝廷为褒奖他和郑人庆,在村中敕建两块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因此而名[10]:23-24。“邓家老院子”在广安县城北面约7公里处,是农家三合院,坐东朝西,为木穿斗结构[10]:19

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广安州[注 1]望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10]:19,是长子[41]:9

少年时期编辑

1909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不久,邓小平被送到本村私塾发蒙念书,当地人称“翰林院子”,是邓时敏修建[10]:23。六岁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之私塾[40]:18。私塾先生邓绍明对同辈邓绍昌说,孩子名叫“先圣”对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张将“先圣”改为“希贤”,邓绍昌认可[10]:24。邓小平毛笔字作业常被先生画大红圈圈,常得到母亲奖励煮鸡蛋[10]:24。邓小平在私塾念一年多后,邓绍昌决定把邓小平送到在协兴场开办之初等小学读书,离邓家大约2公里,由当地曾留学日本之革命党人胡光白和邓绍昌等创办起来,属于新式学堂[10]:24-25。邓小平懂得孝敬大人,在家里经常帮母亲干家务和照看弟妹,时常背诵诗文给姐姐弟妹听[10]:26。1915年下半年,邓小平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0]:28

1918年高级小学毕业[41]:11。1918年夏,邓小平考入位于县城西秀屏山下之广安县立中学[10]:29。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口号很快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流传;随后社会上出现“工学会”和“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主张亦工亦学、亦工亦读,工读结合、学问和生计结合,消灭劳心与劳力之差别,改造中国和世界;“工读主义”思潮带有空想和改良主义,推动不少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0]:34

1919年五四运动后,邓小平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只有“工业救国”思想,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42]:2。6月以后,由于学校已罢课,加之暑假即将来到,邓小平决定离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课;邓小平回到家里不久,邓绍昌从重庆捎回口信,使邓小平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0]:31。9月,邓小平和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学胡明德(又名胡伦)同行[10]:35。邓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11]:16,22,往重庆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0]:37,邓小平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11]:14。学校共招收学生110人,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制均为一年[10]:37。邓小平后来称,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学校,不容易考进去[10]:37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83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37人为自费生,邓小平是其中一位[10]:38-39。1994年5月邓垦称,这时邓家境已“日渐困难”,“到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筹集,都不容易”[10]:39。8月27日,邓小平等83名学生登上“吉庆”号客轮,8月28日启航沿长江东下,9月6日到达上海暂住“名利”大旅社[10]:39-41。9月10日,邓小平等80多名重庆学生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9月11日起锚[10]:42-43。10月19日[40]:20,抵达法国马赛[42]:2

1964年2月16、17日,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10]:33-34邓小平愿意去法国,认为自己能够谋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10]:34

勤工俭学编辑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41]:12。历时39天航行后,邓小平和同学们乘汽车前往巴黎[10]:44。在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下,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小城巴约(又译“巴耶”)的巴约男子中学就读[41]:12。10月21日晚,邓小平等24名学生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约,进入巴约中学学习,邓小平的学号是1421[10]:45。巴约中学没有设立“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20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商务系学习,单独开班[10]:46

 
邓摄于16岁,1921年3月

到1921年3月,邓小平身上钱所剩无几;学费成问题,而做工也不容易[10]:46一战后,在法国大面积失业,法郎大幅贬值[10]:46-47。状况严重影响中国勤工俭学生学习和生活,而华法教育会“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10]:47。2月28日,400多名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组织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法国政府提出和中国驻法公使代表联合组成“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决定暂时给无工无学之学生每日6法郎生活维持费[10]:48。3月13日,邓小平和18位勤工俭学之同胞离开巴约中学[40]:20。他们欠下学费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付[10]:48。邓小平离开巴约中学,结束法国“俭学”生活[10]:48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小平到勒克勒佐(又译“克鲁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10]:49。邓小平与叔父到处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连饭都吃不饱[41]:12。刚进厂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热轧的钢材[10]:50。工人通常是面包和水,有时加一块巧克力糖,杂费开支不小[10]:52。邓小平在工厂做20多天苦工,倒赔100多法郎[10]:52。4月23日,邓小平辞去施奈德工厂工作,辞职理由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10]:52。日后他多次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国做工时干活太累,吃不饱饭[10]:52。在施耐德钢铁厂做工期间,邓小平尝到艰辛劳动和生活,结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10]:52

辞职后,邓小平暂居巴黎华侨协社,自4月26日起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6法郎生活维持费[10]:52-53。生活维持费不能维持生活,邓小平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10]:53。10月22日,邓小平等11人被法中救济委员会介绍到巴黎第十区一家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做扎花工,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邓小平等105名中国学生即被解雇[10]:53-54。1921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10]:54。邓小平等四川籍同学每人领到400法郎,勉强熬过1921年冬天[10]:54

1922年2月13日,邓小平从拉加雷讷科隆布到达蒙塔日(又译“蒙达尔纪”),到小城沙莱特(又译“夏莱特”)[10]:54,次日进入哈金森橡胶厂英语Hutchinson SA工作[43]:77-78。他被分配到制鞋车间,每天工作10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由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41]:12。据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郑超麟回忆,邓小平每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余200多法郎[10]:55。在巴黎时,邓小平不得已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寄些钱来[10]:55。父母收到信后卖掉些谷子凑钱寄给邓小平,1922年秋冬邓小平收到这笔钱[10]:55。父母接济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积蓄,邓小平又萌生求学念头[10]:55。10月17日,邓小平辞去哈金森橡胶厂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纳省沙蒂永(又译“夏狄戎”),想进入沙蒂永中学上学,最终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小平求学之梦彻底破灭[10]:55。1923年2月1日,邓小平又回到了沙莱特,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10]:56。一个多月后,3月7日邓小平离开工厂,工卡上注明离开原因“拒绝工作。”[10]:56或许厂方不满邓小平突然离厂,邓小平工卡上写明“永不录用”[10]:56

从事革命编辑

 
邓小平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厂的就业卡

1922年6月3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42]:3)成立[10]:56。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42]:3。赵世炎经常到哈金森橡胶厂,王若飞也到工厂做工常与邓小平接触,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10]:57

1923年2月17日至19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党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10]:58。离厂后不久,经汪泽楷、穆清、舒辉璋介绍,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59。在法国时,邓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40]:5。6月11日,邓小平离开沙莱特来到巴黎[10]:59。到巴黎后,邓小平一面在工厂做工,一面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10]:59。1923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他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10]:59。邓小平到书记部后主要工作是参与编辑出版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每月一期[10]:59。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读者对是留法中国学生[40]:22。秋,中共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机关刊物《少年》改为《赤光》[42]:3。《赤光》多数是半月刊,影响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10]:59-60。《赤光》更着重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10]:60。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小平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并负责刻蜡板和油印[41]:14,所以获得绰号“油印博士”[40]:5。邓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工作[10]:60。邓写不少文章,攻击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10]:60-62。邓和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编辑部小房间里打地铺;邓很敬重周恩来,耳濡目染,获益良多;从此友谊逾半世纪[10]:60。邓实际上变成青年领袖周恩来的徒弟,能观察其如何建立组织[40]:5。邓小平往家里寄七八期《赤光》;期间给家里写信讲退婚,邓小平父母没有办法,只好说通唐家女儿,由邓家置办嫁妆,把她作为邓家女儿嫁出去[10]:62-63。从此,通过和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培养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40]:5

1924年,周恩来担任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4月,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10]:63。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10]:63。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10]:63。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5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10]:63。7月16日,在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负责抄写、油印和财务管理[10]:63。按照中共的决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包括邓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40]:22。9月、10月间,邓小平染上伤寒,病倒;在医院和疗养院住两个月[10]:65。期间邓小平还在《赤光》上撰文,攻击“国家主义派”和帝国主义[10]:65-66。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邓小平被选入执委会(支部)监察处和工会运动委员会;会后又被委任为6位宣传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运动事宜[10]:66

1925年春天,邓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里昂区党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42]:4。邓小平作为支部特派员,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4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邓同时在里昂做工[10]:66五卅运动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声援反对帝国主义;6月21日,几百名旅欧华人到达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10]:66-67。随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继被捕;邓小平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0]:67。6月30日,邓小平与傅锺、毛遇顺三人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10]:67。8月16日,邓小平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10]:68。此间邓小平还与傅钟、邓小平绍圣等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10]:68。次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邓小平、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10]:68。邓小平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在布洛涅-比扬古住,并侦察到邓小平领导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活动[10]:68。9月15日,邓小平参与组织召开1,000多旅法华人参加的反帝大会[10]:69。11月6日,为掩护身份,邓小平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工号82409A;邓小平在雷诺学到一些钳工技术[10]:69。“文化大革命”中,邓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重操钳工[10]:69。11月1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纪念不久前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的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10]:69。法国政府监视会议[10]:70

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主张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推进反帝反军阀斗争;法国警方掌握邓小平等人活动详情[10]:70。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长发出命令搜查邓小平等人住处,并将邓小平等三人驱逐出境[10]:71。法国警方在邓小平住处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传共产主义小册子、中文报纸及印刷设备[10]:71。邓小平等已于前一天晚上离开法国去前往莫斯科[10]:71。早于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小平前往莫斯科,选送他们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回国参加大革命[10]:72。邓小平结束5年零3个月的旅法生活[10]:72。邓小平旅法5年,喜欢土豆奶酪牛角面包,嗜饮葡萄酒咖啡,同时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41]:13

职业革命者编辑

邓小平一行在德国柏林停留一周,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热情接待,还参加德共组织召开群众会议[10]:72

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等人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0]:73。邓小平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44]:25),学员证号码为233[10]:76。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两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41]:13。邓小平曾和蒋经国分在一个团小组[10]:81,不过蒋经国与邓小平不同班[41]:13。邓小平开始被分在第9班,后来编入第1、2、11和7班[10]:78。学校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军事课、俄语[10]:76。邓小平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42]:5。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邓小平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43]:114。3月,冯玉祥在李大钊安排下访问苏联,5月抵达莫斯科[10]:83。在冯玉祥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邓小平等20多人[10]:84。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45]:28。1926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41]:13

在法国五年和在苏联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40]:5。邓小平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之工商业;邓小平在苏联一年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应对现代化[40]:5

渐露锋芒编辑

1926年8月,冯玉祥同苏联顾问团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一起从莫斯科回中国,之前所部已被直奉联军打败;9月,苏联顾问团和刘伯坚等帮助冯,率部脱离北洋军阀,在五原组建国民军联军并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并聘请苏联顾问团成员乌斯曼诺夫为国民军联军政治军事顾问[10]:88

1927年春,邓小平由苏联途经蒙古回到中国[42]:5。在库伦待一个月后,邓小平等人登程西安,是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10]:86。1月12日,邓小平和其他20名年轻共产主义政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冯玉祥那里[40]:25。2月,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中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为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46]:2637。2月底,邓小平一行离开宁夏城,骑马于3月底到达西安[10]:87。3月[42]:5,邓小平被分配到刚成立之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书记;学校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创办,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中国共产党人帮助筹建[10]:89。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47]:343-345。7月间史可轩带领千余人离开西安,该校宣告结束[46]:2637。另外西安中山学院被誉为“西北革命学府”,邓小平一般在周六到学院作专题报告;西北军官学校后改名“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续范亭任校长,邓和刘伯坚等兼任过教官[10]:91-92。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40]:25。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将邓小平等遣送别处[46]:2637。6月,因中国政局发生突变,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42]:6。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去武汉[10]:93。7月初,邓小平到达武汉,见到周恩来和聂荣臻,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秘书;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在中央重要会议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10]:94。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为适应秘密工作,把自己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当时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央机关工作不多[10]:95。8月7日,为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错误,制定新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10]:95-96。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10]:97。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工作[10]:98[48]。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之总方针[42]:6。中共中央于9月21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10]:100。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邓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42]:6

1928年1月,周恩来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10]:104。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内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42]:7。为保证安全,中央负责人不断变换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邓单线联系;为适应秘密工作,并有效开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机关群众化、党之“负责干部职业化”,干部以某种职业为掩护;邓小平开过杂货铺作为党中央开会地方,后来又开过古董店作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之联络点[10]:106。5月18日,邓小平等留守中央组织起草第47号通告,规定对党组织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并提出若干具体办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又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秘密工作守则[10]:110。6月底,邓小平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49]:82-92。由于邓小平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45]:29。8月29日,邓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听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新中央组织机构设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10]:114。9月,在上海,邓小平与张锡瑷介绍张晓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晓梅被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为中央职工部整理材料,并担任中央翻译科的机要交通[42]:7。11月13日,向忠发主持召开六大后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计划,特别讨论中央秘书长;周恩来提出,中央秘书长主要是技术、事务性秘书长,不一定要中央委员来做;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改称中央事务秘书长;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会决定邓任中央事务秘书长[10]:114。邓小平安排会议议程,列出讨论议题,会议后对决定事项检查作实[10]:115

1928年冬,邓小平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2]:218[3]:27。邓小平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成为邻居,一起从事地下工作[40]:26

 
邓小平摄于1929年

1929年,在一次讨论李立三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时,邓小平称: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10]:11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去四川巡视一次,为期三个月[10]:116。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赵容接替邓工作,后因故作罢[10]:118。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四川问题委员会,由杨殷、邓等5人组成,8月24日杨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晓野接替邓任中央事务秘书长[10]:118。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统战工作,并全面领导广西党工,准备武装起义,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情况,然后到南宁,是邓小平开始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42]:7-8。8月底,邓小平化装成商人,匆匆离开上海,受命前往广西[10]:119-120。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身份,化名“邓斌”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赶赴海防,由陆路潜入广西省[50]:24。邓小平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与南宁市公安局长、中国共产党员龚楚住在一栋楼[10]:123。在南宁,邓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广西党组织负责同志联系,传达党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42]:8。邓小平奉命到广西右江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与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百色暴动政治活动[45]:30。由于中央和广东省委受左倾情绪影响,对邓在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几次发指示信提出批评,但是邓小平坚持从广西实际出发,认为俞、李与蒋、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42]:8。9月1日,邓小平在南宁主持召开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武装农民、推翻国民党政权、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创立工农红军”[50]:25。9月10日至9月14日,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代表大会[10]:124。10月1日,俞、李率部出发,邓调遣部队作应变: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左江地区;派雷经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42]:8-9。10月初,中共党组织按照预定计划,将留守南宁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50]:26。邓小平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只,以备一旦有变,即把军械库几千支枪和弹药装船外运;又令在南宁受训之韦拨群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并派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行动计划[42]:9。10月13日晚,南宁市区内枪声大作,兵变部队搬走所有枪炮和弹药;10月14日,邓小平指挥部队将军械搬上船只[10]:130-131。10月17日,邓小平、陈豪人等带着警卫部队,指挥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42]:9。在恩隆县平马镇,邓会合张云逸;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进驻百色县[10]:132。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住在百色城内粤东会馆,10月23日邓主持会议,筹划起义[10]:133。会后以俞作柏名义,宣布张云逸为右江清乡督办公署督办,利用旧督办机构通令各县上缴款项,作为起义经费[10]:134。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左右江之指挥,前委直属于省委领导,由邓担任前委书记[10]:137。11月初,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上海[42]:10。邓小平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51]。在邓小平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49]:110。在百色,邓亲自组织发展工会,发动先后建立各行业工会19个,在12月初还建立百色总工会,并组建百色工人赤卫营[10]:135。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50]:26。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小平分别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50]:26-27。12月上旬,邓小平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之“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补充报告”[42]:10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在龙州领导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50]:27。俞作豫任军长,邓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和第八军总指挥[42]:11。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难产而病故[50]:26-27。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电告红七军停止攻打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42]:11。2月9日,邓小平在龙州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改组红八军军委为红八军临时前委,邓任书记,委员有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涂镜吾[10]:148。2月下旬,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10]:152。10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10]:169;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到达右江传达命令,要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攻打柳州、建立广东北小江根据地、阻止国军北上[50]:27。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周恩来、刘伯承恽代英李富春等25人组成苏区军委[42]:13。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为保存实力,绕过柳州、桂林,转战在粤赣湘桂边界地区[50]:27-28。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七军,奉命北上,此后转战桂、粤、赣、湘边境[42]:14

1931年1月14日,部队到达桂岭,全军仅剩3,500多人;部队整编后: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10]:181-182。2月,邓小平从部队情况出发,决定取消红七军前委,成立团委,并任团委书记[10]:185。3月,邓小平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诬陷为“逃兵”;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称“邓小平是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10]:1876月,邓小平接到通知去中央苏区工作[10]:194。7月14日,邓小平离开上海[10]:195。经约10个月苦战,终于在7月到达目的地与中央红军会合[50]:28。7月,中央将红七军调到中央根据地,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集团军[42]:15。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52]:143。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小平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小平则去上海汇报[51]。30多年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他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53][51]

第一次下台编辑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中共江西瑞金县委书记[42]:15,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县安远县之工作[40]:28。9月初到10月初,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代表赣东特委在会上宣布,撤销李添富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之职务并予以拘捕[10]:197-198。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45]:34[54]:50-83。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隆重开幕;11月20日会议选举产生由毛泽东、项英、朱德等54人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10]:200。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45]:34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由邓担任书记[10]:201。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55]:290[3]:41-42。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极大崇敬[40]:28。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3]:24。冬,邓小平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42]:16

 
1936年2月,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

1933年,由于反罗明路线运动开展以及寻乌事件,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10]:206。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邓下放几个月后把邓小平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40]: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邓到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长[10]:207-208。4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2]:16-17。他们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发展敌人力量薄弱之广大农村;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削弱地方武装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发展各种武器力量;反对“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10]:211。邓小平受中共内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41]:14。邓小平尽管承受着极大压力,被迫作检查,但没有丝毫放弃原则[10]:211李维汉等极左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毛、谢、古事件[45]:34[56]:154。此后,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57]:12。邓小平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41]:14。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58]:67。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邓小平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加入批判邓[40]:28。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3]:98[45]:20。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小平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10]:215。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57]:12。邓小平回宁都后,到七里村监管劳动;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总政治部缺人手,临时负责人贺昌是邓老友,向王稼祥推荐邓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邓小平于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10]:216-217

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赶出根据地[40]:29。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决定,邓小平随军转移[10]:224。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小平参加长征[42]:18。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59]:18-20。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原任邓颖超患上肺结核病,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10]: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45]:19,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10]:232。邓小平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40]:29。5月12日,邓小平出席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2]:19。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决定调邓担任红一集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担任中央秘书长[10]:235。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小平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60]:97。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邓所在的红一军(7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一集团军改为第一军[10]:237)被编为第一纵队[10]:239。10月19日,邓小平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0]:240。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严重疟疾[60]:97,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61]:360。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队大约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小差,1935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10,000人;据邓小平的女儿说,随着部队日益减员,邓小平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40]:29直罗镇战役打响后,邓小平随红一集团军(由陕甘支队编成[10]:241)政治部负责人到前线了解战况[10]:241

邓小平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红一集团军政治部宣传部最重要工作[10]:242。1936年2月5日,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东征[42]:20。5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撤回黄以西的陕北地区[10]:245。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罗荣桓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员,邓小平接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0]:245。5月19日,邓小平随红一集团军从延川地区出发,参加西征[10]:245。邓小平曾亲自编写红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41]:14。7月9日至7月19日,邓小平受中革军委委托,到红十五集团军八十一师和七十五师巡视政治工作[10]:248。这年冬天,邓小平染上伤寒,长时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亏张学良部队给红一集团军慰问品中有一批罐装炼乳,邓小平靠吃炼乳支撑才恢复[10]:252-253。12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红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0]:253

抗日战争编辑

 
1938年1月,邓任八路军129师政训处主任。这是129师领导人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合影。左起: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

1936年12月,军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总司令,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良机;蒋介石为使自己获释,被迫同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邓在延安作为第一集团军宣传部长领导文工团,并通过演讲教育军政干部[40]:29-30

1937年2月10日,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10]:253。6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邓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0]:255。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42]:20。7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8月15日完成改编,8月20日出动抗日;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指挥,彭德怀为副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为副主任[10]:260。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赴南京参加蒋召开之最高国防会议,同时进行国共谈判[42]:20。中国共产党同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其军队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成为全中国军队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蒋介石的统一指挥[40]:30。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统一战线工作[62]:51-52。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为副主任[10]:262。9月,邓小平奉周恩来派遣,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山动员蒲路东,正太铁路北各县民众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42]:22。9月5日,八路军总部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举行,邓主持大会[10]:264-265;朱德总指挥领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63]:146[10]:265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委会[42]:22)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建立[42]:22,国军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邓、彭雪枫为八路军代表,不驻战动总会领导机关等参加领导工作[10]:269。9月21日,邓小平等到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太原成成中学[10]:268。9月23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率领八路军总指挥部驻进五台县南茹村[42]:22。10月,邓小平、傅锺韦国清率八路军总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义县,开辟晋西地方工作;邓召开会议布置扩军、筹粮筹款和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等,同时派干部帮助县牺盟会训练抗日自卫队、建立抗日游击队,组建“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不久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42]:22-2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因患严重脑病回延安疗养[10]:286

 
1937年,邓小平身着国民革命军军服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邓为第129师政训处主任[10]:286。邓小平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62]:400[45]:6。1月初,邓小平写成《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10]:284。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使邓权力更大,有权判断部队战前政治准备和周围环境[40]:30。1月7日,邓在洪洞参加北方局和集总(八路军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故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召开的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42]:24。1月18日,到达129师任职视事[42]:24。实际上,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为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40]:31。2月2日至2月3日,邓主持召开129师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师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东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游击区[10]:294-295。2月6日,邓在辽县主持召开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42]:24。2月25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副师长到拐儿村参加集总召开会议[42]:25。4月26日,邓小平与刘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开辟冀南军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42]:26。邓小平要建立自给自足之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之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并使当地工业能够生产出足够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邓小平还要为正规军征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之政治意义;邓小平设计一种鼓励当地生产的税收制度:“向老百姓征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40]:31。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64]:250,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65]:242。5月以后,邓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挥129师主力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10]:312。7月16日,邓小平与徐向前、宋任穷等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伊·福·卡尔逊英语Evans Carlson,向他介绍冀南抗日情况[42]:26。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as keen as mustard)。”[11]:907月28日,邓小平亲自领导冀南抗日武装整编[42]:26。8月14日,邓小平指导冀鲁豫边区省委召开各地县代表会议,将冀南军政委员会改选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8月25日,离开冀南[42]:27。9月29日至11月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报告地方工作[42]: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42]:27。11月23日,邓从延安到达西安,准备返回太行前线[10]:334。1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全国我军中党务委员会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谭政、项英、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关向应、程子华、林彪、刘伯承、贺龙、萧劲光等26人组成[42]:27-28

随后13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66]:185-189,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67]:70。刘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声,邓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怀疑给中国国民党做奸细之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小平更慎重[40]:30。比起毛泽东在延安远离敌人,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邓小平政委住在太行山区,更接近日本人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邓得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居民有关的各种问题[40]:31。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小平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68]:99,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45]:42

 
邓小平摄于1941年

1939年4月29日,邓小平抵达延安[10]:349。7月,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2]:29。8月,同卓琳在延安结婚[42]:30。卓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系,曾说过邓小平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是个出类拔萃者[40]:31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10]:395。8月20日,按刘伯承、邓小平部署,在正太路西段开始破路作战[10]:399。8月22日,刘伯承、邓收到彭德怀、左权签发第一份战斗通报,首次使用“百团大战”一词[10]:400。邓小平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11]:91。8月至2月,邓小平与刘伯承率129师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百团大战”[42]:34。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10]:402蒋介石也致电嘉奖朱德、彭德怀[10]:402。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49]:58-56

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44]:75-76[69]:86,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69]:8。1942年,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70]:49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一个教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温村会议”,由邓主持[71]:73。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等,决定在彭德怀到延安参加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71]:102。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同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129师番号,另建太行军区;八路军总部机关和129师师部机关合并办公,全部合并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太行军区的后勤工作;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工作[71]:102-103

1945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72]: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46]:7793。8月20日,129师太行、太岳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71]:143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42]:51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

 
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亲临前沿部署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71]:143。中国因国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谈判失败,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42]:54。1945年9月,刘邓大军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73]:32,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74]:44-45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57]: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副书记[42]:59。刘和邓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平原一侧之大别山,毛泽东调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军赶出西北地方,还希望在华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40]:32。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69]:94,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小平与刘伯承矛盾严重[75],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刘邓的说法。刘邓大军很多人战死或饥寒交迫;幸存者处境艰险,极易受到敌人攻击,或因缺少给养而损失[40]:32

1948年3月,邓小平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会师中原[42]: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及晋冀鲁豫两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邓为政治委员[42]:74。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委员、中原局第一书记参加会议[71]:263。10月22日晚,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邓小平和陈毅当晚赶到郑州,住大同路原国军郑州绥靖公署,立即指挥部队东进开封,国军弃城,第二天直取开封[71]:269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扩大,加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接受粟裕建议,11月1日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71]:272。淮海战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还动员100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征用70多万头牲口作为运输工具;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50万解放军纳入邓总书记的统一领导[40]:33。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76]:149[45]:6,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69]:130-133,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69]:108,124。刘伯承担心部队安全,试图挖更多战壕以抵御国军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危险,造成不必要伤亡,也没有挖筑更多防御工事[40]:33

1949年3月14日,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42]:84。4月21日,解放军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之长江[40]:33,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77]:37。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42]:87-88。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42]:90

 
1949年,邓小平(左一)与贺龙、朱德一同出席全军“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

建国初期编辑

 
1950年,西南军区军队整编会议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孔从洲李达张子意贺龙、邓小平、陈赓陈鹤桥韦杰。第三排右五尹先炳,第四排右六为秦基伟、右七杜义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42]:90,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76]:6,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78]: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42]:90。随后,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79]:46。1949年12月2日,邓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42]:92。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80]:423[64]:313。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69]:161-165,实施土地改革[81]:389-392[69]:141,151,173

1950年1月8日,二野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由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42]:93。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82]:2472。1951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控制西藏并建立秩序[40]:35

在回北京任职前,邓小平参加成渝铁路竣工仪式[40]:35。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42]:102。毛泽东下达书面命令: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小平过目[40]:35-36。7月,周恩来提议邓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刘少奇提出希望邓将西南工作布置后即到中央[83]: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83]:7。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82]:2472。8月10日,周恩来提出政务院党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以周为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83]:8。8月13日,邓小平正式上任,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8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的命赴苏联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83]:8。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把个体农业和小工商业集体化、把大工业国有化之“社会主义改造”方案[40]:36。10月2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结束”,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运动正式结束[83]:16。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两位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邓小平也了解作出重大决定之理由,思考根本变革之大框架[40]:36

从1953年到1954年,邓小平不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而且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稍后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秘书长[83]:30。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邓小平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42]:103。3月3日,毛泽东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83]:103月10日,政府工作领导分工,明确邓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分工,明确铁道、交通、邮电由邓小平领导[83]: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83]:38。邓小平主导著与各省协商,以确定各省要上缴多少粮食和税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40]:36。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45]:52[69]:193-197。邓小平必须作出重大判断,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各省完成粮食配额和上缴税收之能力[40]:36。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42]:104,邓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84]:148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83]:65。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邓小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名,大会决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名,大会决定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42]:105[84]:148。9月29日,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83]:35。直到12月大区党政机构撤销,邓小平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83]:11。12月28日,邓小平又根据他主持召开之会议讨论意见,向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报告,提出撤销中央地区工作部,成立中央书记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办公室帮助中央工作[83]:66。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83]:66-67

1953年,陈云、邓小平将高岗的活动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引起毛泽东的警觉[83]:61。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警告[40]:36。1954年发生“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45]:51。按毛之意见,1月25日和2月5日,邓小平同刘少奇、周恩来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点出他的问题;2月3日,邓小平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起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的问题[83]:62。四中全会之后,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83]:63。2月23日,邓小平和陈毅发言,邓小平希望饶漱石抱着抛弃错误的态度,在座谈会后向中央彻底交代,以便改正错误[83]:63。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77]:314-315,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84]:335-338。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85]:98

 
邓小平欢迎达赖班禅,1954年

邓小平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40]:37。1956年2月11日,邓小平同谭震林、王稼祥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少奇晓会合[83]:72;邓小平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83]:71,邓小平、谭震林于3月3日回到北京[83]: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86]:4192。邓不大赞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87]:35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83]:101。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84]:371[69]:212-256。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88]:6。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89]:21。在开幕式上,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大会秘书长[83]:88。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83]:100。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42]:109。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42]:109。邓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90]:98。邓小平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91]。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内政,主张协商解决问题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83]:97-98。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从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于这些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团结”[83]:98。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确定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全党整风运动[83]:102-103

反右运动编辑

 
反右运动

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40]:38。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之报告:“有时社会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运用得怎样”,“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经常注意到调整”;“对民主和专政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条件”;“总的趋势是,我们要逐步发展和扩大民主,否则要犯错误”[83]:107。从1957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的严重令毛泽东感到意外[40]:38。3月上旬,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企业中实行群众监督的指示》:“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83]:113毛泽东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资本家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还是脱不掉自己之阶级本性[40]:38。5月,邓小平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准备反击右派进攻问题;5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最近整风“呜放”情况和整风运动部署的报告[83]:121:“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尾巴上不带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的。”[83]:1226月5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到各地指导整风运动;邓小平分别在沈阳、西安、成都和济南作4个报告,是在反右斗争正式开展之际所作,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对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形势和反右斗争的形势,估计过分严重[83]:124

毛泽东在1957年夏发动“反右运动”,羞辱所有严厉批评中共者[40]:38。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92]:121-123,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45]:19。毛泽东带头整大约55万知识分子,把他们划为右派,并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运动[40]:38。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93]。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批评干部使邓小平感到恼怒[40]:38。反右斗争出现严重的扩大化和简单粗暴的做法,使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批评意见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对扩大社会民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邓小平觉得应该做好善后工作,在报告中指出:“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83]:131-132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40]:38。在八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主持起草《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草案),邓小平在9月23日之报告中介绍此文件时说:对于右派,“经常要排一排,开始斗争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对的,搞过了”;10月9日,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言:“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央提出一个草案,不久可以发出。……这个标准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主要是大鸣大放时期,限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而把一般历史上的老账、个别问的问题的意见和学术性的问题撇开。”[83]:132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作出更多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严重错误[40]:38。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在通知中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83]:132-133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94]:274-283,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95]:736[66]:194-197,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66]:253-257。由于在工作中普遍采取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造成主观把一大批人错误划成右派分子;许多正直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优秀党员、干部,还有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之爱国人士,长期受到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是令人痛心的教训[83]:133。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96],是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人数100多倍[97][98]:1204。在邓小平直接关心、指导下,到1981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得到彻底纠正[83]:135

藏区骚乱编辑

1957年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经武汇报西藏工作情况;邓小平要求积极做好西藏上层人士之统战工作,说:“在西藏,分别左中右,以是否爱国为标准,不能以土改为标准。我们是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右派是分离派,只要没有叛国,对右派也要做工作。”[83]:199-2001958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同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时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83]:200-2019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张国华关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局部叛乱情况之汇报时,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冷静、理智处置,“在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线时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83]:201。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国外干涉势力相互勾结,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以拉萨地区为中心之武装叛乱;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邓小平连续参加刘少奇召集之会议,研究处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问题[83]:201。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称:和平解放西藏已经八年,我们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是为了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83]:201

出访苏联编辑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面[99]:120-125。邓小平有理有据严辞反驳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令毛大为激赏,会议结束时毛指著邓小平说:“看见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有见识,前程远大。”[40]:3711月9日,毛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讨论关于和平过渡之提法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共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83]:13711月10日,中方和苏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邓小平首先宣读中方《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一提一种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五、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83]:137-138

大跃进编辑

1958年初,毛连续主持召开几次会议,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1月11日至1月22日,毛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83]:142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抓石油工业[83]:144。“大跃进”兴起后,很快便普遍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惯用之群众运动办法搞经济建设,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发展之客观规律,挫伤人民群众之积极性,从而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巨大损失[83]:150。3月25日,邓小平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党内围绕这个问题(反冒进)的思想斗争,“是关于建设方法和建设方针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有一些人跟着反冒进,“有一些是属于对情况分析不够的方法问题”;“两种方法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有区别的”;避免将问题再无限上纲,对于当时有重要作用[83]:151。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83]:153。会议通过毛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45]:19[100]:214-215。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101]: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经毛审阅并修改之《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83]:157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再加上党内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中央和国务院之综合协调部门再难以发挥作用[83]:157。6月,邓小平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毛也到会讲话,批评军事工作上之教条主义;7月,邓小平出来保护刘伯承,向毛建议保留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83]:162-163。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到北京,毛在邓小平陪同下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83]:21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称北戴河会议);毛要集中统一,保证重点放在工业上,工业主要是抓钢铁,“马克思秦始皇要结合起来”;邓小平要求严格执行全国统一计划,并“先保证重点”,“其他零星的不搞”[83]:164-165。毛说农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邓小平赞成毛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性质之意见[83]:165-166。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办钢铁之高潮;同时,全国农村迅速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泛滥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之“左”之错误[83]:167。9月至11月,邓小平考察东北、华北和大西南,是从1952年调中央工作后时间最长、接触地方和单位最多之调查考察[83]:175。11月6日,邓小平到达郑州,参加毛主持召开之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83]:176。11月7日,邓小平在会议中说:“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83]:178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12月9日,邓小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给的范围不宜过宽,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包下来。在集体生活中应当允许个人有适当的自由,也就是‘大集体、小自由’。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公开向群众宣布。”[83]:182-183

 
1958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

1959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只破不立是不对的,破了旧的要立个新的,破了过于烦琐的要立个简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个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产,越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于重要环节的管理制度,改的时候要经过试验,不要轻易去废除。特别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操作规程,技术规范,没有把握随便乱动,对生产不利。不是说不可以动,有些是可以动的,但是要经过试验。”[83]:1912月27日至3月5日,毛在郑州专列上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第二次郑州会议”;邓小平向毛汇报关于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根据毛意见,会议将“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上“物资劳动,等价交换”[83]:193-194。中共中央决定于4月初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83]:194。4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讲话:“农业总是不稳,总有丰年平年。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下雨,这是人力没有办法的。风调雨顺之类不要讲多了。”[83]:1964月5日,毛谈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之问题:“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83]:197在党内,邓小平领导地位更为突出[91]。邓小平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摔断腿,恢复了很长时间[60]:138。7月2日至8月1日,毛提议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一些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意见使毛不能接受,而改变继续纠“左”之初衷;根据毛建议,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全会最后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即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83]:207。邓小平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疗而没有出席会议,但他非常关心庐山会议;当时邓小平对批判彭德怀表示不同看法[83]:207。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102]:156。“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成为中心口号,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重新刮起来,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严重失调[83]:208。12月28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党的根本队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要相信这一点。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则是不要比赛,划不划,都要慎重。”[83]:209

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疑虑[100]:214-215。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69]:322-327。3月24日,邓小平乘火车抵达天津,参加毛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天津会议”[83]:209。3月2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说:“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83]:212因为没有解决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之严重问题,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后来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导致“左”的错误,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给中国造成损失[83]:212。5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说:“领导人要清醒,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把应该接受的教训忘了。各省也有这个问题,不踏实,搞大计划”[83]:213。6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称:“一切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搞得好一点,事情就搞得好一点。我们这些人注意的不够,影响是不小的。”[83]:2149月16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之中共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9月23日回到北京[83]:220-221。9月30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飞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83]:221-222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103]。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100]:214-215[69]:318-321,334-337

 
1963年3月,邓小平(左一)与李先念周恩来在北京西郊机场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83]:292。邓小平在会上称“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气”,“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83]:294。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83]:294邓小平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83]:294-295会上,毛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之缺点和错误承担责任,对党之民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83]:295。会议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没有根本改变“左”之指导思想[83]:296。毛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关系开始破裂[86]:4607。8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直到共产主义,消灭三个差别,都管用。”[83]:310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之根源,使党之指导思想日益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左”之错误[83]:310。会议还抵消七千人大会力倡在党内加强民主集中制之努力,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现象日益严重,破坏实事求是之作风[83]:310

1963年7月6日,中苏两党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担任会议主席,并作长篇发言[83]:327。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苏会谈前双方关于“在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之约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复中共中央6月14日信[83]:332。邓小平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104]:329-332[105][106]

第二次下台编辑

 
文革时期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画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83]:381

 
1965年古巴切·格瓦拉访问中国,邓小平接见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83]:388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50]:103刘少奇、邓立即到杭州向毛汇报,并请毛回来主持工作[50]:105。刘、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内”、“校内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内”、“不准示威游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50]:105。并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50]:105。几乎每个学校都分为两派或几派,互相攻击,乱揪、乱批、乱斗之风盛行,抄家、打人时有发生[83]:395。7月16日,毛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50]:105-106。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但被毛拒绝[50]:106。7月19日,毛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50]:106。扬言说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50]:106。7月21日,毛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50]:106。7月24日上午,毛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42]:150。毛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07]:59[108]:377。7月29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邓小平、周派遣工作组[50]:106。8月1日至8月21日,邓小平出席在北京举行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讲话,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选举毛、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全会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攻击刘少奇,谢富治则攻击邓小平,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42]:150。刘、邓小平被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受到批判,陈伯达趁机向毛揭发邓小平[83]:400。邓小平由于被指责犯“路线错误”,实际上已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83]:401。为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委托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受到批判,会后邓小平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工作[83]:401。邓小平事实上已被停止和剥夺职权,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看文件、写检查和接受批判[83]:401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国家主席刘少奇跌至第八位)[109]:255。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2]:150-151。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110]:47-51。10月23日,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邓小平[50]:110。结果刘与邓小平作自我检讨[50]:110。11月7日,邓小平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内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50]:110。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2]:6,“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45]:1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72]:6。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邓小平与刘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50]:112。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41]:19。以后刘、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50]:112。邓小平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50]:112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邓小平[50]:112。那时候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41]:19。3月15日,邓小平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111]:84-85。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112]:6。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102]:208: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5月,汪东兴到邓家告诉邓小平,毛让他转告:一、要忍,不要着急;二、刘、邓可以分开;三、有事可以给他(毛)写信[83]:410。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85]:118。8月5日,刘和邓小平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斗争[50]:111。9月,刘与邓小平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50]:111。毛把邓小平夫妇软禁在中南海之家中[40]:40。两名年龄较小之孩子邓榕邓质方(和邓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之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40]:40-41。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的继母和他在一起[45]:23

1968年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主管[83]:415。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谈话:“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83]:4176月3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83]:417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82]:2289。在10月13日会上,毛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42]:153。随着邓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82]:2481

1968年9月,邓小平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50]:120。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13]:1441。1969年,邓小平子女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邓小平夫妇,从邓楠口中知道邓朴方伤残;卓琳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抽烟[83]:420。1970年,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50]:13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42]:153。10月18日,林彪向全军发出“第一号令”,进入紧急战争状态[50]:124。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42]:153。10月20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40]:60[114]:34,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钟路程[50]:129。邓小平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50]:129。10月23日,邓小平遭暗杀未遂,警卫人员反击,击毙数名杀手[115][116][117]。从1970年1月起不发工资,邓小平原来月工资402元,卓琳165元;改发生活费后,邓小平每月生活费120元,卓琳60元,继母夏伯根25元[42]:154。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小平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50]:129。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没有强制劳动[50]:129。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66]:54-55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发动武装政变未遂,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42]:154。邓小平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83]:440林彪集团政变失败,邓小平写信给毛,叙述对林彪事件看法[41]:19。11月8日[83]:440,邓小平给毛写信,表示愿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42]:154。1972年1月10日,毛在陈毅追悼会上,与陈毅夫人谈话时,曾表示过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50]:136王震曾向毛上书,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50]:136。6月,邓小平夫妇接到通知,他们工资开始照发[83]:443。8月3日,邓小平写一封长信给毛[83]:443:“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118]:37并要求恢复工作[119]:25。8月14日,毛对邓小平来信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83]:444-446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运有转机[41]:19。周恩来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小平可以做调查研究工作[83]:446-447。年底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游历井冈山,凭吊遗迹,重访瑞金等地[42]:155。1973年2月20日,在周的力荐和支持下[120],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50]:138。3月10日,根据毛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2]:155。3月28日晚,周遵照毛之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要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之副总理[40]:63。作为周之助手,邓小平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其他国家客人;邓小平还参加一些会见外宾之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之工作[40]:64。4月12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出席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举行之宴会[40]:63。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调动各大军区司令员[50]:142,正式提议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121]:57,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22]: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提议,讨论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83]:467-468。12月22日,邓小平代表军事委员会宣布各大军区司令员大调动[50]:142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1974年4月,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50]:144。4月10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主张,指出:国家之间之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42]:166。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三个世界划分论”[50]:144。由于在邓小平发言中关于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也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40]:75。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40]:13

1974年初,周病情恶化[50]: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50]:146。6月1日,周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治疗[83]:476。当时周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亲自指导下,邓小平成事实上之代总理[40]:74。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22]:263。10月20日,毛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42]:174。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乘机前往长沙,与毛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122]:260。毛同周、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42]:177。此后,毛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56]:570

“三副一长”编辑

国务院总理周病重住院后,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41]:19-20。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邓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50]:147。此后,他立即着手整顿全国范围内之极左浪潮[41]:20。1月8日起,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周带病主持会议[50]:147-148。会上选出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50]:148。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50]:148。邓小平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40]:83。会上通过周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50]:148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会决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50]:148。3月5日,副总理邓小平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50]:153。会中,邓小平指出“必须反对派系斗争的发起者”[50]:153。5月3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决定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42]:183。5月12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国事访问法国[50]:154。5月27日,根据毛之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42]:183。9月7日,周和邓小平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50]:155。9月13日,代总理邓小平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50]:155-156。会议中,与四人帮斗争已经白热化[50]:156。邓小平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94]:4-11,25-27、军队建设[94]:1-3,15-24、科研工作[94]:32-34等进行全面整顿[82]:2521[94]:35-37,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66]:81-82。同月,邓小平散步时遭刺杀未遂,杀手至今未被逮捕[115][116][117]。10月,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制定三个纲领文件,分别是:一、《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邓小平又提出要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二、促进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23]:141。由于毛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又说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遂于11月决定要解决邓小平的所谓“右倾”问题[123]:141。他在批评邓小平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23]:141。毛又指出“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此展开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23]:141。同时极左派也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122]:263

第三次下台编辑

邓小平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41]: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50]:158。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50]:159。第一副总理邓致悼词[50]:159,并主持会议[124]。在追悼会闭幕后,毛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软禁在中南海住宅里[50]:159。邓小平与外界隔绝,只能与小外孙接触[50]:167。而毛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小平和张春桥排除在外[82]:2656。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中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代总理[40]:143。中央政治局通过毛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对华表示:“你办事,我放心”[123]:141。可以说,华的任命是毛力图调和“四人帮”与务实派干部、军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123]:141。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50]:162。不过华国锋和毛一样,对批邓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40]:145。华国锋批评邓不坚持阶级斗争。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50]:160,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25]:38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小平[50]: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悼念活动达到顶点[50]:165。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50]:165;会上,华国锋攻击邓小平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50]:165。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50]:165。政治局会议指控邓小平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50]:165。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的“天安门四五”事件[41]:20,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接班[126]。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动民兵、公安清理现场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最后遭到镇压[123]:142。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127]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128]: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29]邓小平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41]:20。毛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130]。4月8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23]:142

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122]:279。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131]:111

8月,开展“批邓”运动;邓小平的三个“整顿”文件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123]:142。9月3日,江青赶赴大寨,为批判邓小平作准备[50]:169。9月9日,毛泽东逝世[50]:167。毛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23]:142。毛又指出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并没有争议性;第二,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23]:142。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50]:173。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41]:20。10月7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50]:173。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50]:173。十年动乱虽已过去,中国却面对“三信危机”(“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23]:142

10月10日,邓小平写信通过汪东兴交给华国锋[50]:181。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50]:181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125]:38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132]:2。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小平[40]:159。12月,华国锋在会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全国农业会议代表时说:“邓小平虽然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其本质仍是修正主义,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都具有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帮’后同样不能放过邓小平”[50]:181

文革结束后编辑

拨乱反正与再次上台编辑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小平恢复工作,引起争论[50]:183。2月,华国锋支持《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正式提出“两个凡是”之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23]:149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50]:183。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50]:185。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转发邓小平两封信[50]:185。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133]:6。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50]:185。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40]:173。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50]:185-186。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后[132]:3,入住位于米粮库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34]:239。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41]:20。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小平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冤、假、错案[50]:188

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50]:188。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35]:10。“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抵制[94]:42-47,38-39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白宫签署文件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1977年8月3日召开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40]:179,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94]:48-58。12月,邓小平极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50]:190。在1978年初,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94]:85-100,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94]:41。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94]:66-71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0]:190。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阶级斗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50]:190。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50]:190。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94]:111-112。5月11日,《光明日报》转载由胡耀邦同意、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邓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之华国锋和汪东兴[40]:184-185。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转载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40]:184。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94]:140-153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50]:191。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136]:41。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137]:342。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138]:8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50]:191,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40]:199。会议平反1976年4月5日发生之天安门事件,表明邓小平在现阶段之斗争中已占上风[123]:151。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50]:197,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解决政治问题[40]:20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在京西宾馆召开[40]:212。是次全会上,邓批判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小平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小平否定毛“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冤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晚年错误之同时,邓小平着手改革毛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并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来,实行“摸着石头过河”[41]:22。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50]:193。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50]:193。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139]:140。会上批评华国锋之“两个凡是”,又批评他之“洋跃进[123]:151。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94]:237-238。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着华国锋过渡时期之终结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之开始[123]:151。这次会议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陈云被推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40]:207。邓小平后来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123]:151

邓小平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属于“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城乡生活供应问题[41]:22。农村改革从1979年开展,它体现于农村经济形态之根本转变,即由一个“指令经济”转化为一个以“承包制”为基础之经济[123]:152。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94]:182。邓小平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41]:22。1979年至1980年间,中共中央创立4个经济特区,即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即中央用来试行特殊经济政策之区域,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试办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发展对外贸易[123]:154。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首先解决十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41]:23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132]:3[66]:77

1979年中越战争[132]:11,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94]:284-290。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50]:200-201。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50]:201。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0]:201,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94]:189。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就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50]:201。5月17日,邓小平参加刘少奇追悼会并致悼词[42]:231。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50]:201,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32]:8

1980年3月,邓小平视察济南军区时,值勤警卫边喊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打倒邓小平!”,边向邓小平座位连开数枪,邓小平因警卫遮蔽而避过一劫,枪手被制服[115][116][117]

1981年3月,邓小平点名批判白桦写《苦恋》,并指出“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123]:155。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党中央主席[40]:325。邓小平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50]:202。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明报》社长查良镛,对查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胡耀邦六十六岁,不算很年轻,但他身体好,精力充沛。赵紫阳六十一岁。你也六十一岁罢?你们每天可以工作十二三小时,再长期工作一段时候没有问题。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的干部政策也要四个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制度化。这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那好得很,应当这样,是不是?但不是说干部老了就没有用,老干部有经验,有见解,还是宝贵的,但实际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41]:43;又对查说:“中国愿意与外国发展贸易,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但中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不过在现代世界上,不能关起门来做人。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看法错了,制订的政策也会错误。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那时候没有垮,现在更加不会垮。五十年代时,苏联对中国是有援助的,以后就没有了,我们还不是这样过下来了?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得到的教训难道还不够?美国国务卿海格到北京来,我也是这样对他说。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平等合作是很好的。但如美国搞得太不像话,硬要中国吞,那吞不下去,也没有理由要吞。”[41]:45

改革开放编辑

1980年的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140][141] ,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有分别;改革目的并非要取缔现行之社会主义政体,而是要使它更趋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即外界所称之“行政改革”[123]:150-160。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这也直接促成了后来《八二宪法》的诞生[142][143]。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4,000余人参加、9次大规模修改完善[94]:291-310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指出毛泽东的领导以1957年为分界线:前期一贯正确;后期犯一连串“左”倾错误,包括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以及“错误发动”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23]:157。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94]:42,克服个人崇拜[94]:334,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94]: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9]:278,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94]:140-153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32]:10。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方案[66]:49-50,58-59

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94]:408-412[66]:9-10。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132]:5[66]:5-8。邓小平希望中央顾员委员会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正式职务;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释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经验[40]:502[94]:413-414。邓小平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销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41]:22。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94]:396-401。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23]:157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发出清污指示,于是展开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由胡乔木邓力群王震领导[123]:159。邓小平因为担心继续批右会导致“左”倾回潮,严重影响快将上马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结束清污运动[123]:159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66]:115-118。农业方面,在邓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94]:315-316。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132]:14习仲勋和广东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等人作讨论[40]:348。广东之方案于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之“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按邓小平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40]:348-349。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132]:13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广东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还视察中山和顺德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之县[40]:364。邓小平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66]:51-52。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66]:32: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66]:119;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135]:142。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开展[123]:160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66]:96,提出“反对霸权主义”[66]:56-57、“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94]:415-417。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66]:126[40]:527,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66]:98。虽然邓小平在1980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之调整取得一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之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之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40]:497。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腐败和贪婪之机,背离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之精神[40]:498。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44]

1986年9月3日,邓小平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之迫切性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23]:1639月13日,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之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23]:164 9月1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45][146]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之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并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之职务;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线工作则交给赵紫阳[40]:528

对外关系编辑

 
左方为金日成铜像,建于1972年
 
邓小平和吉米·卡特在1979年访美抵达仪式上

对外方面,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期间朝鲜方面安排邓前往参观金日成万寿台雕像,该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镀金,据报道,邓小平“勃然大怒”,他私下对朝鲜人说这个雕像是他见过的最浪费的东西之一,并对金日成把中国给朝鲜的援助用在这样的事上深感恼火[147]:323[50]:196。10月,继续到日本[50]:196。11月,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50]:196,并且接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停止革命输出,不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148]。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50]:197。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49]:13,并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会谈[50]:197-198,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149]:15。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149]:13

1979年2月4日,邓小平回国[50]:198。2月17日,在云南、广西边境对越南反击,中越战争爆发[50]:198。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五个省会[40]:482。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即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之基础设施[40]:482。由于双方在战场上没有使用空、海军直接交战,仅限于地面部队作战,不同于一般战争,加之,中国边防部队已多年没有打过仗,部队绝大多数中下级指挥员缺乏实战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部队训练少,军事素质差,在战斗中也暴露诸如指挥失当,协同失调,编制不合理,武器装备不配套等问题;但通过实战,解放军在战役指导、战术运用、指挥协调、组织各种保障和民兵参战支前等方面,取得一些可贵经验,对加强解放军建设和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有重要借鉴意义[150]:411

中英香港主权移交谈判编辑
 
位于深圳市的一个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模型重建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151]。邓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152]:294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153]。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权和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154][155],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156]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于9月22日抵达北京[40]:452。9月24日,她在北京与邓小平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157]:501。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158]:221,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159]:117[66]:12-15。离开中国前,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广播公司之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40]:454。随后,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并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160]。其后,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利[161],但中方拒绝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162],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163]:53。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161]

第12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佛瑞·贺维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小平会谈两小时[40]:458。贺维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达成一个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40]:458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楼会见香港和澳门政协代表,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50]:204。席上,邓小平说:“中央政府有关香港发言,我和赵紫阳的是正式的,还有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是正式的。而黄华耿飚二人所谓不驻兵香港简直是胡说八道”[50]:204-205。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最后文件[40]:460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仪式上,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40]:460

改革中的问题编辑

1980年代初,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大量流氓团伙出现、各类经济犯罪也开始显现,而当时中国法制尚处于早期建设时期(文革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及法治观念),1983年起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66]:33-34。此次严打维持了3年5个月,在提升了社会治安、经济安全的同时,诸多冤假错案也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164]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邓小平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41]:22。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132]:20[66]:134。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66]:123-124;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132]:18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65]。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166][167]。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168][169]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66]: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后,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40]:519。面对激烈学潮,邓小平遂于12月30日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70],批评他们未能平息学潮:“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123]:165邓小平继而作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123]:165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41]:22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评胡耀邦后接受他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政治局又将一批进行“自由化”活动的党内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到1月底,持续一个多月的学潮终于平息[123]:165。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是时候递交辞呈[40]:520,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132]:18,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32]:22。1987年4、5月间,当邓小平觉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反资运动来攻击整条改革开放路线时,他便公开表示“搞四个现代化……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23]:166邓小平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66]: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66]:226-229,248-250。邓小平再次当机立断结束反资运动,阻止“左”倾回潮;从5月开始,改革开放的言论又高唱入云[123]:166

1988年,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物价改革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应求[40]:430[66]:262。1988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26%[40]:431。而1988年底政府的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132]:24。严重通货膨胀引起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的广泛愤怒[132]:24,邓小平的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171]

1989年六四事件编辑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66]:271-272。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别向人大代表及总理李鹏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学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到西安、长沙等大城市[123]:169。4月16日,大约800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并未干预从大学前来悼念者[40]:538-539。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赵紫阳、邓、杨尚昆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172]:232-233。运动遂向社会蔓延,形势急转直下[123]:169

4月24日,即在赵紫阳出访朝鲜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学运定性为“动乱”[123]:169。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决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123]:169[173]。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更多学生加入他们行列[40]:541。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174]:42-43,也有人认为邓小平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总理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175]:365。5月13日,数千北京学生藉苏联改革派领袖戈尔巴乔夫快将访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借此行动向中央施压,以争取成立压力团体;尽管赵紫阳劝说学生必须克制,以免破坏中苏高峰会议之进行,学生情绪却转趋激烈,并否定所有妥协之主张[123]:169。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66]:302-308。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5月16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表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发百多万人上街声援绝食之大游行,不少人将矛头直指邓小平[123]:170。在邓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176]。6月3日下午乔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场之最后方案;杨尚昆把方案交给邓,立刻得到批准;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大约4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约4英哩路程[40]:561-562。即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45]:3。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之“十六字方针”,带领中共渡过难关[123]:170

6月9日,邓小平首先对在冲突中死去的军人、武警与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的官兵与警察表示慰问,接着,他要求在场所有人起立,替“这些烈士”默哀[177]

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称:“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123]:170-171邓小平称:“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23]:171[66]:302-308。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41]:22。六四天安门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在家,直至2005年去世[178]。邓小平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66]:301。据悉,正当邓小平考虑由谁来接替赵紫阳时,李先念陈云一再向邓小平推荐上海市领导人江泽民,说江是坚持“两个基本点”之好干部,力主调到中央;邓小平很快接纳二人建议[123]:171。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议决撤销赵紫阳所有职务[123]:171;选举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79]。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66]:309-314。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惩治腐败,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180][181]

5月31日,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66]:296-301[182]

退休编辑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66]:322。9月16日,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到:“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66]:32411月8日,85岁的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41]:22。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任[183]。199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退休,由江泽民接任。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41]:22

晚年编辑

九二南方谈话(南巡)编辑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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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长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135]:10;在中共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邓小平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66]:320,基本上是因为它们推行经济改革失败,所以,中国若要避免遭同一命运,必须继续走改革开放之道路[123]:172。1992年春夏,保守派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184]

当邓小平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小平夫妇和4名子女(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40]:597。1992年春,邓小平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上海[40]:598-605[185]。依靠昔日的威望,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66]:306-307,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66]:225。邓小平还特地指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防“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123]:172-173“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66]:37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3]:172。他的南巡与演讲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186]。由于各地传媒纷纷发表支持改革开放,而与邓小平一起南巡的杨尚昆又在军中展开学习邓的南巡讲话,中共中央遂于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讲话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全体党员,由此结束历时3年半的“治理整顿”,并掀起新一轮的经济热潮[123]:173

邓小平南巡后不久,全国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谓“翻番”,即追求当地国民产值或工业产值成倍增长的高速度发展[123]:173。中国十多年改革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尽管经历几次波动,但终于迈进市场经济[41]:22。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国刮起“邓旋风”的气氛中召开;江泽民在会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历史唯物论中是处于矛盾的对立面,“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挣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从实际意义而言,“十四大”标志着市场改革派之胜利——中共自此以“计划”和“市场”的不同“功能”来界定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不再把“计划”和“市场”看做“主”与“辅”的关系;换言之,“计划”不再担当发展经济的主导角色,它只为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制定理顺战略目标而已;“十四大”可说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竿[123]:174。“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进中共党章[41]:23。“十四大”确认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看齐;会议又提出要审慎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销党组[123]:174。在十四大上,邓小平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87]:11,24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188]:238[189]:91

1992年刮起“邓旋风”,使沉寂3年多的中国经济再度活跃,并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大步迈步;然而,由于市场法规未能及时建立,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之调控经济措施,致使中国在1992至1993年间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及金融秩序混乱的失衡现象[123]:174。邓小平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135]:3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190]。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过由朱镕基制定的《(市场)改革五十条》,该文件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文件又为企业、金融、财税、投资及外贸等改革订下目标和策略,故可说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123]:175

邓小平因身体原因自1994年开始就不管国家大事;陈云也于次年8月动大手术,并于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国的“双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23]:176

逝世编辑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因呼吸道疾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191]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于1997年1月1日起播出传记纪录片《邓小平》,当时已患帕金森氏症晚期的邓小平本人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写他的传记纪录片[192]。1997年2月春节前夕,病情略有平稳的邓小平向前去探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传达了自己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193]。2月15日,邓小平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泽民,向其转告邓小平的临终嘱托[194][195]。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去世,享耆寿92岁[40]:637邓小平逝世,中国遂进入后邓小平时代[123]:176。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65]:692[44]:410[196]:526联合国大会默哀[197][198]:134[199]:163。3月2日,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入大海[44]:65,并捐出其角膜[200]。他的殡车为双尾门的丰田Coaster。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201]

影响与评价编辑

1997年9月召开“十五大”,该会肯定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明确写进党章[123]:176

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中,曾对自己评价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202]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称:“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66]:54-55

邓小平个性很强,不喜欢空谈,喜欢快刀斩乱麻,是一个作风强硬务实、急于抓出成效来之强人,故有“钢铁公司”之称;此外,他还是个意志坚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干;叶剑英曾评论邓小平:“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123]:176

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方式办事之一人专政之极权时代,那么邓小平时代可说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社会走向开放但仍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之专制时代[123]:176

正面评价编辑

对邓小平的正面评价,是他执政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中国长期对外封闭,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国国民生活,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现代中国崛起贡献卓越[203][204]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98]:134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41]:33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83]:87-8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说:“为什么小平同志在讲到警惕右时,特别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由于‘左’的东西往往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们以迷惑作用,这就更需要提醒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干扰。”[205]:41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206]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33]邓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40]:3-4。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34]。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207]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35]

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马来西亚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邓小平对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在工程、建筑、科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邓小平功不可没。马哈迪和邓小平有过两次会面,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另一次则是1985年他首次访华期间。[36]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208]

负面评价编辑

外部视频链接
  【1958新影微记录】邓小平站在稻子上合影:丰产稻田放卫星

批评者称,在邓小平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下,特别是六四事件,大量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造成了许多冤案[209]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库溃坝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将险情报告给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登奎和李先念经短暂商讨后认为只有动用军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时任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想法,请求具体指示,邓小平当时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李先念向邓小平家打电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称邓小平身体不适,已经入睡,并坚持不肯叫醒父亲,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210][211]

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时期对拨乱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不许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212][213] 他于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并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14][215][216]

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上以及在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思中也体现出了邓个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坚持要求对毛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要求拥护“毛泽东思想”。[217][218][219][220]

此外,邓小平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221]。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一些干部认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时,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得以维护国家团结的唯一选择[40]:569;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222]:262

邓小平理论编辑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223]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224])、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

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之领导下起步[40]:619。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著变革之设计师;事实上,变革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之设计[40]:619。不如说,邓小平是全面领导转型过程之总经理,梳理和总结各种想法,展示给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之步调和方式;邓稳定领导最高层,使人们保持信心经历巨变;邓小平选拔和指导团队,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40]:619-620。邓小平解决难题,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之解决方案;邓小平加强统治,保持控制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40]:620

毛泽东加强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将统治结构拉回来,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之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独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40]:624。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大胆取消“阶级出身好”选拔干部之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之办法;根据邓小平在1977年采取之新路线,很多“阶级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干部[40]:626。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考试,而是根据工作表现;邓小平的接班人也沿用制度[40]:627。邓小平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之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来自城市之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青年之吸引力[40]:629。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流动,与毛泽东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更加深远之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向以城市为主之社会之过渡以及传播共同之国家文化,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之最根本之社会变化之一[40]:630

邓小平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一定之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说:“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40]:631邓小平需要敢闯敢干之干部,他愿意承担苍蝇飞进来之代价;邓小平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为自己或家人敛财[40]:631

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挑战向个人捞好处之当权者;对于因建新项目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联合政府官员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筑商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为当地居民就业[40]:631-632

邓小平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40]:636。1974年,作为首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帝国”,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政变,邓小平回答:“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40]:63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编辑

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66]:252,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6]:373。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225]:230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66]:115-118。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66]:274-275,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66]:107-108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66]:77

中共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写进中共党章[41]:23。“十四大”确认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看齐;会议又提出要审慎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销党组[123]:174

一国两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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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小平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66]:30-31。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称:“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66]:491980年代其正式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蒋经国则以一国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应[226]

香港回归经验说明,可以用最低成本和代价,甚至零代价实现国家统一;要实现国家统一,同时保证任何一方没有损失,使香港得以继续维持繁荣,不能牺牲香港繁荣稳定,不影响国家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统一[227]:18。“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别行政区之概念是因应香港和澳门(以至台湾)之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况而设计,目的是在促进国家统一之同时,维持港澳之繁荣和稳定[228]:13。中英两国政府在1982年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时,香港社会也没有自决或独立之呼声;当时政治精英、学术界和民意领袖之意见主要有以下两种:一部分人期望香港能维持现状,延续英国之殖民管治;另一种则赞成香港回归中国并根据“一国两制”之构想实行高度自治,但同时坚持高度自治必须以民主为依归;“民主回归”之思想一方面支持“港人治港”之原则,但另一方面强调治港之港人必须由体香港人自由地、民主地选举出来[228]:138。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并非轻而易举,香港人面对过重大考验、严峻挑战[228]:78。在特别行政区历史里,在《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风雨、不少社会上之大论争以至关于“一国两制”以及香港之“高度自治”之被背弃之指控[228]:78。香港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之实践乃建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而制定,既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与中国中央权力机关之关系,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之政治体制、法制、人权保障,以至社会、经济等制度和政策[228]:78-79。“一国两制”之实践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法》之实施是否顺利[228]:79。香港特别行政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在“一国两制”之理论框架和《基本法》之制度设计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其高度自治之政治体制,体制中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机关[228]:93。“一国两制”之成功实施,有赖于“一国”和“两制”之间之适当平衡[228]:115。在可预见未来,中国内地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无意继续消灭自己国内港澳台之资本主义,也无意消灭其他国家之资本主义,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红色革命[227]:3。在相当长之历史时期内,中国之社会主义既要与内部港澳台之资本主义共存,也要与国际范围内之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存在;两种制度在国内和国际都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而不是人为拿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227]:3。中国统一完全可以包容两种不同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中国不再主张把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到全国,不再主张必须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国家,而是主张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与中国实现统一后,保留原有之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内地主体仍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227]:4。两种制度在一个中国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227]:4。中央还要对特别行政区整个繁荣稳定负责,如果特别行政区搞得不好,人家不会说特别行政区人民没有治理好特别行政区,一定会说中国没有治理好特别行政区,国家逃不掉对特别行政区之责任[227]:149。“一国两制”下,国家要增加国民对国家之认同感和向心力,必须:一、不断扩大公民权利,增加社会福利,减少乃至杜绝侵犯公民权利事件之发生;二、要使公民有国家主人之感觉,对国家大事有参与之机会,给人民享有政治权利;三、必须加强对公民侨民之保护[227]:51-52。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政改或民主化过程中,中央政府和特区之行政和立法机构都有其各自之角色,在有关角色和权能之设计上,体现出“一国”和“两制”,国家主权原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自治原则之某种平衡[228]:116。香港安全和中国安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维护包括香港在内之全中国安全是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共同责任[227]:40。成就一件事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但是破坏一件事情只需很少人即可;对待很少人从事之破坏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227]:40。“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损失很大,但主要是面子,香港损失既有面子,更多是里子,是全部;因此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227]:40。中道尝试兼顾国家主权原则和港人民主自治原则,在“一国”和“两制”之间找到适当之平衡点;就特首普选之模式来说,中道便是同时承认、平衡和尝试体现香港市民就特首普选之选举权和中央政府对特首之实质任命权,并在普选制度之设计上,尽量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一个中央和港人两方面都信任和支持者[228]:120-121。“一国两制”下,公民身份认同制度保障至少有几方面制度:一、统一身份证明,至少像美国之社会安全号码,全国统一身份证号码;二、统一公民权利;三、全民拥有同样经济权利,国家对公民之基本物质权利,比如最低生活保障权,对港澳居民,特区政府发一份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国家也发一份最低生活保障金;四、统一司法[227]:68-71。在“一国两制”下,搞政治激进、发动“革命”几乎不要成本,唯一需要就是勇气;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勇气胆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推翻以后有无能力建设[227]:79?建设需要很多智慧和能力,需知用暴力手段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其最终结果也一定是暴力,极端行为结果一定不会是理性进步;真正推动历史进步是睿智理性、调和鼎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挽狂澜于既倒、救百姓出水火,不是不负责任、不顾他人死活、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热之中[227]:79-80。中国逐渐确立法治思维,以此慢慢取代激进革命思维,法治方式取代暴风骤雨式之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法治终于成为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和政治新常态;发展民主并不难,难的是建设法治;发展民主有激情、勇气即可,建设法治要靠智慧理性和长期积累[227]:81。人们学习如何仇恨,更应该学习如何去爱,因为爱更接近人心灵和本性;如果社会精英只会顺应“民意”,讨好“民意”,是表现无能,不负责任,不是本事[227]:82。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是国家对内对外之最高代表,是国家主权之象征,在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用重要:①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批准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问题所签订之国际协议,即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②根据全国人大之决定,公布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相关全国性法律;③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④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国家元首之一般职权[227]:90。根据中国宪法,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执行机关,亦即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国务院很大权力,主要包括:①以中央政府名义与英国、葡萄牙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并签订有关协议,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②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有关决定,协助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可提出基本法修改议案,协助筹备特别行政区;③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④统辖特别行政区政府;⑤负责与特别行政区有关之外交事务;⑥负责特别行政区之防务,承担驻军费用;⑦依照基本法规定任命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⑧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⑨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之事实问题应发出证明文件,之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之证明书;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227]:91-92。中国宪法规定之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文化方面,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一国两制”之方针和基本法之规定,特别行政区保持资本主义之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7]:126。中国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规定夫妇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之义务、公民有依法服兵役之义务,基本法则规定特别行政区居民有迁徙往任何地方之自由、有自愿生育之权利、没有规定依法服兵役,体现“一国两制”之原则精神[227]:126-127。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首长即行政长官,同时是行政机构之首长,特别行政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关系是保证司法独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227]:127。中国一直实行单一制;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享有高度自治权大于一般地方、大于联邦制之权力,与中央之关系要由法律明文规定,设立及其所实行之制度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227]:127。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各自保留自己之司法制度,不受内地司法制度之影响,自己拥有自己之终审法院,所有案件之终审不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一个国家,两种司法制度”;特别行政区之司法制度保留下来,对中国内地正在进行之司法改革发挥很大影响,成为内地司法改革之重要参照之一[227]:128。根据中国宪法和有关选举法之规定,中国采用直接与间接选举并用、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并用之制度;特别行政区之选举和选举制度则十分复杂,可以采用不同于中国内地之选举制度[227]:128-129。根据中国宪法之规定,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之执政党,其他8个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特别行政区本地采取何种政党制度,没有统一之模式,要由各特别行政区自行选择决定[227]:129。基本法是授权法,是中央单方面授予特区各种权力之法律;联邦制下同样之法律往往是联邦和州双方讨价还价而达成之分权协议,因此联邦制下之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一般是分权法,即清楚界定国家机关之间职权之划分,尤其必须在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进行权力之划分;基本法不同于联邦制下之宪法性法律[227]:133。基本法是授权法,也是限权法;换言之,特别行政区所享有之高度自治权以基本法明确授予为限,基本法没有明确授予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特别行政区就没有这些权力;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无限自治,是有法律上之界限,高度自治必须有基本法上之明文依据,只有当我们在基本法中能够找到明文之规定之时,才能说什么事情属高度自治[227]:133-134。基本法不仅日确规定特区高度自治权之内容和界限,而且也规定不属特区高度自治、体现国家主权、应该由中央行使之权力,中央能够在特区干什么事情也必须有明确之法律依据,也就是基本法之依据[227]:134。根据“一国两制”之方针,中央依法行使之职权主要有两个方面:①根据事项本身之性质特点,在任何一个单一制国家都必须由全国政府(中央政府)行使之职权,包括基本法之制定、解释、修改权,国防权,外交权,紧急状态权,特区之创制权及其政府之组织权、主要行政官员之任命权;②根据一国全国政府(中央政府)和区域政府本身之职能来划分职权,属全国政府职能范围内之事项,例如捍卫领土完整由全国政府负责较好,社会治安之维持等由特区政府负责较为科学合理[227]:134-135。中央对特别行区享有之权力可以分为:①有些权力完全由中央直接行使,如防务;②有些权力归中央行使,但中央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充分吸收特别行政区之参与,如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任命;③有些权力归中央,但中央也授权特别行政区行,中央监督特区行使这些权力,如中央在外交事务上有全权,但同时授权特别行政区以法定之名义、方式自主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央对此实施监督;④有些权力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行使监督权,例如立法权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用备案之形式起监督作用[227]:135。有些与主权关系密切、十分重要之权力也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例如司法终审权、发行货币权、征税权、独立之出入境管制权等;中央尽管保留“剩余权力”,但是特别行政区将来还可以取得中央授予之其他职权[227]:135-136。基本法关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主要有:①特别行政区之创制权:是其他一切权力之基础;②对特别行政区之立法管治权;③特别行政区政权之组织权;④宣布非常状态权:当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和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⑤外交事务权;⑥防务权[227]:145-149。由于西方国家新中国封锁,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香港几乎是中国与外界联系之唯一窗口;西方人通过香港认识中国,中国内地人通过香港认识西方[227]:323。香港无论过去或将来,仍扮演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前港督卫奕信勋爵曾说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香港首先是中国的世界城市(China's World City),一如纽约之于美国和世界[227]:324。“一国两制”并非仅是中国解决统一问题之方法,更是一种全新之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大战略之有机组成;既是处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如何共存之方针,也为处理世界上实行不同社会制度之国家之间关系提供新思维[227]:2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创造之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高度物质文明和法治文明,使社会进步,也给人类带来各种问题;社会主义正是批判资本主义,为避免资本主义各种问题和负面效果,创造更科学合理之社会制度[227]:3。固然强调保持原有之制度不变,但如果变化朝着好方向,有利于中国和港澳台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便符合“一国两制”精神[227]:7。中国坚决保证香港继续依法高度自治,坚决兑现各种承诺,香港坚决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越能够自觉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就越放心让香港高度自治,给的空间就越大;反之,越不能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对香港之高度自治和“两制”就越有戒心疑虑,自治空间就越小[227]:39。法治就是要约束人之政治任性,让政治不再随意,遵循事前确立好之制度规则,变得文明有序;后人坚守法治,能够避免前人走过之弯路,不让悲剧反复发生[227]:155。其实,英国治理香港坚守同样之宪制和法治,150多年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变,香港才有过去之繁荣稳定;无论是香港或者全中国,都要坚守法治,坚守宪法和基本法不动摇,确保坚守同样之宪法法律,香港在中国繁荣稳定[227]:155。香港要学会正确看待中国,要对中国有正确、客观之认识:①不仅要认识中国之过去,也要认识中国之现在;②不仅要接受苦难、贫穷、落后之中国,更应该接受繁荣、富强、进步之中国;③中国虽然还有不少不足之地方,但也要看到并承认中国一直在进步;④要客观、科学认识中国之政治体制[227]:238

荣誉与后世纪念编辑

 
位于深圳莲花山公园广场的邓小平雕像

邓小平曾两次登上时代杂志年度人物,分别是1978年和1985年。

为了纪念邓小平自1979年开始,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策划者和贡献者,其铜像于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广场竖立。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为3.68米。雕像刻画了邓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画面。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曾参观此雕像。另外,在中国的几个城市里,邓小平的大型宣传幅甚至出现在了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标建筑附近,上面写着强调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政策的信息。

 
位于四川省广安市邓小平故里旅游区的邓小平铜像

2001年8月,广安市设立邓小平故居保护区。为深切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让世人了解邓小平的生平事迹,2001年10月,广安市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工修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占地八百三十亩、总投资近亿元,园区集山、水、池、林、亭、路等于一体。邓小平故居、邓小平故居陈列室、邓小平铜像广场、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游景点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对外试开放。2003年10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正式开放[229]

2004年8月13日,为了纪念邓小平的百岁诞辰,于邓小平故里旅游区修建了邓小平铜像广场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邓小平铜像广场的邓小平铜像,高2.5米,重1.2吨,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岗石做成,正前方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这尊铸铜座像坐北朝南,邓面容温和,两颊瘦削,目光敏锐深邃,身穿短袖衬衫、军便裤、沿口布鞋,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230]

坐落着邓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辖区的牌坊村,也作为一座讲述邓小平生平事迹的博物馆,同时也作为广安区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被保存下来。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有一条6车道,宽25米,长3.5公里的大道:邓小平大道。其于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两迈克的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这条路线的东端,纪念邓小平的碑文以汉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三种语言书写。

中央电视台于1997年1月发行了一部名为《邓小平》的纪录片,讲述了邓小平从留学法国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231]。2014年,中央电视台在迎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推出了一部纪念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232]

家庭编辑

 
1945年,邓小平夫妇及其长子长女

祖父母、父母编辑

祖父邓克达,勤劳、俭仆[10]:20。祖母戴氏会纺纱织布[10]:20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时父母已年过40[10]:20。家里有一点田[41]:9。邓绍昌12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挑起持家担子[10]:20。由于时局不安,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务农[10]:20。邓绍昌接受过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经常参与一些“场面上的事”,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和影响[10]:20。早年曾参加“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会”),在协兴场“袍哥会”中先后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头领)[10]:20辛亥革命时期,率众参加过广安武装起义[10]:20。邓绍昌后来又新置一些地,到邓小平出生时,已是一个拥有二三百挑谷之小地主[10]:20。大多数时间都在协兴镇和县城度过[40]:18。1914年,当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10]:21。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40]:18。传到邓绍昌手上时,有120挑谷地[10]:20。最富有时,拥有近40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之长工[40]:18。邓绍昌收入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任职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换[10]:21。由于赌博输钱,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逃到外地[40]:18。邓绍昌逃难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经济亦随之逐渐破产[10]:21。1936年,邓绍昌客死他乡,不满50岁[10]:21。邓绍昌对孩子严厉,动辄打骂,但有维新思想,力主把邓小平送到国外留学;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邓绍昌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10]:21。后来邓小平谈到父亲时说“进步党人”[10]:21。弟弟邓垦评价父亲:“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謢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10]:21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任妻子[10]:20。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 第一任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10]:20。无后而死[40]:17
  •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10]:20。淡氏是广安望溪家坝人,在当地算是富裕[10]:21。据邓榕说,邓小平母亲十分疼爱邓小平;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非常敬重母亲,父亲不在家时母亲总是悉心照料著家务[40]:18。淡氏虽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10]:22。淡氏于1926年病故[10]:20。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当时家能够保持生活,全靠母亲[10]:23
  •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10]:20。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40]:17
  •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儿[42]:1。前夫病死后,她带着一个女儿邓先芙改嫁邓绍昌,生两个女儿[10]:20。大女儿邓先蓉(10多岁时病死),小女儿邓先群[10]:20。1949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到重庆后,邓小平把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同住,从此和邓小平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10]:20

妻子编辑

邓小平一岁时,父亲邓绍昌按照当地习俗给邓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亲[10]:23

邓小平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于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41]:15。张锡瑗又名西远、希园,河北良乡(今属北京房山区)人,比邓小平小4岁,父亲是良乡铁路站站长;1922年入保定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组织负责人,参与学生驱赶校长,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天津宣传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中国国民党保定市监察委员;1925年随父亲到北京,入清明中学读书,同时任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妇女部秘书,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受李大钊影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1926年回国,1927年在保定参与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后调到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工作[10]:107-108。1930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时,妻子张锡瑗临产住进宝隆医院;邓小平到医院照看妻子,张锡瑗生下孩子没过几天患产褥热去世,孩子随后夭折[10]:147

1931年7月14日,金维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与邓小平同行,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任女校教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10]:195。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活泼开朗,果敢干练,风风火火[10]:195。邓小平是在上海李维汉家中汇报工作时认识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后不久结为夫妇[10]:195。金维映在中央苏区曾担任于都县和胜利县县委书记;邓小平被审查时,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10]:215。后嫁与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于莫斯科[41]:15

邓小平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41]:15,育有五名子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生于云南省宣威县一个工商业家庭;父亲浦在廷经营生产宣威火腿,是当时云南著名“火腿大王”,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军,1926年因生意上缘故全家搬到昆明[10]:356。在昆明,浦琼英上小学,考入省立昆华女子中学;1931年9月北平举办全国运动会,浦琼英被选为云南省代表队少年组60米短跑代表,到香港时九一八事变,全国运动会停办[10]:356。浦琼英决定只身往北平求学,到北平一个补习班学习,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10]:356-357。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外围组织成员[10]:357。1937年11月,和三姐浦石英到延安,考入陕北公学,数月后毕业分配到陕北公学图书馆,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数月后选送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改名卓琳[10]:357。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同卓琳谈自己革命经历和前两次婚姻;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诚恳说:“我有意要和你结婚。在前方战斗很辛苦。我年纪是大了些,又不大会说话。年纪大,这是我的缺点,但我希望能从别的方面弥补。”[10]:357卓琳“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是那么真诚,我就同意了。”[10]:357-3581939年8月下旬结婚[10]:358

子女编辑

  1. 长女邓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艺术家;丈夫吴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现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2. 长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出生,邓小平夫妇在与麻田村一河之隔之云头底村找一位奶妈叫郭金梅,一年后邓小平率部转战河北;郭金梅带着孩子跟随邓小平夫妇到涉县赤岸村住些日子,刘伯承为孩子取名“朴方”[71]:117。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妻子高苏宁,骨科专家。
  3. 次女邓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丈夫张宏曾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233][234]:33
  4. 三女邓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萧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丈夫贺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将贺彪之子,总参装备部少将,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35]:146
  5. 次子邓质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董事长,1993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妻子刘小元,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236]:139-145

孙辈编辑

  1. 长外孙女邓卓芮,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邓楠之女。丈夫吴小晖,1966年10月18日出生;曾任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237]:398。吴小晖2018年5月1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238]
  2. 外孙邓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邓林之子,公开姓名为卓溯,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发作病逝。
  3. 外孙女邓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邓榕之女,在孙辈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读美国波士顿韦斯利女校,攻读心理学,学成回到北京,从事广告公关。其后随夫冯波到加拿大生活,2010年育有1子冯然。丈夫冯波,1969年10月出生,出身名门,冯波父亲是国务院参事和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1937年4月-2017年2月20日),冯波母亲董丽惠;冯波哥哥是著名投资家冯涛;冯波1987年18岁留学美国;1992年毕业于旧金山摩云大学电影导演专业;1997年回国,2004年合伙创建联创策源投资基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新浪、亚信融资。
  4. 孙子邓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原名邓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曾拥有和使用过美国国籍[239],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曾任广西百色平果县副县长[240]。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为“David Zhuo”。

爱好编辑

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前喜欢打台球。1959年,邓小平在打台球时不慎摔伤了股骨,伤愈之后为了恢复脚力,他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锻炼方式,但从此失去了打台球的爱好。他散步每次都要走三公里左右,而且很少说话,目不斜视,抬头挺胸,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241][75]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邓小平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风度翩翩,一派大将风度[242]。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60]:173聂卫平曾透露,邓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小平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243]:257。邓小平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74]:232。此外,邓小平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小平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87]:224。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44]:398

邓小平亦是一位资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访时表示邓最爱的是孩子和足球[244]:114。早在青年时期,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花费吃饭的钱去购买球票[77]:227[245]。邓小平亦有要求工作人员录制重要的足球比赛,供他在公余时间欣赏[246]:304。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并改组中国足协,提出“冲出亚洲”的目标[243]:15-17。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突然在举行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出现,现场八万名球迷在赛前起身为其鼓掌致敬[247][55]:583[243]:262

注释编辑

  1. ^ 1.0 1.1 1.2 元代设广安府,明清两代设广安州,1913年改设广安县[10]:19。协兴乡现今为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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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中国共产党职务
新头衔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2年-1987年
继任:
陈云
前任: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1年-1989年
继任:
江泽民
前任:
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主席)
自己
(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1956年-1967年
继任:
胡耀邦
(1980年)
前任:
李维汉
柯庆施
任弼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1927年12月-1929年8月
1935年1月-1935年4月
1954年2月-1956年9月
继任:
李立三刘英
自己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前任:
周恩来
至1976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78年-1983年
继任:
邓颖超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职务
新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3年-1990年
继任: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务
前任:
薄一波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1953年-1954年
继任:
李先念
前任:
林彪
至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5年-1976年
1977年-1980年
继任:
万里
自1982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职务  
前任:
黄永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1980年
继任:
杨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顺序
前任: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8年-1989年
继任:
杨尚昆
国家主席
(排名第三)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7年-1988年
继任:
李先念
国家主席
(排名第三)
前任:
胡耀邦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5年-1987年
继任:
赵紫阳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三)
前任:
叶剑英
中央军委副主席
(排名第二)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三)

1982年-1985年
继任:
赵紫阳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