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典當史
中國的典當業歷史一般認為不遲於南北朝開始，而中國的當鋪源於佛教寺庫質貸，當鋪在歷史上還有典鋪、解鋪、解庫、質庫、長生庫、抵當所等不同的稱呼，但典當活動卻早已盛行。漢代時，典當在民間非常普遍，當時司馬相如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集市上陽昌家裏去賒酒，有了錢以後再去把它贖回來。現代意義上的當鋪卻是出現於南朝，至宋代成為獨立專門行業，興盛於明清兩代，衰落於清末民初。《大英百科全書》認為：「典當業在中國二、三千年前即已存在。西方可追溯到中世紀。」1993年曲彥斌著有《中國典當史》，是中國第一部典當史專著。
漢朝
編輯《後漢書·劉虞傳》載：「虞所賁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東漢末年黃巾之亂，甘陵相劉虞奉命攻打幽州，與部將公孫瓚不和。劉原打算把受賞之財質押外族，卻被公孫劫掠。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稱：「私人典當業從其業務形式來看，漢代時期便已經產生了，但是有關典當活動的零散文字，只能認作隨機性的行為，可視為產生典當業的萌芽。」
南北朝
編輯《南史·甄法崇傳》「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
《南齊書》有：「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韶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幌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
唐朝
編輯《大唐六典》卷六載有一條關於質貸利率的具體規定「凡質舉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債過其倍。若回利充本，本官不理。」
杜甫《曲江》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舊。」
白居易詩：「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
宋朝
編輯吳自牧在《夢梁錄》載：「凡顧倩人力及幹當人，如解庫掌事，貼窗鋪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鐺頭、行菜、過買」等等「俱各有行老引領。」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說：「今寺輒作質庫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要。……庸俗所為，古今一揆。」
明朝
編輯《明實錄》載：「今徽商開當，遍於江北，資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者，計汪充等二百三十年」。又《嘉興縣誌》載，安徽的「新安大賈與有力之家，又以農田為拙業，每以質庫居積自潤」。
清朝
編輯薛福成表示：和珅被抄家時有「當鋪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萬兩。」[2]
《合肥金融志》載嘉慶八年（1803年）合肥城有當鋪13家，如德生、德成、德盛當鋪，由李鴻章家族開設經營。光緒十六年（1890年）李鴻章之子李經元經營的德盛當鋪，有員工百餘人，組織健全，分工明確，是合肥典當業中最大的一家。至抗日戰爭，合肥的典當近乎銷聲匿跡。
民國二年（1913年）江蘇省修訂前清「本榜規條」而成的《典當修正本榜規條》之第5條規定：「當物眼同估值，不准信當，掗當，官物之可辨識者，概不准當，珍奇之物，不知價值者，不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內政部、經濟部會銜訂定發佈 當舖業管理規則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廢止日期：中華民國 90 年 08 月 27 日
民國九十年六月六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110770 號令制定公佈全文 38 條；並自公佈日施行「當舖業法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管理當舖業者。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頒佈《上海市私營典當業管理暫行辦法》，經批准營業的為206家，1951年為197家，到1955年僅有145家。
註釋
編輯參考書目
編輯- 曲彥斌，《中國典當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 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曲彥斌主編：《中國典當手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楊肇通，《中國典當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