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里可溫教

也里可溫教，即元代時對於基督教各派的總稱。文字紀錄見於《元史》之中，為中國基督教史上第二次傳入中國。（第一次為唐代之景教。）蒙古人現在主要信奉藏傳佛教。但在13至14世紀蒙古帝國時期，蒙古人主要信奉薩滿教，並存在數量眾多的基督教徒，且多位高權重。總體而言，蒙古人對大部分宗教相當寬容，並通常對多個宗教同時予以資助。自7世紀起，許多蒙古人受到聶斯脫里派教會（或東方教會，中國稱「景教」）傳教而改信基督教，甚至一些部落的主要宗教也成為了基督教。在成吉思汗時期，成吉思汗的兒子迎娶了一些克烈部的基督教徒做妻子，在成吉思汗孫子蒙哥統治時期，基督教成為了起主要影響的宗教。

成吉思汗之孫、伊爾汗國建立者旭烈兀與其妻子脫古思可敦。她是東方教會基督教徒。

聶斯脫里派基督教的習俗與西方有所不同，因此歐洲人常因其對耶穌本質的認識而視其為異端。但是，歐洲人中也流行着有關祭司王約翰的傳說，認為在東方有一個信奉基督教的領袖，會幫助他們進行十字軍東征。傳說的一個版本將約翰的身份與克烈部領導人、蒙古人基督教徒王汗聯繫在了一起。

蒙古人佔領了中國北方建立元朝時，東方教會時隔幾個世紀得以重新進入中國。隨着蒙古人的擴張，可汗配偶對基督教的同情影響了蒙古人的軍事戰略。在1258年巴格達之圍期間，大部分巴格達市民遭到屠殺，但基督教徒得以倖免。當蒙古人侵入巴勒斯坦時，曾試圖建立法蘭克-蒙古同盟以聯合歐洲基督教徒對抗穆斯林。

蒙古與西方的聯繫也帶來了許多傳教士，如方濟各會、道明會。他們前往東方試圖在東方宣傳羅馬天主教。

傳入經過

十三世紀時，歐洲十字軍東征，適逢蒙古大軍西征中亞，在「敵人的敵人即是朋友」的想法下，以及唐代以來波斯景教流傳下來關於中國的資料的鼓勵，遠聞蒙古強大的教皇國遂於1245年至1253年間向蒙古派出多明我會及方濟各會之宣教士作聯絡工作。1254年，方濟各會宣教士呂柏克（魯不魯乞）到達上都和林向蒙哥進行宣教，但未能成功。

尼可洛·波羅與馬費歐·波羅將忽必烈的信交給教皇額我略十世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馬可波羅之父及叔父返回歐洲，並向羅馬提議派遣一百名宣教士前往中國，然而最後只有二人自願前往，且皆在未抵達中國前折返。及至1289年，教皇再派方濟各會宣教士孟德高維諾前往東方各汗廷。1293年，孟德高維諾到達元大都拜見忽必烈，並獲准在大都宣教，由是開始了元代基督教在華傳教之歷史，當時與唐代以來傳入中國的景教被合稱為也里可溫教。

1328年，孟德高維諾死於中國，當時全中國內有信徒三萬人，可見其盛況。

在華宣教之終結

元代十字寺石刻

終元一代，方濟各會之宣教士不斷來華進行宣教活動，且得元朝政府之信任，然而其信徒仍主要以色目人為主，未能傳於漢人。及至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由於缺乏漢人信徒，元代也里可溫教亦隨蒙古在中國大陸統治的結束而終結在華之宣教事業。

陳垣與「也里可溫」

《元史》之中早載有「也里可溫」一詞，但歷來史家均不明其義。晚清年間興起西北史地之學，研究中國之西北地區與中國之關係，其中尤着重元史之研究，然而由於《元史》中多蒙古語而難以了解；另一方面，由於當時駐外使節了解到西方各國均有蒙古之研究，且水平極高，因此激起了中國史學界對蒙古之重新研究，當中更借助西方之學。

清代，侍郎洪鈞出使歐洲德俄奧荷四國後，從西書輾轉譯成《元史譯文証補》，使中國之學者驚嘆西方漢學研究水平之高，更一度掀起「非《元史》」之風。洪鈞當時即在書中提出「也里可溫為景教之餘緒」。及至1902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臣，當時沈家本即在《元典章》中發現「也里可溫」之義。

民國初年，由於基督教在華再次興盛，對其在華歷史之研究亦隨之興起。當時輔仁文社即有研究也里可溫教者。其後，當時尚未成名之陳垣受輔仁文社之影響，於1917年作《元也里可溫教考》，明確指出「也里可溫」即「敬拜耶和華者」，也里可溫教為元代傳入之基督教一事，亦正式被中國史學界確實。

陳垣當時亦憑此文章而得享盛名，成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開山祖」之譽，並與史學家陳寅恪在被稱為「史學二陳」。

參考文獻

• 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發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號（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教學發展中心，1998），頁5－8。
• 陳昭吟：《元朝也里可溫教和世界歷史發展的關係》，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2006年，第六期，頁5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