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達賓諾德·帕爾

「拉達賓諾德·帕爾」的各地常用譯名
「拉達賓諾德·帕爾」的各地常用譯名
中國大陸	拉達賓諾德·巴爾，拉達賓諾德·帕爾
臺灣	拉達賓諾德·帕爾

拉達賓諾德·帕爾
拉達賓諾德·帕爾
出生	1886年1月27日
逝世	1967年1月10日（80歲）
知名於	東京審判（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拉達賓諾德·帕爾（1886年1月27日—1967年1月10日，印地語：राधाबिनोद पाल 、拉丁化：Radha Binod Pal），也譯作拉達賓諾德·帕爾，是印度的法律學者、律師。他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印度代表。

早年

帕爾生於孟加拉邦拉第亞區一個村子，三歲喪父，由於成績優秀，獲得政府頒發的獎學金得以繼續學業。Presidency College中學畢業後，考入加爾各答大學修讀法律。

1911年從加爾各答大學法律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1920在法學碩士考試中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考試獲得碩士學位，並於翌年成為律師。
1924年，取得加爾各答大學法學博士學位（LLD）。
1923年至1936年期間，擔任加爾各答大學法學教授；並先後於1925年、1930年、1938年三次當選有印度學術界最高榮譽之稱的「泰戈爾紀念」法學教授。
1937年，受國際法研究院之邀，成為議長團成員。
1941年，出任加爾各答高等法院法官。
1944年，出任加爾各答大學副校長。^[1]

東京審判

1946年，帕爾受邀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印度代表，他認為東京審判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事後法」，嚴重違反了不溯及既往原則，並寫下了數十萬字的判詞主張日本所有被告無罪，他最終主張所有十一名甲級戰犯無罪。這一觀點也讓中國法官梅汝璈、菲律賓法官德爾芬·哈拉尼利亞（英語：Delfín Jaranilla）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法官震驚，因為這樣的邏輯可使得紐倫堡審判的所有被告都被釋放^[2]^:402。審判結果以6票對5票通過為有罪判決^[1]。

帕爾在東京審判時與辯方即有頻繁互動。審判期間法官的意見分成了多數派與少數派，與多數派持異議的法官並不止帕爾一人，但只有帕爾認為被告全員無罪，從根本上否定東京審判。由於冷戰的局面逐漸形成，日本社會普遍對東京審判失去了興趣，同時擔憂帕爾的個別意見被不當強調，誤解為法庭上重要的意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國際檢察局局長約瑟夫·季南於1950年4月21日給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寫了一封信^[3]^{（§2.4.2）}：

我提議對公開出版起訴書、開頭陳述、判決中各法官的意見及審判經過的概要應予認真的考慮。[……]帕爾法官的反對意見被不當地強調，極易招致誤解。[……]然而，如果附上充分引用檢方極為慎重準備的詳細的審判資料和法庭證言的概要，我認為多數意見判決的主旨是適切的。

東京審判之後

1952年，日本結束佔領狀態，《帕爾意見書》公開出版並為日本人熟知。批評東京審判的人士將此書奉為圭臬^[3]^{（§4.2.3 印度法官的反對意見）}。同年被聯合國委任為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直至1967年（其中1958年度和1962年度為委員長）。1960年被頒授印度最高榮譽PADHMA-RRI。1966年離開聯合國。

1967年在印度加爾各答病逝。

評價

因為帕爾在東京審判期間的觀點，他在日本部分人士眼中的地位甚高，在如今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中便立有「帕爾博士彰顯碑」^[3]^{（§4.2.3）}。

親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全程的美國記者阿諾德·C·布拉克曼認為，拉達賓諾德·帕爾在審判即將結束時撰寫的異議書「顛來倒去」，一些結論甚至難以置信。在異議書中他寫道，違反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僅僅是違約，不等同於犯罪」，折磨和殺害盟軍飛行員的日本軍人「在我看來……沒有犯任何罪」，對於日軍偷襲珍珠港則稱「每一件事，至少在日方，似乎都真心誠意的做了，我找不出任何其中有任何背信棄義的跡象」，但是在異議書帕爾沒有評論在攻擊珍珠港之前日本對馬來西亞和其他地方的偷襲。布拉克曼批評帕爾實際上粉飾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告所有的行為。當時，中國和菲律賓以及一些歐洲的法官對此感到震驚，他們認為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紐倫堡審判的被告都應當釋放。帕爾在異議書稱其主張每一名被告都應當無罪釋放，布拉克曼批評異議書「無罪釋放」的裁定極端到登峰造極。^[2]^:402

拉達賓諾德·帕爾全員無罪主張的思想淵源與其本人在殖民地的成長背景有關。據程兆奇所言，在帕爾意見書中能夠強烈地感覺到他對當時國際法秩序正當性的懷疑。帕爾認為，目前國際社會秩序基礎的法律原則都只是為了強國方便地壓榨弱國而已，因此東京法庭無非是大國機會主義的延續。^[3]^{（§4.2.3）}